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友琴:评道歉驳假话 ——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二)

201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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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网络图片)
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网络图片)
  

*宋彬彬刘进的道歉与王晶垚的声明*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里播出了“评宋彬彬刘进道歉系列访谈”之一,今天请听该系列访谈之二。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五十多名“文革”时期师生和几位教师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后的1月27日,“文革”中遇难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现在已经93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1月30日,王晶垚先生就此接受我采访时说:“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她们想蒙混过关,是虚伪的、假的。”

主持人:“您觉得什么样情况下您可以接受?什么样情况下您不可以接受?”
王晶垚:“她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真的;要是讲假的、虚伪的那是骗人的。比如,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这个声明是由我本人决定写的,我本人负责任。我非常欢迎国内外的读者能够发表意见、我更感谢国内外的读者能够主持正义,谴责她们罪恶的行为。”

*回放多年前王友琴在本节目受访录音:简述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十几年来,“心灵之旅”节目曾经多次寻访过1966年8月5日在“文革”中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血案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以及1966年¬¬¬¬8月18日该校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与“文革红八月”等等事件的研究者。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忆1966年8月5日早上夫妻握手告别*
以下回放一段五年多以前王晶垚先生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王晶垚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王晶垚:“当时在共产党最高领导的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红卫兵’中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进行暴行,自己的校长残杀。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当时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说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垚:“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前后三天,三位同我有关的人非正常死亡 *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垚:“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她出过一本书叫《集体谋杀》,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三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三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到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
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垚:“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

*回放多年前王晶垚在本节目受访录音:1966年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垚:“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以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的样子,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上早在学校就已经完全被打死了。”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一直保存着卞仲耘校长的遗物*      
王友琴博士说:“王晶垚先生立刻就去商店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卞仲耘尸体身上的伤痕、肿大的头部和身体都拍了下来,他也把卞仲耘身上的血衣……还写着‘打倒’字样的墨字,还有她当时穿的裤子,裤子上有她被打昏以后大小便失禁的排泄物。他把这些东西都保存起来,其中还有几十个纱布球,是他们当时看到尸体上被打出来的血窟窿还在渗出体液,所以他们就拿那个去擦,他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保存在一个皮的箱子里边。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录音资料回放:卞仲耘之死与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王友琴:“荣誉校友”宋彬彬的光荣与王晶垚家衣柜中的卞仲耘灵堂*
王友琴博士谈到“八.五”事件四十一年后。
王友琴:“ 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1967年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后的一年,王晶垚在他的家里,在一个衣橱里布置了一个卞仲耘的灵堂。衣橱的门平常是关着的,他们把卞仲耘的照片就贴在衣橱的里壁,然后在照片前边会放上一枝花。平常衣橱的门总是关着的。因为1967年那时候来抄家的事情是比较少了,1966年抄家的非常多,被人发现的话这是大的问题。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秘密的纪念卞仲耘,表达他们心头的悲哀。
同时,王晶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调查卞仲耘被打死的经过。
他当时见过宋彬彬,王晶垚和宋彬彬的这种争论,也已经延续了四十七年。在当时他的记录本上就有他跟宋彬彬的谈话,宋彬彬还说‘我们革命委员会只是想杀杀她的威风’。”

*王友琴:对近年的“红卫兵”道歉,我一直认为是道德行为、好现象,表敬意*
王友琴博士谈到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回母校表示道歉。
王友琴:“首先我想说,对这几年出现的‘红卫兵’道歉,我一直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三年以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们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介绍(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申小珂等八名‘红卫兵’向他们的校长程璧老师道歉。
我认为他们的道歉是个很道德的行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做了坏事错事应该道歉。同时他们的道歉是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做的,是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不道歉,也可以照样安然生活下去。
一直到最近发生的陈小鲁的道歉。他作为当年‘红卫兵’知名领袖和高干子弟当然就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
我认为他们的这些道歉是好的,我觉得对道歉者应该表示敬意。”

*王友琴:但宋彬彬道歉情况可能不一样。回顾“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派”*
王友琴说:“但是,对宋彬彬道歉,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彬彬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间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对‘红卫兵’暴力迫害的一个‘否认派’。

