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曼茵女士訪談錄(三):憶與王同竹相遇前後(RFA張敏)


2018.07.09
酈曼茵2017年80歲聖誕節(本人提供).PNG 酈曼茵2017年80歲聖誕節(本人提供)
Photo: RFA

*中國從修改教科書到修憲,近來個人崇拜與禁言打壓愈演愈烈,令更多人憶“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52週年。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談到,中國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級中國歷史教科書送審本,其中刪去原教科書中“文化大革命”一課,將有關“文革”的內容與“十年探索”合併歸入第六課,題目是“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把以前課本中“毛澤東錯誤的認爲”中“錯誤的”三個字刪去,改爲“毛澤東認爲”。

前不久,又從修書到修憲。刪除了中國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並把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序言。

近來中國各地個人崇拜和當局對不同意見的禁言打壓也愈演愈烈。

這一切讓越來越多中國人回憶起“文革”歷史,回憶起毛澤東作爲終身領袖時代自己的親身經歷。

*簡介本訪談錄前兩部分內容和第三部分主線*

在本訪談錄之一部分,現在在美國的退休專業人士酈曼茵女士談了她對中國修改教科書和修憲的看法,又講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謂“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經歷。回顧了該案所謂“首犯”,俄文翻譯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數學專才孫本橋,以及朋友、英語專才姚祖彝被判處死刑槍殺案件簡況。

這一案件在當時的南京盡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本訪談錄第二部分,酈曼茵女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相關記憶對現在網上不多的關於王同竹案的記述作了一些訂正,酈曼茵女士也談到自己艱難的求學之路。

她這位當年學習電器安裝專業的技術學校畢業生,又是怎樣與曾經在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現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的俄文翻譯王同竹相遇的呢?

今天我們就聽聽酈曼茵女士講述與王同竹相遇前前後後直到王同竹被判處死刑,她自己被作爲同案判處十五年徒刑的經過。

*酈曼茵:技校二年級時三同學開會商討辦雜誌《潮鋒》未果,三年級“肅反”被追究 *

酈曼茵:“ 我的出身不好,共產黨不讓我上大學。 所以我是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的,上海電器製造學校,我學的是電器安裝。

畢業那年正好是1955年‘反胡風’,擴大爲全國性‘肅反運動’,因此大學畢業生也好,中技校的畢業生也好,我們統統必須參加這個‘肅反運動’。結果我在‘肅反運動’裏第一次受到打擊。因爲我和班上另外兩個同學曾經開過一次會,商討過一次想要辦一個雜誌。商討了半天,因爲沒有錢,結果也沒辦起來,那就算了。”

主持人:“雜誌的名字起了沒有,叫什麼?”

酈曼茵:“起了。這個雜誌的名字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罪名,因爲我們想出的名字叫《潮鋒》。這個名字可能也是受到去參觀魯迅紀念館時候一些雜誌名字的影響。那時候他們有《浙江潮》啊什麼的。所以我們想叫《潮鋒》。爲什麼要起這個名字?當然啦,它又是潮水,又是潮水的尖鋒,像浪一樣的。同時它也是‘嘲諷’的諧音,所以這個名字是一個很大的罪名。”

主持人:“在給你們定罪時,他們把這個諧音給破解了?是嗎?”

酈曼茵:“對,對。”

主持人:“接下來怎麼樣?”

酈曼茵:“想要辦雜誌是二年級,1955年是三年級畢業,就因爲這件事,把我們在‘肅反運動’裏打成‘反動小集團’。”

主持人:“和您一起當時被處理的,有幾個同學?”

酈曼茵:“一共三個。除了我還有兩個男同學。那次運動以後,我們的檔案裏就是‘反動小集團成員’,成爲‘內控’對象,我那時才18歲。”

*酈曼茵:“肅反”後被“內控”,我後來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問題上都受到影響*

酈曼茵:“‘肅反’肅了半年,然後又把我們送到上海市高教局舉辦的政治學習班學習了四個月,最後才分配工作。我和另外一個男同學被分配到四川綿陽,到技工學校當老師,還有一個同學被分配到陝西咸陽一個技工學校當老師。

我以爲沒事了。我想強調一下,這個運動看起來不像後來那些運動那麼殘酷,因爲第一,我們也沒捱打,也沒捱餓,也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也沒有送去勞教,可是這個‘內控’是非常嚴厲的一個問題。因爲從此以後我們就是被不信任、被注意、被監視的人。實際上這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後來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婚姻問題上都受到它的影響。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沒有一個正式的工作了,不在‘編制’之內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工作就是南京市一個區的職工業餘學校的代課老師,不算正式編制。

等到‘文化大革命’一來,所有學校,包括職工業餘學校全都停止了,我就沒工作了。”

主持人:“‘文革’學校都停課了,老師還是有工資的,但是因爲您不是正式編制,所以沒工資,是這個意思嗎?”

