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同竹先生:人亡诗毀两不存 ——专访郦曼茵女士(一)RFA张敏

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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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曼茵2017年80岁圣诞节(本人提供)
郦曼茵2017年80岁圣诞节(本人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3,10)
*当今——从修改教科书到修改宪法;忆往——看“文革”史实与终身领袖*

在前面节目中谈到,前不久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了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的“错误的”这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近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举行。在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秘书长王晨正式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修宪内容还包括,私有财产可以被征用等等。
从修书到修宪,使越来越多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郦曼茵:习近平如果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
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于1970年7月被枪杀。
对当年南京这一尽人皆知的大案,现在年轻的人们已经所知甚少。

近日我采访了现在住在洛杉矶的已经81岁的郦曼茵女士,访谈的话题从中国教育部修改教科书谈起。
郦曼茵:“我想,这个事情当然是跟习近平的领导有关系。习近平这个人,我觉得他作官几十年好像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而且在他上台作了总书记以后,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述。
但是他第一次讲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问题。他说‘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后否定后三十年’。我当时就觉得他的说法不但奇怪,而且根本无法成立。明明这后三十年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他为什么说不是呢?如果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所以,他这个说法,当时我觉得好像是搞调和折衷,既肯定毛泽东时代,也不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当然了,他不否定‘改革开放’,那是因为他一定明白,如果不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的话,经济根本搞不上去。那就会国弱民穷,中共也没有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他还是必须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只是他在意识形态上要坚持毛泽东的那一套,这个已经由他五年来的一些做法都证实了。
那么,这样来看,他要用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段来逐步肯定‘文革’,那也就不难理解了。”

*郦曼茵:”文革”是一场浩劫,毛泽东不把老百姓人命放在眼里,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


郦曼茵:“现在新编教科书的说法,是要把毛的错误……这是中共说……毛是‘错误’,但是要用我们的观点来说,不仅是错误,而是罪恶。他把毛的错误要合理化、荣耀化,要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探索’。可是对于数以亿万计的‘文革’受害者来说,还有对于全中国来说,从经济、文化和教育上都因为‘文革’而受到全面破坏的中国来说,对倒退了几十年的历史来说,‘文革’都是一场民族浩劫。不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例的,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浩劫。
所以,我们绝不能承认这是一种什么‘探索’。这种‘探索’,如果说是要以千万人头落地、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这样来‘探索’的话,这种‘探索’还有什么意义吗?这种‘探索’还是有任何理由可以成立的吗?

西方人确实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认为毛泽东老是对现状不满,所以就要不断地‘革命’,而他搞‘文革’,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理想主义’是原因。我的一位哲学教授,也是这样看法。
这个话不能说全错,因为毛泽东确实是想一步登天,他总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中国进入‘共产主义’,那他就太‘伟大’了,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种思想支配。后来虽然失败了,他还是不甘心。而在‘文革’的时候,他又要把原来的学校都打烂,想另外搞一套,因为他认为原来的教育体系是资产阶级的。
这些你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是这样搞法,搞得国家不像国家了,人民受的苦难极深,那简直都是罄竹难书!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对中国人民是祸还是福,已经有明确的结论了。所以他这个人完全不把老百姓的人命放在眼里、记在心里。不论死多少人,他根本不在乎,所以他就是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当代价,当白老鼠,作他的这种所谓的‘实验’,所谓的‘探索’。”

*郦曼茵:”文革”是罪恶,运动中被杀害者包括王同竹是国家精英,却被毛泽东视若草芥*

郦曼茵:“习近平现在居然要肯定毛泽东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大大的倒退。而我们中国人呢,跟西方那些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搞‘文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原因。他害怕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被批判,所以他就要消灭所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特别是在党内有地位、拥有一定实力的人,像刘少奇。同时也惩戒那些可能反对他的人,像周恩来、邓小平什么的。因为他让全党全民都神化他,自己也早已神化了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革命化身。凡是在任何问题上和他有意见出入的人,都被他看成是‘反党’、‘反革命’,后来又多了一个‘修正主义’的罪名。
为了消除异己,他不惜用任何手段和代价来作出任何令人发指的事情。
当时在每一次运动中杀害和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王同竹……本来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精英,都可以为中国做出很多贡献,可是被毛泽东视若草芥。
王同竹的死和我本人的经历……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的经历,甚至于比我们更惨的经历,都说明‘文革’是一种罪恶。

