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王同竹照片的劉曉笛談王同竹——劉曉笛先生訪談錄(一)( RFA張敏)


201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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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曉笛先生在他的工作室(劉曉笛先生提供)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18,07,21)

一位多年調查收集有關共產主義受難者史料並從事研究的署名俠父(本名劉曉笛)的先生髮來電郵,並提供他收藏的幾幅王同竹先生不同時期的照片。酈曼茵女士感謝他對歷史作出的貢獻和付出,感謝他使王同竹的形象得以重現。

*48年前南京江東門刑場執行的死刑奪走王同竹等人年輕生命,殉難者遺照、遺作難尋*
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了對現住在美國洛杉磯的81歲的退休專業人士酈曼茵女士的專訪。她講述自己在 “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謂“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15年,回顧了該案所謂“首犯”,俄文翻譯王同竹(35歲)和王同竹的妹夫、數學專才孫本橋,以及朋友、英語專才姚祖彝被判處死刑槍殺的一些往事。
這一案件在當時的南京盡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該專訪文字稿上網時,我沒有能夠從互聯網上搜索到哪怕是一張王同竹先生的遺照。酈曼茵女士和她所認識的朋友手中也沒有一張王同竹先生的照片。
酈曼茵女士說:“我在南京時看到過王同竹自己帶的他當年在馬列主義編譯局時穿着西裝、穿着大衣照的幾張照片。那時候年紀輕,形象還是蠻好的。其它我也沒看到過別的照片。
我在認識他之前,是先讀了他的詩詞,被深深打動,後來才認識他的。我自己一直很懊喪,就是我拿不出王同竹的一首詩來。”

48年前,中國南京市江東門刑場執行的死刑,奪走了王同竹等人年輕的生命。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人們甚至連他們的一幅照片、一篇作品都很難找到。他們的形象和聲音,真的就這樣永遠消失在歷史的煙海中了嗎?

*署名俠父的劉曉笛先生通過電郵提供了他多年收存的王同竹遺照,酈曼茵女士予以確認*
在對酈曼茵女士專訪節目播出過程中,我通過推特發簡短文字,尋找更多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知情者。
一位多年調查收集有關共產主義受難者史料並從事研究的署名俠父(本名劉曉笛)的先生髮來電郵,並提供他收藏的幾幅王同竹先生不同時期的照片。
他告訴我:“我看到你採訪的酈曼茵女士的整個記錄,我看的是文本,沒有聽錄音。我手邊正好有一些資料,也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把它公佈出來

我把俠父先生提供的王同竹先生的照片轉給酈曼茵女士,請她進一步確認。
酈曼茵女士說:“在和您溝通的過程中,我第一件事是讀到叢維熙有關王同竹的回憶文章,我非常高興。後來又看到俠父先生提供的王同竹的照片。這兩件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興。照片不止兩張,可是我能確認的有兩張。雖然這兩張照片中的王同竹都比我認識他的時候要年輕,而且還胖一點。因爲我見到的王同竹很瘦很憔悴,而且他當時眼睛有一見風就流眼淚的毛病,但是五官輪廓還是完全跟俠父先生提供的那兩張照片一模一樣,所以確實是沒錯的。
正如叢維熙不是說過嘛……他說‘王同竹的眉宇間好像總帶有一些憂愁悲慼’的樣子。這兩張照片當中有一張也是這種神情。我想這種神情,也許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後才形成的。因爲俠父先生提供的另一張照片,面帶微笑的那張就沒有這種悲慼的表情。”

*酈曼茵: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殘暴超過任何人想象。感謝俠父先生使王同竹形象重現*
主持人:“時隔四十八年,現在看到王同竹的照片,您是什麼樣的感受?想到些什麼?”
酈曼茵:“我就覺得,王同竹這個人本來是應該才華大放光彩的人物,卻被這個中共像碾死一隻螞蟻那樣就消滅了。所以當我看到這兩張照片時,我又一次想到,哎呀,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殘暴真的是超過任何人的想象。
我還讀到過很多很多被中共毀滅的有才、有貢獻的知識分子……有些是從海外因爲熱愛祖國,纔回到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也都受到中共的那種迫害摧殘。這種故事實在是太多了,可以說罄竹難書啊。實際上是中共對中華民族的非常大的一種摧殘。
關於這兩張照片,我真的是要感謝俠父先生,感謝他爲歷史做出的貢獻,感謝他付出的一切。我要感謝他使王同竹的形象得到還原和重現。請您轉達我對他的感謝!”

