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下集)

2013-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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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许良英与王来棣。(资料图片)
图片:许良英与王来棣。(资料图片)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今天请听下集。

中国著名科学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终生研究科学史,而且是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许良英先生逝世前28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他的太太王来棣病逝。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前离休,终年86岁。王来棣逝世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正在重症监护室,已经昏迷,直到逝世没有再说一句话。

许良英夫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写作和研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大半。
许良英夫妇在中共刚刚建立政权时结婚,二人都在中共建政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中国,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在纪念这对几乎是同时走到人生终点的夫妇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时候,“心灵之旅”节目回放1999年他们二位在节目中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以下请听1999年5月1日首播的 “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下集——

多年来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而积极活动的中国著名科学家许良英教授和夫人王来棣早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甘愿冒生命危险追求社会进步,“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他们的理想。怀着共同的理想,他们相识相爱,一起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胜利。许良英和王来棣结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对共产主义满怀忠诚的他们,想不到几年后会被双双开除党籍,夫妻分离,骨肉离散。

1957年,由于许良英对“反右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被划成“极右分子”,当时正怀着身孕已到预产期的许夫人王来棣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以致胎儿突然死于母腹之中,他们因此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以后,这个家庭又经历了长达二十年天各一方的分离。

1958年,许良英被迫离开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回到家乡农村务农。1961年,许良英被
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儿子的王来棣被告知,许良英永远不能再回到北京。在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为了使孩子们的前途尽可能少受一些影响,许良英和王来棣,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离了婚。

即使如此,在那个年代,王来棣和孩子们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歧视。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王来棣被调离原来的研究工作,她独自养育两个孩子,每年还要有很长时间被分派到农村劳动。“文革”开始以后,他们的境况更加艰难。年仅17岁的大儿子下乡去“北大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许良英:“文革”中被批斗不堪侮辱自杀未遂,身心备受煎熬*

许良英在家乡被作为当地“反革命总根子”批斗。从学生时代就向往民主与科学的许良英不堪侮辱,更看不到希望。在悲愤之中,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许良英:“我说‘我过去被划右派这么多年,我这么努力改造自己,你还要搞我,我就不想活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失去知觉了。”

那是1969年9月的一个晚上。 过了12个小时,许良英经抢救苏醒过来,他不得不继续面对“文革”的疯狂,面对看不到尽头的磨难。在夫妻离散,父子被阻隔的孤苦与黑暗之中,许良英的身心备受煎熬。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在各种孤独之中,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许良英和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经历过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独。

*许良英忆恩师王淦昌多次解救自己于危难,“文革”中冒险每月给许寄生活费*

然而即使是在最野蛮荒谬的时代,人间仍然有真情在。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导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1975年得知许良英在农村生活很困难,他给许良英写信说:“你以后的生活费由我包下来”。从此,王淦昌每月从遥远的四川以“王金”的名字寄给许良英30块钱。

王淦昌在许良英一生中,多次解救他于危难。早在1942年,许良英大学毕业时,王淦昌对许良英满怀信任,希望他留校作自己的助手。那时,血气方刚的许良英执意投身革命,婉言谢绝恩师的好意,离开母校去寻找共产党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在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为了搭救许良英,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30年后,当许良英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开除公职,在乡间生活困难的时候,又为许良英雪中送炭,不远千里每月寄送生活费。

又是20年过去,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王淦昌先生已经于去年(1998年)年底逝世。

许良英回忆起恩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每月给他寄生活费一事的时候说,当时王淦昌先生身处非常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文革”最初几年,又遭受到批判凌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竟然敢于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啊!

(插播歌曲:《爱的奉献》片段)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许良英:给儿子寄康帕内拉传记鼓励战胜逆境,父子相见不相识,*

在20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许良英坚持从事对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研究。由于家人分离,许良英先生多年没有机会和儿子见面。在大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许良英寄给儿子一本书,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囚禁了27年、坚持在狱中写作的哲学家、作家康帕内拉的传记,许良英以此鼓励儿子战胜逆境。

1975年,许良英终于有机会和大儿子见了一面,离别十几年的父子相见已经不相识了。

许良英:“当时有十几年没见面,见了他我不认识了。我已不信共产党了,我同他谈了一次,原来他比我更早认识共产党。”