我就想,凭什么一个独裁者他就可以这样来剥夺有价值的生命?!凭什么独裁者可以用所谓‘探索’的名义,要我们用生命和青春作出牺牲?!
所以我觉得。这种把‘文革’摆到‘艰辛探索’里头的这样的做法,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是历史的倒退,是习近平企图蒙蔽下一代。
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来反对,都来揭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郦曼茵:“文革”的受害者与牺牲者,自觉的反对者与被荒谬的加罪者*

主持人:“如果简要的说,您和‘文革’是什么关系?”
郦曼茵:“我个人和‘文革’的关系,我并不是糊里糊涂只是因为认识了王同竹,而且成为朋友以后,我帮他整理了一些诗文糊里糊涂的被牵连进去。
因为‘文革’的荒谬,我们在当时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对于‘文革’,已经是很自觉地加以反对。
当然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以什么行动去反对这个‘文革’,也没有真正的‘组织’一个什么‘集团’来扩大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反对‘文革’,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但是在思想上,我们确实对‘文革’是持一种极大的批判、反对的态度。  
所以当我看到王同竹这些诗词的时候,我有极大共鸣。我并不是糊里糊涂读他的诗词、帮他整理诗词。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思想上确实是反对‘文革’的,也确实是反对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因此我当时被捕以后,我觉得判我‘反革命’不算冤枉,因为我确实是反对‘文革’了。当然从共产党来说,一定说我是‘反革命’。我觉得从它的立场来说,这一点没有冤枉我。
因为我跟其他很多被判为‘反革命’的人来说,他们那些(罪状)才叫荒谬呢——报纸上有毛泽东的相,他把报纸给揉掉、撕掉、摔掉了,那也算‘反革命’。或者是日记里头写了几句什么话,也算‘反革命’。或者有两个人在一起说了些什么话,都算‘反革命’……我觉得,比起他们来,我确实已经有自觉反对‘文革’的思想。
只不过,共产党判刑那么重,就为了几个文字上的一点事情就判了我十五年,而且我也没想到,我本来想,大概判我十年也就差不多了吧。结果判了我十五年,所以这个事情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在‘文革’里头,当然我是‘文革’的受害者、牺牲者,可是我当时的思想已经是比较自觉的了,确实是反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

*郦曼茵:忆“文革”中难忘场面——“破四旧”、邻居全家被斗后自杀、我家被抄……*

主持人:“您现在回想起来,您亲身经历的‘文革’,当然有很长时间您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包括监狱在内,‘文革’的场面,让您永远没办法忘记的,如果请您回忆一、两个场面,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郦曼茵:“‘文革’一开始,就是所谓‘破四旧’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八.一八’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是在上海。‘八.一八’的第二、三天我就到常州。是到一个剧团去。那个剧团要考虑让我教几个学员唱京剧。结果,我的在那里才待了第二天,这个剧团的领导人马上就要送我走,因为我当时打扮得比较时髦。这个剧团的副团长是个女的,她还赶紧给我几件普通的衣服叫我换上,赶紧送我上火车走。
我在一路上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看到常州市在大‘破四旧’了。马路上烧的烧、砸的砸,人群乱糟糟的,喊口号啊……我马上就想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场面,这是第一个印象。
回到南京也是一样,我因为可以说是‘乔装’了嘛,所以没引起他们注意到我身上来‘破四旧’,我还戴了一顶帽子,按得低低的。一路上回家也是看到南京这种火光冲天乱糟糟的场面。
过了大概两天,我们后面有一家人家,大概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一大早‘红卫兵’就来抄他们的家,搞了一天,一直搞到晚上。到底里头怎么折磨那一家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不敢过去看,也怕引火烧身。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邻居们都在窃窃私语,说那一家人全部自杀了。我当时觉得揪心得不得了,就觉得这真是法国大革命翻版了。人命啊、财产啊什么什么都毫无保障。因此,我们从此天天生活很揪心,在很忐忑、很害怕的一种心理当中,不知道哪一天‘红卫兵’……
大概又过了几天,我好些日子没回我母亲家了,我就想去看看。那时候也没电话,去就去了嘛。我记得是下午,才走到楼梯……我们家是住楼上,一进那个门,楼梯上全是砸烂的、撕碎的、破坏的东西,我连那个楼梯都无法走路,上去以后看到家里面被洗劫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什么床啊,板凳、桌子都搬走了,好像不让人家过日子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和我的弟媳妇儿坐在地上,看见我来了,也没话说,都呆掉了,都没办法说话了。因为她们刚刚……就是上午,被‘红卫兵’他们搭了一个桌子,站在上面被批斗了半天。而且我的弟媳妇还是个大肚子,还怀着孕哪……
这种种的场面,都使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都没法来形容这到底是什么了。”