*劉曉笛先生聯絡RFA欲提供“心靈之旅”報道所涉歷史相關資料,已不是第一次嘗試*
俠父先生告訴我,聯絡自由亞洲電臺主動提供有關“心靈之旅”報道涉及到的歷史事件資料,這不是他的第一次嘗試。
俠父(劉曉笛):“你採訪過一個上海的叫單廟法,他的父親叫單松林,是1967年時就被判處死刑。‘文革’結束後,他兒子一直在上訪。這個案子後來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平反。不但案子最後沒平反,維持原判,把他(單廟法)後來還作爲上訪戶……我看是被拘留過,網上也有這方面消息。
單廟法有他父親的照片,這個在網上也可以查到,你的採訪中也使用過。但是我有一張照片也是上海的朋友給我的,就是他在‘公審大會’上的照片。我看到報道那個的簡報,就說他當時是被捆綁着,胸口上掛着個牌子叫‘反革命分子單松林’。大約就是這個照片拍了四十分鐘以後,他就被遊街示衆,後來押赴刑場被槍斃。我知道的是他兒子也沒有這張照片。
本來我第一次聯繫你,當時我是想看能不能(把這張照片)配到(採訪)他那個訪談(上網文字)稿裏邊。後來因爲(給RFA)打電話(對方)說的英文,我英文不好,跟對方沒法溝通。”

我想,這張難得收存下來的照片,有機會我們會補到網上那篇報道的文字稿中。也希望單廟法先生能夠收存這一張他父親最後時刻的照片。

*劉曉笛先生的簡單自我介紹,用四、五十個字總結勾勒出自己的人生經歷*
以下請俠父先生向聽衆朋友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俠父(劉曉笛):“我本名叫劉曉笛,俠父是我的筆名,過去也一直在用。主要是用於在做調查的時候,不太想直接用我的真名,主要是怕給受訪者找來麻煩。我現在因爲身體有病,閒居在家,居住在美國的紐約上州。
我爲什麼會知道王同竹的這個案件呢?是因爲1980年代中期,我就開始做這個我自己後來定名的叫‘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我不是僅僅研究‘文革’方面的問題,到現在也幾十年了吧。
我個人的情況,如果粗線條的勾勒一下,我是1951年出生,從個人經歷上來看,我自己總結就是:煉過鋼,喫過糠,也造過反,也結過幫,串過聯,也遭過殃,打過架,搶過槍,逃過亡,受過傷,也坐過牢,也下過鄉。我下鄉四、五年,在農村。我出生在陝西西安,老家是山西靈石。”

*劉曉笛:從在北京調查“右派”郉鬆勁,到得知王同竹“文革”中在南京被槍殺*
主持人:“‘文革’開始時,您是在陝西嗎?”
劉曉笛:“對。我在西安一箇中學裏讀書,那時剛上初二。
我接觸這些材料比較多。最初是因爲北京有個‘右派’叫郉鬆勁,我有他的材料,但是我不能確定他後來是不是被槍斃。我是調查這個事情,他以前是國際書店的一個職員,家裏據說是通縣的一個大地主。他1957年打成‘右派’,後來我看到他材料的時候,是通知叫羣衆討論。後來有人說是他被處決了。有人說他後來被釋放了,說是因爲林彪事件,當時槍斃的人太多,把他的案子一直往後壓,後來就把他釋放了。
我不太清楚。後來去北京時我就通過一些朋友去打聽這事情他最後的結果。開始時我那個老師是介紹艾青,就是艾未未的父親……說‘你找他,他是右派’。後來他的侄子跟我講,‘艾青一直是在新疆,他對北京的情況不熟悉。就說他認識一個叫吳越的老先生,他不但在北京,是‘右派’,一直關了很多年,他自己現在也在寫回憶錄,在收集資料。就說‘你和他談一談’。他(吳越)後來也不能確定(邢鬆勁的情況),就問戴煌先生……”

主持人:“戴煌先生當年是新華社的‘右派’”。
劉曉笛:“戴煌先生也認爲(邢鬆勁)可能是人不在了。因爲(近些年)他們‘右派’經常聚會,大家逢年過節都互相拜年,互相問候,從來沒見過這個人。估計……都是推測吧,就說人可能是不在了。
就在吳越說這個事情時,他說得很確定——他認識的人中間有個叫王同竹的,這人是‘文革’中被處決了,在南京。”

*劉曉笛:得到王同竹照片。看到他發表作品的剪報等,因有文件“不能擴散”,不給我*
劉曉笛:“後來我到南京去的時候,也是通過朋友關係瞭解這個情況。我兩次去南京做這個事情,得到了王同竹的照片。
因爲其它材料是不能給我的,只是把照片提供給我。所以後來我看到你採訪酈曼茵女士整個的記錄文本,我說我手邊正好有這些資料,也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把它公佈出來。大致的情況是這樣。”

主持人:“向您提供王同竹照片的人還有沒有別的關於王同竹的材料?”
劉曉笛:“有兩本還是三本書,還有一些裝訂在一起的那個本子,說是他寫的那些東西,有剪報,就是他過去在報紙上或者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或者詩詞,他把那些剪下來,在裏邊夾着。但是這些東西都沒有給我。他一再解釋說,有文件……中共中央……也包括公檢法司聯合發過文件,說有關這方面‘不能擴散’。沒有辦法商量,沒有辦法通融。裏邊有什麼東西都登記,有專門的表格。
照片他認爲因爲沒有‘內容’,他說我給你複印一下,你拿走就行了。”