酈曼茵:“是的,是的。

主持人:“公職怎麼就沒有了呢?”

酈曼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好像一旦有了公職都是‘鐵飯碗’,除非你成爲‘右派’了,或者怎麼了。我之所以沒成爲‘右派’,我認爲完全因爲是1955年我剛剛經歷過‘肅反’,完全知道這種運動是怎麼回事。所以等到‘鳴放運動’時,我根本就不發言。因此我就沒成爲‘右派’,要不然我絕對是個‘右派’,因爲這個教訓我沒成爲‘右派’。

這時候我在四川工作了兩年。你知道共產黨的政策經常改來改去,他們忽然又說這個學校不辦了,所有的教職員工都要上山下鄉去作農民。我當時因爲有肺結核病,實際上就是在畢業時體檢查出來的,我還是被‘肅反’整了半年多。我後來去工作,那時我的結核病稍微好一點,所以我可以8小時工作,但是不能超過8小時的勞累。”

*酈曼茵:我的戀愛與結婚*

酈曼茵:“這種情況下碰到一個問題,我談戀愛了,我有一個未婚夫,他被打成‘右派’了。所以這個事情對我的打擊非常非常大,因此我的結核病就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學校不辦了,他們把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弄到山裏去。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去,因此就動員我回家,我從此以後就沒有公職了。”

主持人:“當時您的男朋友被打成‘右派’,後來情況怎麼樣?”

酈曼茵:“我這個人就是……人家好多……被打成‘右派’了,就都跟他‘劃清界限’啦,離開他啦,這種事太多了,可是我就不是這麼個人。打成‘右派’以後,他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我不能離開他,所以我們還是保持著這個關係。

但是,他本來在陝西的西北工業大學當助教,後來因爲打成‘右派’,好像是‘四級右派’處理吧,也就是說不能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了,就把他調到天津的一個什麼工廠去當工人,所以我們兩個人就離得很遠了。但是我們又不能結婚,因爲他的這種處境,這樣就拖了有四、五年。

因爲我的被內控的狀態,我住在南京,沒有正式的工作。派出所的那個警察他就處處刁難我。後來我就到街道辦事處辦的一個寫鋼板蠟紙的謄印社去工作,我在裏頭工作得挺好的。可是派出所跟那個謄印社的領導處處找我麻煩,搞得我好一個‘四類份子’那樣。

有一次他就把我找去了,說‘你是從四川回來的?’

我說‘是啊’。

他說‘你到四川幹什麼去了?’

我說‘我到四川是分配工作去的。’

他說‘不是吧。根據我們的紀錄,你是到四川勞動改造的。’

我就跑回家,把我的《退職證明書》拿來,我說‘我要是勞動改造的話,我有退職證明嗎?我不會有吧?’

我在當時這種被他們像‘四類份子’那樣的監視和對待,我覺得非常屈辱,呆不下去。第二是我的肺病始終沒好,反反覆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覺得必須離開這個環境,不能再呆在我母親家裏,在母親家就是這個派出所。後來我就跟別人結婚了。”

主持人:“您跟原來的那個未婚夫就分手了是吧?”

酈曼茵:“嗯。”

主持人:“您結婚時多大年紀?”

酈曼茵:“我那時已經25歲了。我當時跟這個人結婚完全是在一種逃避現實、走投無路情況下。因爲他的身分是南京一個非常有名的水泥廠(公私合營後)的‘私方人員’。他父輩是創建了這個水泥廠的,所以他就作爲資方人員在這個水泥廠裏工作。算被‘統戰’對象的,參加工商聯啊,什麼學習呀,開會啊……就是這麼一個情況。因爲他當時很追求我,他說‘你嫁給我以後,他們看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以前那些事他們就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了,我覺得好像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就過了幾年太平日子,然後就‘文化大革命’了。

主持人:“您有孩子嗎?”

酈曼茵:“沒有。”

*酈曼茵:“文革”爆發後被抄家、批鬥,家庭經濟狀況驟變*

主持人:“後來怎麼樣?”