*郦曼茵:王同竹不该白白死去,人亡诗毁,他应受到怀念,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他的事情*

郦曼茵:“当然,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判刑那一天。
我在1979年‘平反’以后,我当时的心情跟现在不同,当时‘平反’以后我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件事情,好像想摆脱这个阴影。
可是后来我到美国以后,时间越长,我越觉得王同竹这样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白白的死去。不应该不受到怀念,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再加上我在美国以后读了书,上了大学,读了研究院,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就越来越不一样了。我就觉得王同竹这么白白的死去了,就像我写过的那篇文章里所说的,诗毁人亡。诗也全被共产党毁掉了,人也被共产党杀害了。而且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来怀念他。所以逐步逐步的,我就老是觉得‘哎呀,我一直没有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所以我老是希望至少把他的事情能够让大家知道。”

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在纪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所写的文章,一直没有机会发表。在近日的采访中,我请郦曼茵女士朗读这篇文章,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和网页上首发声音与文字版。

王同竹之死
——“文革”焚书坑儒一例          .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优秀知识分子不计其数,有些惨烈的事蹟已有人记录留传,但还有更多不知名人士的悲壮之死被埋没了。他们的生命本来可以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却被横遭扑杀;他们的死理应重如泰山,却成为一个统计数字。我所认识的王同竹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中共统治初期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的反共斗士,因书写诗词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死。除了丁抒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提及王同竹之外,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时间不长,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规模覆盖全国。所谓“一打”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但实际上以“一打”为主。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以言论罪和思想罪而大批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场恐怖运动,其特点有三:
一. 和文革群众运动杀人或整人致死不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国家机器的名义,由公检法出面,动用法律程序的大规模杀人;
二.不需要有行动,仅凭思想、言论、或文字就判枪毙;
三.为了达到在短期内大规模杀人的目的,死刑审核权由最高法院一级级下放到地方。这场运动是中共历来杀戮思想犯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杀的当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受迫害者至少有二百万人。(注:以上引用丁抒先生大作《风雨如磐的岁月》)。

“一打三反”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从严从重,从快从速。所谓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成员”从1970年5月被捕到判刑仅花了两个月时间。7月,南京市分两批宣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笔者为其中之一。宣判那天,我们被押送到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在世界上大概绝无仅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算司法程序之一部分,实质是杀鸡儆猴的恐怖宣传秀。下车之后,我们一个个被公安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背后还插了一块打著红叉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某某某”的大牌子。笔者脑子裡立刻跳出京剧《窦娥冤》裡窦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形象,时光彷彿一下子倒退了八百年。

笔者被两个公安一边一个架着押上台去。由于头部被死劲地往下压,眼睛只看到地面。我使劲朝左右瞄,发现两边“同伙”和我一样,脖子裡都套个绳套。我当时不明白这劳什子是做什麽的,事后才知道,原来有那不怕死的“反革命”在宣判后、临刑前高喊口号,如“打倒共产党”或“打倒法西斯”什麽的,当局才想出这一预防高招。临刑前喊口号本是电影裡所表现的共产党员英雄气概,可是,“英雄”只有共产党能做,反对共产党的就不让做,万一哪个“反革命”学英雄喊口号,两边的公安马上就勒紧绳套,让你欲喊无声,甚至气绝。

笔者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对异己者的残酷无情,但宣判结果依然让我震惊,当时真觉得后脑勺被大棒重重敲了一下似的。不但所谓“首犯”王同竹被判处死刑,而且他的好友兼妹夫以及三个故交也都被处死。此外,三个和王同竹交情不深但“出身不好”的人,一个被判死缓,另一个获有期徒刑20年,再有就是笔者,15年徒刑。同案的三个插队知识青年以“年轻受骗”而免于刑事处分,还有一个因是中共干部子弟也免于刑事处分。另一个免刑的,就是那个“立功赎罪者”了,他是王同竹在南京交往最密切,也是对王了解最多的人。

