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

2013-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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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许良英与王来棣。(资料图片)
图片:许良英与王来棣。(资料图片)


*许良英夫妇在一个月之内先后病逝*

中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终生研究科学史,而且是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许良英先生逝世前28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他的太太王来棣病逝。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前离休,终年86岁。王来棣逝世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正在重症监护室,已经昏迷,直到逝世没有再说一句话。

许良英夫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写作和研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大半。

*纪念回放1999年“许良英夫妇访谈录”*

许良英夫妇在中共刚刚建立政权时结婚,他们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中国,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在纪念这对几乎是同时走到人生终点的夫妇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回放1999年他们二位接受主持人张敏采访的录音。

请听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下两集。

先请听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上集——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中,请听住在北京的许良英教授和夫人王来棣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

*许良英:早年经历,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影响我的人生道路*

许良英:“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一个农村,家庭是小地主。父亲作点小生意,二十多亩地,父亲没什么文化,我五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第三个男孩。父亲死了以后,靠我母亲。母亲也没什么文化,经济很困难,家里勉强能够温饱。小学毕业后,母亲没让我上学,没钱。我心里很难过,过了一个月以后,才勉强让我去上。

我读初中时,兴趣很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第二天,老师讲‘昨天晚上,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沈阳,那边的人变成亡国奴了’,当时我听了很难过。那天开始,我就天天看报纸。”

许良英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功课一直是班里最好的,总是得到老师夸奖。他说,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第一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件事也对他影响很大。

许良英:“1931年思想有很大变化。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我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了也学他。”

许良英回忆,他小学时就把初中的课本都看了。初中毕业后,家里让他靠考师范,因为读师范学校不要交学费。但许良英的志向是作科学家,他对家里人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教书也不行’。征得家人同意,他去考了工业职业学校,学习电机工程。1937年杭州沦陷,学校搬迁,以后解散。只差半年,他和同学们都没能毕业,许良英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志向改变,从作“当代物理学权威”,到“职业革命家,革命铺路石”*

许良英:“回家后,我心里很消沉,就读书。看了一本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他的文集,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938年我考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大学一年级我填志愿表,填的是‘我要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那时还不到19岁。”

许良英说,“后来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我,同时我对共产党也有好感和同情。

20岁以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许良英:“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国家是为了个人,不是个人为了国家。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为了使个人发展’。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从那时,我的理想就是民主主义。

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为我对国民党一直不满。共产党呢,我就把他看作《水浒》里的好汉,不怕死的。这些人是英雄,但是我没想我要去干革命,我胆子很小的,但思想里觉得共产党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有道理。”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那里有共产党重要会议‘遵义会议’会址。这使许良英有机会从同情共产党,到更多的了解共产党。

许良英:“遵义那个地方,老百姓非常之苦。冬天没有棉袄穿,穿着单衣。青年人被抓去当兵的,都用绳子捆起来。我看了心里都很难过。地主家里花天酒地,感到中国需要革命。 1941年‘皖南事变’,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下决心作一个职业革命家。”

大学二年级以后,许良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方面,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志愿“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的许良英,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人生志向改变为“作一块革命的铺路石”。

*许良英:弃教寻找共产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许良英:“毕业时,我的老师王淦昌要我当他的助教,我那时是要搞革命的。”

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恩师,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许良英是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他婉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于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在报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许良英投身革命工作的心志未改,1946年在四川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到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来棣——大家闺秀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许良英就这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的夫人王来棣却生长在另外一个阶层,后来同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王来棣本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来棣:“我出生在浙江温州,祖父年轻时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追求君主立宪。民国初年他当过县长。我叔叔们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律,两个是学工科。我兄弟姊妹四人,我的叔叔、伯父们都有子女,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家里有家庭教师,有教我们‘四书五经’的、教古文的,又有教数理化的。

我祖父、父亲、叔叔们都很爱国,把那些爱国的故事给我们讲讲,买这方面的书给我们看,对国民党不抵抗很不满意。我是从他们身上继承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

我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觉得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他们内部好像很清明,不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化,在当时就很向往。我那时才12岁,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里就有人到新四军去。我当时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太小,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说‘你吃不了苦’,没有让我去。