酈曼茵:“本來我先生的工資是比較高的,我們日子過得相當不錯。可是‘文革’來了,首先我們就遭到抄家,以後被帶到廠裏批鬥,連我也帶去了。接下來就不給工資了,每月只給他40塊錢生活費,我們兩個人就靠這40塊錢過日子。我這個先生從小是養尊處優長大的,從來沒過過那麼窮的日子。其實本來的話,40塊錢兩個人過日子也是過得去的,中國大陸好多人五、六十塊一個月的工資,還要養大五、六個小孩兒呢。

但我的那個先生一輩子沒過過這種40塊錢兩個人的日子,所以希望我能夠再找到一點什麼工作,有一點收入。因爲我喜歡唱京劇,我在南京也是個小小有名的‘票友’吧。‘文化大革命’以前當然各種戲都唱。‘文化大革命’以後就光唱‘樣板戲’了。我就唱《沙家浜》的那個阿慶嫂,在南京還是小有名氣。

這樣就認識了幾個朋友,其中有一個朋友叫郝雲鵬。他好像沒工作,他怎麼日子過得挺好?好像比別人都好,我們都覺得奇怪。當然他太太是中學教師有收入,後來瞭解他實際上是在做一些包括投機倒把的買賣,什麼香菸,或者什麼比較短缺的商品啊。還有一個就是到鄉下去‘包工’,幹一些什麼活兒。

投機倒把的事我是不會做啦,但是我想‘包工’的事……他們去給鄉下裝電燈,於是我就跟著這個朋友去做這事情,因爲電的事情我還是會的嘛,我就是學這個的嘛。”

*酈曼茵:從聽說“老黃”(真名王同竹)到讀其詩、見其人,對他有進一步瞭解*

酈曼茵:“但是在這之前,這個朋友就提到王同竹,那時候他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一個新朋友,他們都叫他‘老黃’。說這個人是很了不得的人,是武漢大學俄文系畢業,分配到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工作,可是他因爲寫文章,就變成‘右派份子’。先被送到河北省的茶澱農場去勞動教養,以後因爲說他‘表現不好’,不認罪,於是又把他送到新疆一個勞改農場(搞不清還是勞教農場?)。那個時候很有名的詩人艾青也是在同一個地方勞動教養。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就比較亂了,領導也被當成‘走資派’打倒了,所以就比較沒人管了。這個‘老黃’就從新疆跑出來了。

他爲什麼會跑到南京,這事我也有點不懂。他一沒有糧票,二沒有戶口,什麼都沒有,他怎麼生存呢?他也是去做這種‘包工’,這樣就認識了我的那個朋友郝雲鵬。郝雲鵬就跟我們介紹這個‘老黃’,說他的文采好得不得了。

我這個人對‘右派’份子向來特別欽佩,特別有一種‘情結’。我一聽‘右派’份子,我首先就同情了,再加上他說這個人非常有才學,我說‘你能不能把他寫的東西帶給我們看看,到底有多好?’

後來他就帶了幾首他寫的詩給我們看。哎呀!我覺得真是了不起,真是非常非常好的詩。因爲我也懂一點詩,我學過格律詩,對於怎麼樣才稱爲格律詩,怎麼樣纔是好的格律詩我也懂一點。我覺得,這個人不但格律詩寫得好,也寫新詩,我覺得耳目一新,跟一般人在報紙上發表的什麼新詩都不同。

有一次我跟着郝雲鵬到農村去安裝電燈,就有這個‘老黃’,後來才知道‘老黃’其實是他的假名,他真實的姓名叫王同竹。他喜歡鄭板橋的話‘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因爲我們在農村裝電燈,還可以呆那麼幾天,所以白天晚上都有時間在一道聊天,甚至對他比較有進一步的瞭解。”

*酈曼茵:我曾帶他和他的女友到我家坐坐,我幫他抄寫過詩作,並無太多進一步來往*

酈曼茵:“他到南京就有過一些接觸,這事情得從他打成‘右派’開始。他在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工作時結婚了,太太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藏語播音員,也是個很漂亮的藏族姑娘。可是他被打成‘右派’後,就跟他離婚了。他到南京後認識了一個年輕姑娘,那時王同竹大概近40歲。那個年輕姑娘是個插隊落戶‘知青’,他們兩人就談戀愛了。”

主持人:“這是哪一年的事情?”

酈曼茵:“大概是1968年吧。”

主持人:“那個姑娘插隊還在農村嗎?還是回城了?”