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否认派”——

2004年有一个纪录片叫《八九点钟的太阳》,作者是Carma Hinton,英文片名是《Morning Sun》,早晨的太阳。宋彬彬两次出场,强调说她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谣言的危害。
电影里有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和我的文章里已经列出的九名受难者,是被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其中有两名是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被打死的。师大女附中有三名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纪录片中讲话,她们没有一个人为这样血腥的暴力事件说一声‘对不起’,说一声‘道歉’。甚至还有一个人说,卞仲耘死是因为她有心脏病。整个这个电影也根本就没有提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红卫兵’打死人这样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

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九十年校庆作为一种荣耀挂出来——
第二次是在2007年,宋彬彬参选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的“荣誉校友”,她当选了。当选者有一块展板,她就把她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挂出来,作为一种荣耀挂出来。
当时王晶尧先生非常愤怒,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当时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在这封信里,王先生非常悲愤地说‘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的这个袖章,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可是宋彬彬根本不予理睬。

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团队’是“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者——

从201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们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现在她的支持者们也自称是她的‘团队’。发表文章说我写的关于‘红卫兵’暴力、关于女附中怎么杀死卞仲耘和怎么在杀死卞仲耘之后又在校园里杀死了附近饭馆的19岁女服务员的事情‘是故事不是历史’。有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四十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篇是《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故事不是历史》。所以我才说他们是‘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者。

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们的策略。
第一,是否认‘红卫兵’暴力的存在。以前他们不要提卞仲耘怎么被打死,也不要提在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还有第二个人被打死,至今他们也不提这个十九岁的小服务员。同时也不要提在整个北京城里有多少人被打死了,在那个夏天有1,772个人被打死。不提受难者的结果当然就是这整个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组织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任何一个文化里,‘太阳’都是很正面的形象嘛。
第二,是他们否认‘红卫兵’在这个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特别是中学生‘红卫兵’的作用。因为当时在北京市被打死的人中间,最多的就是北京西城区,而打死人基本上都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第三,就是打死人的‘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它的残酷程度。因为卞仲耘不是一个人的死,也不是一个学校的暴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里,有那么多和平居民和教育工作者被杀死。而且你可以看到全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以刚去世老师死无对证“之说”诬蔑受难者家人是做了假材料——

那么,这个事情一直到最近,2013年的12月31日,帮助宋彬彬最得力的一个刊物《记忆》网刊在105期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化名发表的,讲到在11月27日有一位老师叫刘秀莹去世了。
刘秀莹原来也曾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个教员,王晶垚先生曾经出示一份在1967年他跟刘秀莹的谈话,1967年已经是卞仲耘被打死一年后了,那时候王晶垚先生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他们谈到在卞仲耘被杀死以后学校发生的事情,包括刘进在第二天早晨的广播讲话。但是这个《记忆》杂志的化名文章居然就说‘刘秀莹生前就跟我们说了,这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一九七六年和她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谈话记录稿)材料是假的,我没在1967年跟王晶垚先生讲过这个话’。就用一个刚刚去世的老师已经死无对证的一个‘谈话’,来污蔑、攻击受难者的家人是做了假材料,这是很卑鄙的做法。”

*王友琴:宋彬彬从“否认派”变成道歉者,应欢迎;但说的假话,不可接受*      

宋彬彬拒绝承认她在那天暴力事件中其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王友琴:“就在2013年12月31日他们还在说王晶垚先生造假,可是到了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突然转了个身,召开了‘道歉会’,还请了媒体来报导。她从‘否认派’就变成了道歉者。这种转变应该欢迎,但是关于‘文革’暴力说的这些假话,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主持人:“您刚才作了一个回顾,您觉得宋彬彬应该负有什么责任?而她自己在道歉中承认的、她肯负的是什么责任,换话句话说她为什么道歉,道的什么歉?”
王友琴:“我想,她拒绝承认她在那天的暴力事件中间其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没有听到过老师和同学说宋彬彬和刘进当天制止过殴打卞仲耘——

