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容芬:谈宋彬彬该做的事——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三、四)

201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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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王容芬博士(记者天溢摄)
图片:王容芬博士(记者天溢摄)
Photo: RFA

*宋彬彬刘进的道歉与王晶垚的声明*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里播出了“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一、二,今天请继续收听。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一些当年“文革”时期师生和几位教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后的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现在已经93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先生就此接受我采访时说:“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她们想蒙混过关。她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真的;要是讲假的、虚伪的那是骗人的。例如,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回放多年前王友琴在本节目受访录音:简述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中学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录音资料回放: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段——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王友琴:“荣誉校友”宋彬彬的“光荣”*
王友琴博士谈到“八.五”事件四十一年后——
王友琴:“ 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容芬与文革,及她就宋彬彬刘进道歉发表文章《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卞仲耘校长遇难47年多以后的2014年 1月12日,当宋彬彬和刘进回母校首次道歉的发言发表后,在德国的学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题目是《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王容芬1966年读大学4年级,不满20岁,她给毛泽东写信抗议“文革”,以后坐牢将近13年。

日前我采访了王容芬女士。
王容芬:“我叫王容芬,奔七十(岁)的人了,就是一块‘文革活化石’。‘文革’的时候我是没毕业的学生,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问他几个问题,为这被判了无期徒刑,坐了十二年半牢。”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请王容芬女士朗读过这封短信。

王容芬41年前写给毛泽东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4年级1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我看宋彬彬不是道歉是撇清,但宋要武和红色要武中学都有记录*

今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道歉后,我再次采访了王容芬女士,请她谈谈看法。
王容芬:“第一印象——居然道歉了,总是算个进步吧。

但是,她为什么能道歉呢?她那个道歉滑稽透顶。我在网上已经评过了,她那个不是道歉,是撇清自己。她关键要……就是压了一辈子的一块大石头,一个是她没改名叫‘宋要武’,再一个是师大女附中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她主要就要说明这两点,这是她真认真对待的,别的都是耍花招的。

先说她这两点认真对待的。(关于)宋要武,那是王任重请她去武汉带着人去支持湖北省委,然后有一封‘告武汉人民书’什么的,那里头底下签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个是宋要武,后面还有四个人。现在她好像不认这个帐,(说)是别人利用她这个名字的。

然后说从来没改名过叫‘红色要武中学’。可是叶维丽说‘就是一张破纸写了几个字呗,不能叫改名’,刘进说‘就是用一张红纸黑字把原来的那校牌糊住了,这个不能算改名’。
她们现在拿西方意识‘你要改名就要正经到有关单位去政府部门注册,才算改名。

‘红八月’的时候,还有什么人敢管你‘红卫兵’啊?而且是在‘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宣言上,一大堆西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签名,‘红色要武中学’里出来俩,一个是‘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有一个什么‘红卫兵’。两个都是(写的)‘红色要武中学’的,她们就楞不认账。所以,她这个撇不清。
宋要武那个改名,你再推到《光明日报》那个记者身上,我觉得也推不干净,记者到底采访了你,你是说了一些话了。

*王容芬:作为有符号意义的人,对人命说声‘对不起’就完了?说抢救是谎话*

王容芬:“另外,她耍的那个花招说‘道歉’,为什么王晶垚先生那么气愤呢?

她一开始悼念卞仲耘校长来了,然后说,因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那四个老师,她向他们的家属道歉,这些家属里就没有王晶垚了。她就是给卞仲耘(的塑像)鞠了个躬,王晶垚根本就不在她们眼皮底下的。
这个欺人太甚了!那是师大女附中第一苦主啊,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的亲人,而且王先生追了四十八年啊,落这么个结果,是谁也压不下这口气。

还有,宋彬彬在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要我大声说一句,对不起!’这是她的结尾,这就叫高潮了,人命关天啊,你不是踩死个蚂蚁什么的。‘对不起’是什么?你碰了人家一下,踩了人家脚,不是有意的,那要说声‘对不起’。这人命你就说声‘对不起’就完了?而且你作为有符号意义的人出来说这声‘对不起’,那你是代表‘文革’里的‘红卫兵’来说话的,那是三千多万条人命,一个‘对不起’就完了,把中国人看得也太不值钱了,没有一点人权观念。”

而且他们五个人座谈的时候,她还说抢救来着。已经没气儿了,抢救什么?就扔到推土车上,上边糊着大字报,然后压一把大扫帚,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啊。谁去抢救去了?”