整个中学阶段,除了念书,就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对国民党腐败现象和他们的独裁专制,我们都抵制。我是浙江大学‘学生宣传队’的,到各个学校作宣传、上街宣传。当然冒风险,追求共产主义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当时家庭里也向我灌输‘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当时好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插播  当年歌曲《解放区的天》片段)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呼嘿嘿一呼呀嘿……”

王来棣:“宣传队上街宣传时,打着小旗子。老乡就拿个凳子让我们爬上去。‘同胞们!……’就说开了,宣传一番‘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罢课吗?因为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学抓去了!……’就这么喊。站在那里唱歌,唱得老百姓围上来,我们就讲一番。警察来了,赶快逃走。

本来我们家……像我这样的出身,同劳苦大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参加了共产党,21岁,就是从爱国主义这个思想。”

*王来棣: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我当时非常虔诚*

主持人:“您是您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吗?”

王来棣:“对,我是第一个。我参加共产党后,对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影响。当时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学生,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参加共产党后,党内纪律非常严。开始时在校内工作,后来把我调到校外做中学生的工作。当时叫‘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中学区区委’。区委书记就是许良英,我是这个区委的委员。当时的纪律要求我不要在学生当中公开发言,自己要隐蔽起来。所以我处处很小心,从此以后就没有自己的活动了。

原来我也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从那以后,因为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都得去执行。当时我倒没有抵触,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做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富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当时我也是非常虔诚的。”

*王来棣:逐渐感觉不对,思想上有怀疑;许良英: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转向学术*

王来棣:“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同老许1950年结婚。”

不难想象,当许良英、王来棣,这两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又组成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他们对未来有多少美好的向往。他们哪里会想到,前面将有怎样的坎坷,哪里会想到他们竟会被双双开除党籍,还要忍受长达二十年的夫妻分离、骨肉离散。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工作,王来棣则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许良英教授说,1955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大事。

许良英:“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叫‘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一个‘主要骨干’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为了方然的事情,我被科学院审查了一年。”

王来棣说:“我当时逐渐感觉到不对,思想上有怀疑,比如说当时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都布置了任务的。所里让我们写文章,还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我总觉得马寅初的意见不错,为什么要批判?特别1955年‘反胡风’一下子在报纸上公布了他们的私人信件,按照私人信件给人家定罪,我总觉得这样子做法不好。

我当时在所里是很受重用的,因为我们所党员很少,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在所里是支部委员。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肃反运动’时把我调出来作‘肃反办公室’专职干部。我感觉到我们所的几个审查对象证据不足, 把他们弄出来放在群众当中七斗八斗的,斗得很惨。另外,还让我去搜查人家的房间,看人家私人的信件、日记……我就觉得不好,因为我自己年轻时,训导处要审查我们的日记,我都反抗。”

1955年前后发生的事情,使许良英夫妇对共产党一些做法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许良英因此不想再做行政工作,他转向了学术研究,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许良英逃脱了行政工作,却没有能够逃脱1957年“反右运动”的大劫难。

*许良英:仅仅因我反对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而被打成“极右派”*

许良英:“1957年幵始搞‘鸣放’,希望大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可是大家比较怕,不敢。反复动员以后,大家说了。4月、5月时,报上登了很多对共产党批评的意见。当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研究‘现在这个社会到底主要矛盾是什么?’

‘鸣放’时,我是很左的。我对毛泽东很迷信,迷信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讲的话我都非常信的,对共产党很忠诚,共产党有什么要求马上去执行。‘整风’时我没什么意见好讲。相反,人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不对的,还批评人家。

结果想不到,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一篇,要搞‘反右运动’,要打击提意见那些人,那些人是‘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看《人民日报》这文章,我心里很难过,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你把他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以后还做什么工作呢?’党的会议上我就讲我的意见。结果,我就被‘晋升’成了‘右派’,说我‘反对反右运动,而且反对党中央’。1957年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极右’”。

*王来棣:我有警惕,因知道要算账,说许良英“鸡蛋碰石头”,他像是“也得碰”*

王来棣:“当时我因为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团支部书记,所以我是‘整风’的对象。上级叫我做记录,说‘群众提意见不要忙于答辩’。所以我自己一声也没说话。支部书记动员、所长也作动员,让大家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这种许诺的。当时发言的不是很踊跃,反正大家也响应号召吧,都发言。