*许良英:“右派”被改正,家庭离散20年后得团圆,恢复党籍未感觉光荣*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这一年许良英编辑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出版。1977年胡耀邦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称赞“这是一本好书”。

1978年,许良英被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他在回乡20年之后,重又返回中国科学院工作。许良英和他的家人走过了20年苦难的历程。由于政治运动导致骨肉分离的家庭悲剧故事,随着世事变迁,续写出新的喜剧篇章。分离了20年的许良英和王来棣复了婚,全家得以团圆,他们夫妇被迫分开时只有三十多岁,待到团聚时,早已是年过半百。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个人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许良英夫妇在1978年底、1979年初先后恢复了党籍。早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许良英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20年后又恢复党籍,这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呢?

许良英先生的太太王来棣回忆说:“‘平反’之后,还是给我挂了一个‘尾巴’,我还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我们支部没有向我道歉过,说我还是不对的,他们做的还是对的。”

许良英先生说:“恢复党籍的时候,我是这麽说的‘我入党时感觉光荣。给我恢复党籍,我没有感觉到光荣,而是感觉很沉重,因为党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给我‘右派改正’时,人家鼓掌,很高兴,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些‘右派’被‘改正’了很高兴,说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说‘我没这个感觉,我的党籍根本不应该失去’”。

*王来棣:对“反自由化”等很感失望;许良英:中国需民主启蒙,我有责任*

王来棣:“‘平反冤假错案’,当时胡耀邦同志在台上,大家对党还抱着希望吧。不过后来没有多久,一次又一次地又是什么‘反对自由化’啦……又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就感觉到很失望。

许良英:“我觉得我的人生观没变。我年轻时下定决心要献身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道路我觉得没有选错。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民主启蒙,所以我有责任唤醒大家。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我们要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刘宾雁、方励之我们三个人联名发起。邓小平为此非常恼火,下令把这三个人开除党籍,不想他错把许良英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

同样是多年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积极活动的、住在上海的作家王若望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作家刘宾雁,一起被开除了党籍。在阴差阳错中逃过了这一次惩罚的许良英先生,后来到底还是再一次丢掉了党籍。这是后话了。

1980年代末期,许良英教授已经年近七十,历尽人生艰难的许良英在家庭团圆之后,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他说,觉得于心不忍。

许良英:“人家说‘你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安度晚年嘛!’我就觉得于心不忍,就是社会责任感。爱因斯坦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被当局列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名单里面。”

*许良英:1989年起草致中央公开信,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很多人对10年前1989年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事件仍记忆犹新。

1989年二、三月间,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国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文化界人士上书邓小平、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其中有42位著名科学家、教育界人士签名的《北京科技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就是由许良英先生起草的,他的夫人王来棣也签了名。

许良英说:“当时党中央态度比较好,赵紫阳还在。统战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施雅风和我爱人王来棣,请我们吃饭,谈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说‘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讲给我听’,我们觉得很高兴——中央还满开明。

胡耀邦逝世以后,公安部有个内部文件,监控109个人。大家都劝我躲一躲,我决定不躲,我说‘我准备作个谭嗣同吧’。想不到‘六四’以后变成这个样子。”

*许良英: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杀我头我都不同意。再丢党籍*

(插播1989年6月4日凌晨现场录音: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对于“六四”屠杀,许良英夫妇公开表示了他们的义愤。

王来棣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参加学生运动过来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国嘛,他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八九民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共产党没理由,怎么可以用机关枪,用坦克来镇压学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过去就是北洋军阀,就是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有这么厉害。”

许良英:“1989年‘六四’以后党员登记,说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我公开说‘要是这样的话,杀我头,我都不同意’。上面不让我登记。”

八九“六四”之后,许良英又一次失去党籍。

*许良英:《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起草呼吁书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许良英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努力。1992年初,邓小平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有人组织笔谈“展望十年以后的中国”。许良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结果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被收回,人们很少有机会读到。

1994年4月20日,许良英起草了呼吁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7位著名科学家、知识界和民运人士签名联署。在进一步征集签名的时候,受到当局干扰,只好提前截至。在呼吁书上签名的共有45人。其中自然科学家21人,社会科学家12人,文学家4人。45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共产党员,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