*王容芬:我看这是运作出来的,一声“对不起”就惊动了天下*

王容芬:“我还看了一张照片,那个桌子大概四面坐的人,那面是宋彬彬刘进她们这些主角儿,每人前面都有个三角牌子人名。这边的牌子有个陈小鲁,还有个姓卜的,不知道是卜大华还是卜二华……反正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儿,不是女附中的学生,都是男的呀……他们这么一运作,全国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法兰克福汇报》上都登出来了。这是他们运作出来的,就说一声‘对不起’,就惊动了天下。”

*王容芬:王冀豫《背负杀人的罪责》,那不是道歉是悔罪*

王容芬:“有一个人也是‘红卫兵’,北京市的,叫王冀豫。2010年大概是3月,在《炎黄春秋》上发了一篇文章,叫《背负杀人的罪责》。后来到了8月时,凤凰有一个女记者采访了他,也发了很长的一篇,这个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来,在这边都震动了。

那是一个16岁的孩子,不是什么头儿。‘武斗’的时候,他是‘四四派’,都是‘革军’‘革干’(家庭出身)的;那边是‘四三派’大概都是‘臭老九’(家庭出身)的。两边的那些初中生孩子们打起来,挥舞着棍棒什么的。别人打他,他也跟着别人那么打。

我为什么对这个人印象这么深呢?一个是他那个不是道歉,他是悔罪。四十多年,每一天都压着呀,他不说不行啊。每到那一天,他都去给那个死了的人烧纸去。

他是打最后一棍子。他说他都虚脱了,那一棒子扔上去的时候,然后惊了,天打五雷轰了‘我打死人了!’这么一震惊。后来他跑了,要到越南前线去,被抓回来了。

正好被关在北京市的看守所,办一个学习班,为了开‘九大’要放一批人。办了好几个班了。

*王容芬:忆往——45年前我在北京市看守所遇到王冀豫*

王容芬:“我是最后一次去的,就跟他赶在一起了,他是我们那个班年纪最小的。我们那儿还有个年纪很大的四十多岁了,北大经济系总支书记,叫杨勋,我认识他。
因为我的‘判决书’(罪状)里除了给毛泽东的那份封信,还有在这个学习班的‘罪行’,就是‘恶毒攻击江青’什么烂七八糟的(所以‘平反’的时候给我来了一个‘反对林彪四人帮’)……本来可以出来,我也跟着混到那儿去也要放。

但是我在那里边……都是一群学生啊,一块就随便说一说什么,越说越热闹了。那时候就说‘要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了。
王冀豫就是因为我那些话,他说给他‘启了蒙了,原来是这样!’他说他‘当时跟着人混,去打死人干嘛呀?原来这才是思想哪!’”

*王容芬:手里拿着钱追着警车的王冀豫*


王容芬:“当时把我重新押回去的时候,他们都(被)放了。上去好几个人批斗我,包括那个……甭说了,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按着我的脑袋往下压。‘坚决镇压死反革命分子王容芬!’喊着口号,嗓子都喊破了……有三、五个人没有跟着举拳头。

然后警车开的时候,王冀豫在后边追,手里拿着一张票子(钱)喊‘还王容芬的钱!我该(欠)她的钱!’他没借过我的钱,一直就追那个警车,追得看不见了。
放他的时候是那个(被打)死(的)人的家属同意了放他,这样才放出去的。”

主持人:“他后来怎么解释他追这个车呢?”
王容芬:“他说他没见过这样的……就是宁死不屈,他们就按我,我那时候就挺起来。按下去,还挺起来。最后押上那个囚车,我在囚车上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样的。”他说,这句话把他‘给震了’。”

*王容芬:2009年王冀豫终于找到我,电话里整个是在悔罪,说他自己罪该万死*

王容芬:“后来为什么……他找我?这都多少年了,他找我,这人挺义气的。他在北京开着一个马场,马场办得很红火,他的经济头脑很厉害。他是北京市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年年到德国来买马。他到处找我,后来老鬼就帮着他找王容芬,居然就找到我一个E-mail地址,就写信来了。然后打电话,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王容芬,我有话不能不说,你得听着,你让我说。’就说他打死人这事。