突然地,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我也觉得好像很不合适。大批特批地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变成敌人……明明是你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家提意见,人家意见提了,你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当时所里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这些大字报登记下来,不管内容怎么样,一律要贴出去,将来好算账’。所以我有这个警惕,知道要算账的。

结果,老许的事就把我牵进去了。因为人家‘鸣放’的时候他也很活跃,鼓励人家提意见,后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他思想不通,说‘共产党翻脸了’‘共产党不讲信用了’……就在支部里边同人家辩论。

我说他是‘鸡蛋碰石头’,他好像是‘碰石头也就得碰’。后来他挨了批斗,被定成‘右派’了,我们所就把我也提出来批斗。批斗我三天,让我揭发交待许良英的言论,交待我自己的看法,要对他进行批判。我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他们不满意,说我‘包庇’。”

*王来棣:足月女儿胎死腹中,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饱受压力、苦难、歧视*

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并不是由于发表了所谓“右派言论”,他是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和千百万被划成“右派”的人一样,他和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苦难历程。

王来棣:“有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支部书记来找我。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哲学所把许良英定为监督劳动,到北大荒。许良英呢,拒绝改造,回家来了。现在支部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动员他到北大荒去,星期一报到’。好像是生离死别,这一下子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当时很难过。

当时我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九个多月了,预产期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生了。我因为心里难过,就哭啊,睡觉也睡不着。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一天,星期一我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动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孩子死了,死在肚子里。这就闹出人命,进了医院,把孩子弄下来。”

这是许良英和王来棣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一直盼望的女儿,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是“反右运动”最年幼的牺牲者之一。如果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她现在(1999年)应该是42岁,也该是一位母亲了。

王来棣:“等我产假刚满的那天,我们所的支部通知我去开会,把我批斗了一番,说我同‘右派’划不清界限,开除党籍。不容我分说,根本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就举手通过了。原来我是做党史研究的,做党史工作必须是党员。这个工作就不能做了,改行了,所里处处对我很歧视。”

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务农,一去就是20年。王来棣在北京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来棣:“所里经常有下乡劳动任务,每次都让我去。按照规定,凡是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夫妻两个必须留一个在城里照顾孩子。可是我就一个人,每次都要我去。我的大孩子当时6岁,小孩子才3岁。有时我一走就是几个月。好在我的叔叔照顾孩子,后来我把孩子一个送到学校住校,一个送幼儿园。

1959年搞‘人民公社’,我们所到农村去参观人民公社,党支部把我叫去说‘因为你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让你去,你到工地劳动去’,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事上。我很穷,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饿肚皮我是深受其害,我的孩子都浮肿(营养不良),我还得把‘粮票’省下来让孩子吃。发的‘肉票’,一个月(能买)二两肉,我就留着星期天给孩子吃。

在宿舍里,我受欺负,孩子也受欺负。宿舍里丢了牛奶,人家就怀疑是我偷的,完全是对我的侮辱。”

*许良英:回乡当20年农民、被监督的下等人,饱读马列毛著作,现有点发言权*

许良英:“我以后就回老家当农民,当了二十年农民。被监督,下等人嘛。在农村的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我都看了。 《列宁全集》我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看了五遍。至少我现在有点发言权了。”

许良英说,回乡务农还要养活将近七十岁的母亲。不久,早年和许良英一起参加革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回了乡。这边,是如此凄楚的团聚;另一边,是天各一方的分离。

*王来棣:知许不可能回来,离婚,想对孩子有好处。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王来棣:“1961年他‘摘了帽子’,还不能回来。我们所也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回来了。既然这样,我想他已经摘了帽子,后来他开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思想也比较稳定了,我就提出离婚,我想对孩子也有好处。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好多‘右派’有这种经历。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对共产党也有很多认识。

到‘文革’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废物了。那时候连高中、大学也没有了,孩子都没法上学。我就鼓励他们学数理化、学英语。‘文革’时,我大儿子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1967年就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

他在学校里也受歧视,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也是‘混蛋’了,受歧视。下农村时他才16岁,开始时他也很天真,带去好多书。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写些读书笔记,思想比较活跃。他对林彪有些言论还批判批判,结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么小年龄,你说我多痛心!”

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回放,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下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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