宣判结束,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些被判刑者又被押上卡车,但不再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而是两个人一辆,每车上押解的公安却有十多个。接著是游街示众,这种古老的不文明做法,世界上别的地方即使曾经使用过,到 20世纪也绝迹了吧,唯独无产阶级专政却拿来古为今用。

载著笔者的卡车在队列的后方,王同竹作为“首犯”应该在第一辆车上。整个游街过程中,两个公安的两隻大手紧抓著我的肩膀,另两隻大手重重地往下压我的头部,以示强迫低头认罪的意思。卡车开出五台山体育场,从广州路向中山路方向缓缓行驶。由于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虽然被压低着头,依然可以部分看到一路上被组织来观看的民众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街道。前引的丁抒先生文章中说,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而且卡车前方两侧还各配备一挺机枪。如此煞有介事地如临大敌,而“大敌”不过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啻在恐怖剧中增加了讽刺闹剧的成份。

游街车队一路向南,最后到江东门刑场绕了一圈,判死刑的被立即执行了,免于刑事处分的被释放了,发监劳改的只有三个“出身不好”的人,包括笔者在内。
王同竹是个才高八斗的诗人,他被害时应不超过四十岁。1950年代初,他就读于武汉大学俄语系,毕业后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据他说,曾和毛泽东那个脑残的儿子毛岸青同事。1957年,王同竹因书写和发表初试啼声的诗作和短篇小说而被打成右派,由于不认罪,被定为极右份子,发往河北省茶淀农场改造,后来又去了新疆,曾和著名诗人艾青在一个农场。文革时,他趁乱逃离新疆,流落南京。他是那种越受迫害越反叛的硬骨头,他对共产集权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毫不妥协的。

尽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王同竹的诗作仍源源不绝。他的格律诗展现写景抒怀的爱国之忱和嚮往山水田园的雅意逸趣(包括很多描述新疆风光的生动作品),更有杜甫式饱含沧桑的浓郁和深沉;他的新诗有徐志摩的清新自然,也有匕首般直刺中共专制要害的疾言厉色。他追求形式美的创新,绝对超越大多数中共允许的当代诗人水平,令对白话诗不甚感兴趣的笔者刮目相看。只可惜他的作品早早就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和机会,仅在熟人小圈子裡流传,笔者即因读过并帮他抄写过诗作而获十五年有期徒刑。令人跌足的是在他被捕之时,当局搜走了他随身带在皮箱裡的全部诗作手稿,不管反共不反共,销毁殆尽,片纸不留。笔者常想,如果他的作品留存至今,定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当时的环境,没人敢保存他的作品,即使是阅读欣赏,也只能偷偷而匆匆,年长日久,早已于记忆中消逝。他的妻子是藏人,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播音员,早在他被打成右派时就离他而去,想来不会保存他反右前的作品;听说过他有个妹妹,好像是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也不知道她那裡是否可能存有兄长的作品;他的女友虽然是三个免于刑事处分的下乡知识青年之一,但在平反前仍一直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留有他的遗作。总之,王同竹的诗作,似雁过不留声,船过水无痕,彷彿从来没有存在过,令人伤痛!

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捱过9年半铁窗生涯的笔者得以出狱。令我吃惊的是,此案不但判刑劳改的都获得平反,连死去的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故友等也都获得平反。我当时想:难道共产党已经进步到放弃以言定罪,甚至允许言论自由了吗?还是真如平反书上所说,王同竹诗作中虽有部分反共言论,但那都是反右后所写,而当初定其为右派份子根本是错误的?或许只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多如牛毛,统统一风吹,不予细细追究了?事实上,文革后中共对异见分子的镇压政策从未放鬆,王同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共产党也一样容不得的。

王同竹只因写诗而被杀,人亡诗毁两不存。我们失去的既是一位反共斗士,也是一位文学天才,不论从反抗共产专制的意义看,还是从文学价值的意义看,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文革已届50年,王同竹被害也已46年。多年来,笔者一直想写点什麽来纪念他,但每每提笔,竟有千金之重,因为我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哪怕是他写的一首短诗,向世人展示这位诗人和他诗作的真实性和价值,真正是悲莫大于此!笔者已年届耆耄,来日无多,再不留几个字,只怕这段焚书坑儒的残酷事实将永埋历史灰烬之中,笔者亦将永远愧对王同竹在天之灵,故有此文。

以上您听到的是对“文革”中因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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