主持人:“还有,她说她两次劝阻(殴打卞仲耘),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说她‘没有强势的去阻止’,并且说了她‘不可能强势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看上去这个是她道歉的原由,她认为是她自己的责任。但同时她又说她‘和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而且她说她‘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对于她的这个细节的描述,您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了解,是怎么看?”
王友琴:“我没有听到过老师和同学说她和刘进去制止过。”

若要求抢救,不必签名作保,王晶垚说当时因不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写下名字——

主持人:“在宋彬彬的这次谈话中,她也再次提到关于抢救的事情,并且她说‘李松文老师带头签名作保是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您怎么看她现在的这个说法?”
王友琴:“我想,知道当时情况的人都会怀疑这个说法。如果你去送(卞校长)去医院,你们‘红卫兵’积极要求抢救的话,医院当然会抢救。卞仲耘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医院的工作就是送来的病人都要救治,他们当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后来有的医院就开始拒绝接受,但是第一个他们不会拒绝。
第二,你们说(要求救)就可以了嘛,医院救就好了嘛,用得着叫你写下来吗?那个(字条)上边也没有写‘我们作保,要怎么怎么样’。
第三,我觉得李松文老师自己的态度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就是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师大女附中有这么多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这样的迫害,遭到毒打、遭到监禁,甚至像卞校长这样,被活活打死。47年来(李松文)他说过什么话呢?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很显然他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否认派’里的人物嘛! ——你当时是个老师,你比学生年纪还要大,你说过什么话?为卞校长的死、为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和汪副主任的被毒打——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
第二呢,就是王晶垚先生说这个纸条不是这样来的,他有他的说法:他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是当时学校的新的权力者,所以他请他们写下(名字)你们是谁。我想王晶垚先生的解释也很清楚的。”

如果《光明日报》文章是冒宋彬彬名,宋彬彬应详文说明伪造背后的细节——

主持人:“在宋彬彬的这个谈话中也提到,在‘八.一八’之后的两天,也就是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她说这篇文章不是她写的,和她没有关系。根据您的研究和当时一些知情者的回忆是怎么样?”
王友琴:“这个其中背后的细节,我觉得宋彬彬可以去讲的,她应该写出文章详细的来说。如果她说是他们伪造的,那你就说是他们怎么伪造的,这也是很好。但是她没有说。”

有关“红色要武中学”的几个例证——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她提到‘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您的记忆中她这个说法是不是属实?”
王友琴:“那这个就是要关系到定义什么叫改名,在师大女附中的大门上贴过‘红色要武中学’的大字。在8月25日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时候,因为有五十多
个学校的‘红卫兵’参加,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列在上面的就是北京‘红色要武中学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当时铅印的记录还在的。”

*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和“八.一八‘要武’”的责任者*

准确说明每个人的责任需法庭那样的机构来做,我们应首先客观说清历史——

主持人:“对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一个大事件,您刚才也讲了种种细节,那么关于宋彬彬应该负的责任,还有当时那个历史,以及您所提到的运动的那个总的发起者、领导者,这些中间的关系,您又是怎么看?”
王友琴:“您提得很好。可能应该非常准确的来说明每个人的责任。但是,这样的工作是需要有一个法庭那样的机构来做的时候,才可能的。你看到我的书里也只是很客观的写了宋彬彬当时的一些活动,普通的人都会做自己的判断。所以首先我就说,我们应该把大的历史说清楚,在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能比较懂得他们各人的作用和责任。

对于这个道歉的发生,我想普通人也都看得很清楚的。在王晶垚先生这样的47年的坚持下,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王晶垚什么都不说,我想现在宋彬彬可能也不会来道歉吧,而且到现在她也不愿意去向王晶垚道歉。”