酈曼茵:“她當時在農村,那時還談不到回城。但是她插隊落戶就在南京近郊,所以經常回家。可是這個姑娘的父親是個工人,他曉得他女兒談戀愛是這麼一個年齡比較大又搞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來歷的這麼一個人,他父親就反對,不讓她跟他在一道。

可是你想,年輕姑娘嘛,你越不讓,她就越要叛逆,越要跟他在一道。可是他不能上她家去,因爲她家不讓他去。他們兩人等於就沒地方去,要不就整天在外頭逛。

所以有一次就想到我家來坐坐,我也挺同情他們的,就把他們帶到我家來坐坐。這樣也認識了我的先生。

我先生根據王同竹的談吐……也看過王同竹寫的詩,覺得這人是個很罕見的才子,也蠻同情他們的。但是後來在稍微多接觸以後,我先生就覺得他在政治上好像有些觀點太危險。我先生是個很膽小怕事的人,他說 ‘哎呀!我們不能夠再請他到我們家來了。他的這個觀點有點太危險,我們還是不要跟他太近乎吧’。就這樣,他也就到我們家來過一、兩次吧。

另外我對他還有一個幫助,就是他還在不斷地寫詩,但是他因爲居無定所,有時候就在什麼車站過一夜啊,有時候也不知道在誰的家裏過一夜。他也沒個很好的本子來寫詩,抓到什麼紙就寫在什麼紙上,什麼香菸盒的皮啊,都寫在上面。我就做了一件事,用一個本子把他的那些詩都抄錄整理起來,我就給了他。我沒有留著,基本上來往也就這麼多,沒有太多更進一步的來往。”

*酈曼茵:我和前夫離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

酈曼茵:我和我的前夫……就是那位統戰對象,我和他離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原因也純粹是因經濟方面的。我們兩個人在經濟上受到很大的壓力,我又找不到工作,他就認爲,如果他和我離婚,我就不再是什麼資產階級的、資方人員的家屬,我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辦了離婚。實際上我們仍然還是很好的朋友,只不過是爲了生活而不得不這樣做。
可是不久以後,我就被捕什麼了嘛。”

*酈曼茵:憶我被捕的經過——公安警察用“黃魚車”馱着我從蘇北農村到揚州*

主持人:“您被捕的淮確日期是……”

酈曼茵:“ 1970年5月10日,我記得這一天。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已經跟他們都沒有什麼來往,因爲我這時在蘇北農村一個生產隊的工廠找到一個工作,在那兒待了幾個月,這樣我就跟他們沒什麼接觸聯繫,什麼都沒有。

1970年5月10日是我被捕的日子。那天早晨也不知是休息沒上班呢……反正是早晨,春天嘛田野裏都是開的油菜花,很漂亮。我就在田野裏散步,欣賞那個油菜花。然後就往回走,我住在一個老鄉的家裏。

走到半路上就遇到大隊支部書記,他說‘你跑哪兒去了?快來!快來!跟我走。’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事,就跟他走。走到我寄宿的那家人家,就看到南京市兩個公安人員,他們叫我帶着牙膏、牙刷、毛巾這些東西,叫我跟他們走,然後就把我帶到揚州。

因爲我是在蘇北,離揚州還要北面一點的地方。當時他們是用什麼帶呢,那時候他們公安都沒汽車,就是用自行車……我們叫‘黃魚車’,就是後頭加一塊板,一個人踩自行車,後面就可以坐一個人。

兩個公安,一個警察載着我,還有個警察就跟在後頭,也是騎這個車。我也是坐這個車。不過他們一前一後,我夾在當中就是了。自行車走得很慢,等到了揚州已經是傍晚了。      

*酈曼茵:沒逃過公安的眼睛——我隨身帶的朋友的信被收繳,我又被從揚州送到南京*

酈曼茵:“路上還發生了一件事。當時我口袋裏有一個朋友的一封信。這個朋友是被迫下鄉去的,那是他從鄉下寫來的一封信,裏頭當然就有一些不滿的言論。我覺得我(自己的處境)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不能讓公安看到這封信,所以我就想把這封信毀掉。

可是我在路上我完全沒法把這封信掏出來撕掉,因爲後面有一個公安盯着我。後來我說‘我要小解’,他們就停下來。兩個公安是男的,也不能跟我進去,所以我心想,我到了公廁就可以把這信毀了。

其實因爲我在車上已經用手摸摸口袋,後面那個公安已經盯上我,他們畢竟是專業嘛。當時我要進公廁前,他們就說讓我把口袋裏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不然的話他們就要搜身。在這種情況下,就沒辦法了。我鬥不過他們,所以那封信就落到他們手裏了。