他说‘老天爷报应啊,老天有眼,我在磨砂轮,好好的,就把一只眼嘣瞎了”。

主持人:“这是哪年的事?”
王容芬:“2009年的时候。所以那年我就回北京了,我多少年没回去了,到他马场也去看了,他就要讲他这事。2010年他就发文章了。
他为什么非要跟我讲?一个是我们有段交情,他追我那警车,拿着一张票子,看见一个女英雄、女烈士。那时候真要枪毙了,他们那些就要求镇压(我)呀,镇压就是枪毙的意思,判死刑……”

主持人:“他拿着票子追,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说法能够跟你照一面,是这个意思吗?”
王容芬:“对。就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军代表把他那个票子还收了,到了也没给我,我在牢里那么苦也没见着这票子。”

主持人:“那您从宋彬彬道歉又说到王冀豫……”
王容芬:“王冀豫的电话里整个是在悔罪。不是‘我要说一声对不起’,不是这样的,这是太不正经了。王冀豫就说他罪该万死。”

*王容芬:王冀豫——陈小鲁——宋彬彬,再看宋彬彬的光荣与近年“文革”回潮*
主持人:“那回过头去看,从王冀豫到后来又有人……也包括陈小鲁是大家比较普遍知道的……”
王容芬:“陈小鲁后来出来(道歉)了,那是姿态呀,他有一定的符号作用。这王冀豫,谁知道王冀豫是谁呀。”

主持人:“这几位出来提这个事情,并且表示歉意……无论如何是表示歉意的,怎么给他们这几个归类,然后再做一下比较?”
王容芬:“王冀豫他认识的是‘红卫兵’的罪行,他说‘我们一帮小孩子就疯了,就去打人、就去杀人,就去当杀人犯去了,就是这样的红卫兵’。他知道这个组织是暴力组织。和宋彬彬那种‘我自己这不……那不……’什么的,就跟‘红卫’兵不沾一点边儿了。

宋彬彬现在的态度跟2007年(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那时不同了。那时候最大的就是她献袖章那个(照片)戳在校园里边大牌子上,拍在光碟里,还有发的那一本纪念册,叫《光荣与梦想》里,她那宋彬彬献袖章就是主题。那整个是一个‘文革’回潮啊。    这是9月。到‘十一’,马上‘样板戏’就上演了。过了年,薄熙来就唱起红歌来了。这是2007,2008年。
2009年王冀豫(电邮电话)找着我了,悔罪呀,后来我们又见面了。每次他都说。这事。王冀豫要小得多,他当时犯案的时候是16岁,1967年打死人的,乱棒打死的,而且是武斗中,不是批斗老师。就是他们看着谁不顺眼,‘破四旧’上去就打,这都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啊。所以他就应了我说的那个‘毛泽东的暴力主义跟底下的暴力组织、青少年那种青春期的躁动扭结在一起,就造成这么一场大灾难。他就是这么一个暴徒,一个施暴者,也是一个牺牲品。”

*王容芬:邓小平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而且有行动,但邓小平没有把毛僵尸拉出来*


主持人:“除了刚才您已经提到的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以外,您看还有什么,无论是从大的方面,共产党曾经对‘文革’否定,到今天又变得模糊,到‘红歌’又从上到下的被唱起来,然后到现在又是进入一种什么状态?”
王容芬:“这里我要说一句公正话,彻底否定‘文革’,那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那是有行动的。什么行动啊?把‘文革’的主犯全都押上法庭啊。只是那个法庭没有叫‘反人类罪法庭’,叫‘审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算他们党内的法庭。但是,确实是从法律上处置这些人了。

邓小平就是没把那毛僵尸拉出来。

把林彪、‘四人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都判了,判死刑,缓刑二年,人道也在那儿了,但是给他们判处的极刑也在那儿了。不光是这些主犯,还有那些有刑事责任的人。蒯大富什么那‘五大领袖’不都给判了十几年嘛,尤其是北大的那个聂元梓,都判了刑。

*王容芬:宋彬彬她们走出这步说声虚伪的“道歉”多么难哪!毕竟风向好像变了*

王容芬;“王晶垚先生现在认识到了,那个组织者、发动者要负什么责任、打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他今天说出这话来,这觉悟不容易啊。

我要说,宋彬彬她们走出这一步,说一声虚伪的道歉,多么难哪!48年了,迈出这么一步来。王冀豫那是‘背负杀人的罪责’,一辈子都在悔罪。宋彬彬她们48年能认识到这么一点点。这个我也欢迎,也算是进步。她不是以‘要武’为光荣了,不是现在又弄出(献)袖章这个(照片)来,所以这个风向好像是变了。