宋彬彬、刘进如果真心道歉,会说出所知道的幕后事情——

主持人:“另外,对刘进(在同一天)的那个道歉,您有没有想说的话?这次刘进出来又讲了,上天安门是她作为总领队派宋彬彬上去的等等,您有想发表评论的吗?”
王友琴:“这个她说她派的,那当时她权力很大啊。我想刘进说的这些跟她自己以前说的都自相矛盾了。她以前都提到因为她的爸爸好像也开始有问题了,所以开始她就知道……
她们有一套一套的说法变换,她们自相矛盾。
包括刘进讲过的‘在天安门上献袖章的时候,是宋彬彬和谢富治商量过的’。但是刘进本人没有上天安门,所以应该是宋彬彬和别的上天安门的人说的。这些也都是以前我闻所未闻的。这是两年以前2012年7月刘进在北京说的。
也是刘进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宋彬彬和她的哥哥是住在谢富治家里的。后来‘文革’中间曾经起过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在‘文革’中间各级政府的负责人是全面被清洗的。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只有一个原来的书记是留下来的,其他人全部被说成是所谓‘走资派’。在她的父亲被清洗以后,谢富治就命令他们当天就搬出来。

(‘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据刘进说,宋彬彬要去献袖章,谢富治就同意了。这个时候师大女附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也在旁边,她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就问了宋彬彬,说‘这是谁的孩子?’宋彬彬就告诉了谢富治她是谁的孩子,谢富治说‘那可以’。所以,那个女同学也就给毛泽东戴上了红领巾。现在,在‘八.一八’之后的《人民日报》上(转载《光明日报》)都可以看到这些大幅的照片,当年的同学都认识她们。那就是当时在城楼上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是认为,宋彬彬和刘进她们愿意道歉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也希望她们是真心的道歉。
如果是真心的道歉,她们一定会把她们所知道的幕后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对大家进一步认识‘红八月’的情况有帮助。
你也可以看到(记录),她们在卞仲耘被打死以后立即去了北京饭店,而且她们立即见到了当时北京市的第二负责人吴德。
那么,这些事情是普通的同学、普通的老师都不知道的。包括刚才说的刘进讲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些对话。宋彬彬和刘进是知道的,她们应该说出来给大家听的。”

*王友琴:王晶垚谈“文革‘八.五’”事件的五个原因,我觉得中肯贴切*
主持人:“在刚才您的陈述中也是多次提到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这一幕,那您有没有对另一个角色就是毛泽东,他对所涉及到的这些事情,与这些事情是什么关系,您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王友琴:“我要找到王晶垚的那段话,他讲得非常清楚,比谁都清楚。
我是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的。后来的年代里我也经常去看他。
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这个惨剧的原因,王晶垚也跟我谈到多次。在我1995年跟他谈话的记录上,王晶垚先生非常清楚地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事情的原因主要有五个。
第一个是毛泽东,王晶垚说是毛泽东煽动杀人,是铁案。第二个,他提到是因为有一些坏人捏造事实,诬陷卞校长。第三个原因是‘红卫兵’,王晶垚先生说‘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党卫军,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他说这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第四个,他提到当时的一些掌权者,像‘工作组’,这些人的私欲,看着别人打人,而政策不让打人,他们也不管,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好向上司交代。第五个原因他讲到群众的原因。他说当时人人自危,俯首贴耳。
他讲的五个原因我觉得都是非常中肯,也非常贴切的。”

*王友琴:王晶垚与宋彬彬辩论已延续四十七年,年轻人有责任谴责杀戮,以防重演*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已经九十三岁了。他和宋彬彬的辩论已经延续了四十七年。
在1967年他就开始做了调查,他也找过宋彬彬,他把这些话都记录在他的本子上。他也跟我刚才讲到的刘秀莹老师谈过话。刘秀莹老师也告诉了他在(1966年)8月5日之后这个学校里发生的关于卞仲耘之死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争论真的是延续了四十七年。2007年王晶垚先生为宋彬彬当‘荣誉校友’的事情写过公开信,到了2013年的12月31日,宋彬彬的支持者们还发表文章说‘王晶垚先生出示的他1967年和刘秀莹老师的谈话是假的,刘秀莹没有跟王晶垚见过面’。
我想,我们年轻的人应该站出来帮助王晶垚先生来说明这个事实。来谴责‘红卫兵’暴力和杀戮,这样我们才可以让将来不再重复这样的惨剧。”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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