5月15日,当许良英先生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了与呼吁书内容相同的信,并附上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复印件,同时也把这些文件寄给了参加签名的王淦昌先生、楼适夷先生等19名签名者,这些邮件全部被扣。

*王来棣:我支持许良英,同事关心我们;许良英:夫妻合作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夫人王来棣支持许良英所做的这一切。王来棣说:“我觉得他很难得,还是冒着风险的,这麽大岁数了。他比我坚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还是支持他。他起草的《呼吁书》啊,《公开信》啊,好几次我都签名。

我们研究所把我叫去教训,说我给我们近代史所抹黑了。现在一般同事看问题也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侯觉得你被开除党籍就歧视你,现在我到所里去,都很关心我们,还要问问‘老许怎么样啊?’‘你们安全怎么样?门口还有没有警察呀?’都很关心。”

这是一个深受尊敬的家庭,也是一个历尽磨难之后赢得幸福的家庭。

许良英说:“大孩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他主动要求‘支边’到黑龙江。到那里,他学马列、学毛泽东的书。‘一打三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又搞得很惨。恢复高考以后,人家考大学,他考研究生,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毕业后搞计算机方面。工作两年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他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小儿子15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我现在工作重点就在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想写书,在这方面搞了十几年了,同我爱人一起合作。”

许良英先生与夫人王来棣合作,从事《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许良英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努力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认同。

*过兴先: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许良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原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先生和夫人中国科学院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薛禹谷,都曾经和许良英一起,在呼吁民主的公开信上签过名。

过兴先先生说:“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薛禹谷:许良英看问题深入尖锐,爱民爱国*

薛禹谷女士说:“我们都是在一个学校的先后同学。在学校里知道他是比较进步的。他很活跃,思想看问题比较深入,也很尖锐。对国家、对人民都很爱护,确实是很爱国的。从年轻时起就追求真理,各方面也很勤奋好学。一直到现在,学的东西、看的书都很多,这方面我们都很钦佩他。同学从年轻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感觉。”

*周辅臣:许良英一生献给科学与民主,人生观健全,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臣先生说:“许良英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正义感的著名科学家。他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想使中国人民脱离不科学、不民主的旧中国。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健康的人生观。

解放后,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上。不料,他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说了几句不令人欢喜的话,竟成了‘右派分子,因而在乡下过了十几年农民生活。但是他一直未忘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一边劳动,一边开展科学思考和研究。获‘平反’回城以后,他不计较名利,仍然抱着科学与民主,毫不放松。争科学、争民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求解放。一是对自然界求得解放;一是从社会中得解放,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大、最重要的事,也是人的一生应该努力的目标和理想。

许先生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与民主,这表示他的人生观健全。我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李佩珊:许良英在我们研究室业务水平高;他认为我国要民主自由,需要启蒙*

科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近现代科学史专家

李佩珊教授说:“我跟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块做研究工作。许良英念物理念得也很不错,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觉得《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实际上就是发起‘反右派’斗争了,他觉得这个违背毛泽东思想,到处讲‘这个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让发表的(笑)。就为这个,把他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

到了1970年代,我们一块儿写了一本书《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我们(研究)室里认为,他大概在我们室里算是业务水平最高的了。

他原来是很忠实于革命、很忠实于党的。可是到后来,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慢慢就加强了。他还是很有道理、很有根据的。他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要民主啊、自由啊,需要有人做启蒙工作。”

*胡亚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保护多样性,民主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学会会长胡亚东先生说:“对许良英先生,听到他的传奇性故事,偶然跟他谈谈,观点也还是类似的。我们自然科学家常常提到‘生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人类不保护,慢慢很多品种就要消失’。那么,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多样性也是应该保护的,我的一种思想可以补充你的思想。不要把所有的(不同)思想都变成一种敌对的,应该保护这种多样性。

许先生就是这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追求民主的,现在仍然觉得民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刘辽: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国家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说:“由于许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局势的一些看法,他的行动自由也受到当局的一些限制。他是代表中国当今知识分子的一个良心。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在国家里地位究竟怎么样?我想,这点我跟许良英有个共同的看法——知识分子就应该体现这个社会的良心。我们作为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国家的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知识分子应该有义务站出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完全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这是十分危险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的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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