因爲這事情,他們就認爲我不老實,所以他們當天晚上就把我送到揚州市的看守所關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們來帶我繼續回南京。

我爲什麼知道他們是因爲路上的這個事情把我送到揚州市的看守所?第一,他們進看守所時辦手續辦了半天,不像是事先講好的樣子;第二,第二天早晨我們不是直接回南京,先到一個很漂亮的……揚州有很多古時候傳下來的私家花園,後來就作爲招待所什麼的,到這個招待所裏接兩個人,就是王同竹的‘知青’女朋友和她的同學。也不曉得她們兩個人是從什麼地方被帶到揚州的,然後就在那個招待所裏住了一夜。”

主持人:“在您被捕的時候,您有沒有聽到王同竹的信息,他是不是被捕了?”

酈曼茵:“我沒有聽到信息,因爲我有一段時間跟他們沒有什麼來往。但是我一被捕,就清楚一定是王同竹那邊出事了。以後把我們帶到南京,把我帶到雨花臺的公安分局裏關押了半天,傍晚就把我送到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

*酈曼茵:我被捕後第二天的提審。我抄詩的小本子和公安手中的大提箱*

酈曼茵:“第二天就對我提審了。到底爲什麼逮捕我,我也不清楚,我就讓他們問我吧。

他們首先問我‘你知道你爲什麼被捕嗎?’

我說‘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犯法的事?’

我說‘我沒有。’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

我說‘這個就難說了,誰也不敢說沒做過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不過我好像沒有有意去做’。

然後他們就開始一個勁問我都認識些什麼人,在南京有些什麼朋友,然後就問到郝雲鵬,然後問到‘老黃’。這時我就知道了,問題就出在他們那裏。但不是王同竹把我供出來的,一定是那個郝雲鵬。

然後重點就問‘老黃’,‘老黃叫什麼名字啊?’

我沒說,我說‘我們就知道他叫老黃。’

其實我知道他本名叫王同竹,但是我覺得我不要說出來比較好,說明我跟他的關係不是很密切,這樣我就保護我自己。

‘你見過他寫的詩沒有?’

我這個人也是不大會說謊,我就說‘我是見過的。’

然後他們就說我不老實。他們就把我給王同竹整理詩的那個小本子拿出來了,我就明白他們什麼都知道,我就承認了。

這時我就想起來,頭天早晨在揚州看守所去接那兩個女孩子的時候,同時有兩個皮箱。公安人員還叫我過去提那個皮箱,我是他們逮起來的犯人,所以就讓我勞動,把那個皮箱從門口提到車上。皮箱重得不得了,當然是叫我提一個了。我這個人最沒力氣,我的臂力最差,根本提不起來。非常困難才能離地一點點,馬上又要放下去。這個公安人員還笑,就不讓我提了。

我想起來,那個箱子裏是什麼?全是王同竹的作品,都是紙啊,所以特別重。我就曉得,所有東西已經都落到他們手裏了。我也沒有進一步可交代的。”

*酈曼茵:從被捕到公判不滿兩個月,王同竹、孫本橋等被判處死刑,我被判刑十五年*

酈曼茵: “然後就批鬥。把我們帶到全南京各個區、各個縣,甚至農村去批鬥。大熱天,被批鬥了多少場我都記不得了。

到7月……幾號我忘了。最後那天是在南京市‘五臺山萬人體育場’開公判大會。我們被公審已經習以爲常了,從五月份被捕以後,兩個月不到的時間當中已經公審至少有十幾場。但是那天……要麼就是7月24日,要麼就是7月30日。

公判大會把我們五花大綁,綁得緊緊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動。兩邊還有兩個公安人員押着我們,把我們的頭摁下來。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站在臺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所謂‘公判’,然後就是一個一個讀名字,從王同竹讀起。誰誰誰判死刑,誰誰誰判死刑……唉呦,好幾個人判死刑啊,包括他的妹夫孫本橋。孫本橋這個人我當時就知道他是個數學天才,現在網絡上也有很多人提到孫本橋是個數學天才,而且年紀也比較輕,人長得很高大、很強壯的樣子,實在是太可惜了!活生生的。

還有幾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幾個人都被槍斃了。我當時真的是覺得我腦袋上……每報出一個人來,就好像有一個大棍子在我的頭頂上砸一下似的。我真的是不能相信,就爲寫了幾句詩,就這樣隨便的槍斃掉了。

給我判了15年刑。”

聽衆朋友!以上您聽到的是對現在在美國的酈曼茵女士專訪的第三部分,在以後的節目裏請繼續收聽其後部分。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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