甭管陈小鲁道歉还是宋彬彬道歉,但是他们的道歉跟王冀豫的本质上不一样的,这点进步也太难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这之前审判林彪、‘四人帮’,多少年了!现在这么一点点,拐来拐去,拐出一个‘我要说一声对不起’。”

*王容芬:王晶垚先生大彻大悟思维极大飞跃,说红卫兵应对他太太的死具体负责*

王容芬:“还有,我特别高兴,王晶垚先生进步非常大,到现在,王晶垚先生能认识到这三点(详见王晶垚的声明全文),能说出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还来个感叹号,我觉得是他极大的飞跃。比宋彬彬她们走出道歉这一步来,这步子迈得那要大多了,这真是彻底大彻大悟了。

王晶垚先生说出来‘宋彬彬的道歉虚伪’,就是彻底服人了。他自己以他的身份,真正的受难者的家人、难属啊。再一个就是,他是亲历者啊。而且王先生经过了这么痛苦的磨练,他认识到这一步了。到现在他说,‘红卫兵’应该对他太太的死具体负责。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是一个极大的飞跃。”

*王容芬:宋彬彬在文革里有责任的,不是简单的高中生*


王容芬:“当然我还想说,这个民族不容易啊。(对)那个纳粹……几年就把纳粹搞臭了,该杀、该绞死的绞死,追到天涯海角,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了,抓回来还得归案。
中国人呢,难死了!真是!到现在才一声对不起,别的都很难很难的。

所以,这个民族的……就是陈小鲁他们道个歉大家就欢呼了,那王冀豫的悔罪就没有人提什么。

还是迷恋这个呀,‘红二代’呀。王冀豫他父亲只不过是个后勤部的部长还是副部长,还是空军里的一个什么,跟政治局委员、常委这些没法比的。

宋彬彬在‘文革’里有责任的。最坏的是那个谢富治,她一直住在谢富治家里,跟别人不一样。”

主持人:“宋彬彬等三个人最早在学校写大字报,北大聂元梓刚写完大字报,公布的第二天,她们就写出大字报,她们只是中学生……是学生党员、高中生……”
王容芬:“她们已经参与了‘文革’决策层的工作,就是她们来执行的,不是个简单的高中生。就从高中生的角度来说,不说她爹她娘,她也不是个简单的高中生,她是中共党员哪!”

主持人:“她住在谢富治家不是‘文革’开始住,等于谢富治是她监护人是不是?”
王容芬:“对,对。所以谢富治叫她干啥她干啥。卞仲耘死了她们马上跑到那儿去汇报。第二天刘进就按照吴德说的话‘死了就死了呗’。”

主持人:“既然讲到这儿,刘进在这次道歉的时候讲出的细节,不知道您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和看法?”
王容芬:“对刘进我一直没特别重点的去看她。对宋彬彬比较关注,但是刘进也撒过谎。你撒一句谎你在我这儿人格就完蛋了。她说是抢救过,那根胡志涛的回忆不一样的。我是有证据才敢说的,我要是写的话都有出处的。
‘八.一八’上天安门的时候,谢富治是在那儿把门的,叫谁上不叫谁上,一个个的问‘你爸是谁’。宋彬彬过来的时候,她还带了一个女孩,谢富治就挡住了,问‘她是谁的孩子?’不问‘她叫什么?’宋彬彬说‘是张爱萍的(孩子)’,这就让上去了。还是他们这一帮啊。”

*王容芬:宋彬彬该做的事——把事具体说清楚,她就算对得起这历史了*

主持人:“四十七年,不到四十八年,到目前为止宋彬彬、刘进她们有这么几句话公之于众,您觉得她们还有什么该做的事情没做?”


王容芬:“她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她不要替全国的负责任,她把自己姿态摆得很高啊,我没有保护好老同志什么老师这个的……你保护谁呀?周恩来只能保护几个死党,你个小丫头片子你保护谁呀?这就是摆高姿态的。
但是,她具体地说一说——你这个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怎么成立起来的?谁指示的?第一张大字报写的谁看的,谁批的……把这整个过程……一辈子做一件事就行了,卞仲耘是怎么起来斗的,第一次怎么斗,第二次怎么斗?谁知道的?怎么斗、怎么汇报的?最后怎么死的?然后到市里边怎么说的?——就这一件事她给说清楚了,她就算对得起这历史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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