*劉曉笛:1987年底我親眼看到過王同竹的詩詞等,以後怎麼作處理,我現在不敢斷言*
劉曉笛:“王同竹過去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過一些文章或者詩詞,當時在1987年底時我是親眼看到過的,但現在我不敢講了,因爲時間已經很長了。他以後怎麼作處理,我不太清楚。
我在湖北時有個朋友,他父親還不是光寫的什麼詩詞,是寫他們家的家譜,寫自己的自傳。平反時給他家裏發了平反的《通知書》,讓他去的時候,東西也讓他看了,但是看過以後就跟他講,說是不能給他。
而且後來我收集資料時也發現了很多……比如他們銷燬呀,或者有些作廢品處理啊,這種情況我後來也都碰到過。所以我現在不敢斷言,但當時我確實是見到過這些東西。”

*劉曉迪:確認王同竹兄妹三人的名字——王同竹、王同策、王同筠*
主持人:“您後來又繼續作對共產主義受難者的調查,包括對王同竹和王同竹案件的調查瞭解,現在提供了王同竹先生的照片,您也看了我對酈曼茵女士的訪談錄。關於王同竹和王同竹案,您有什麼可以補充,或者需要說明的嗎?”
劉曉笛:“首先我要談關於他姓名的問題,在網上也看到很多人把王同竹的‘同’寫成梧桐的‘桐’。酈曼茵女士作了糾正,是相同的‘同’,這是準確的。王同竹的弟弟叫王同策,妹妹叫王同筠,他只有一個妹妹。他們名字中間都是相同的‘同’,而且最後一個字都是竹字頭,和他哥哥的名字是相配合的。”

*劉曉笛:王同竹的妹夫孫本橋被處決時,妹妹王同筠懷着孫本橋的“遺腹子”*
劉曉笛:“她妹妹後來嫁給孫本橋……後來被處決的那個孫本橋……他妹妹當時因爲懷孕……”

主持人:“孫本橋被處決時,王同筠還沒生出他和孫本橋的孩子?還是已經生出來了?”
劉曉笛:“沒有,沒有。本身這個事情是牽涉到她的,後來解脫出來,因爲一個是她介入的很淺,另一個就是因爲她懷孕了,沒有關她。”

主持人:“王同筠懷着孫本橋的遺腹子,是這個意思嗎?”
劉曉笛:“對,對。另外一方面就是王同竹的出生年月,我查到是1934年11月15日。我看到1934年這個年份他們一般都會寫到,但11月15日一般都沒有人提的。   
主持人:“我也看到有的地方寫是1935年(包括判決書)。”

*劉曉笛:王同竹的早年經歷——從開蒙讀書到大學畢業*
劉曉笛:“還有一個,他是湖北谷城人,他父親後來遷居到襄陽。以後他們填的表都說是襄陽人。他祖籍是谷城人‘自幼隨胡月樵、李沛霖二先生開蒙讀書’……沒有提到他小學在哪個學校讀書。我當時推測,那時會不會他是讀私塾,私人開的蒙館?這個我不能確定。”

主持人:“剛纔您所講的這些文字,是從什麼地方看到?”
劉曉笛:“我就是在南京找朋友去了解的。”

主持人:“並不是現成的文字在網上,是嗎?”
劉曉笛:“不是,不是,這個絕對沒有。”

主持人:“您這是第一次公開的一些您個人調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
劉曉笛:“對,對。這都是他們幫我查的。他(王同竹)是1946年12歲入鄂北中學讀書,1949年於合併的襄樊中學畢業。當時襄樊中學與鄂北中學合併之後併到襄樊中學去了,所以他初中畢業時是從襄樊中學考入襄陽中學的高中讀書。
他1952年考入江西南昌大學俄語系就讀。現在網上我看到一般都說他是武漢大學俄語系,是因為他上了兩年以後,1954年(中國大陸)院系調整,南昌大學俄語系合併到武漢大學俄語系,他是轉到武大去讀書的。    
當時他弟弟已經在武大歷史系讀書,所以他們兩個人一起在武大同學兩年。他是1956年夏天全國統一分配進入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工作。”

*劉曉笛:王同竹的父親對中共做過有益的工作,但1951年冬在“鎮反”中被槍斃*

劉曉笛:“我看到酈曼茵女士講叢維熙寫到過,早年王同竹青少年時有過一段生活非常貧困。我做一些解釋。
這事情是因為他父親1951年冬季‘鎮反’時作為‘反動黨團骨幹’被追究,說他是‘歷史反革命’,很快就被槍斃了。他父親當時在襄陽中學任教。”

主持人:“一個在中學任教的人,爲什麼被定成‘歷史反革命’呢?”
劉曉笛 :“他父親的狀況大概是這樣的。學生時代思想激進,左傾嘛,曾經參加過中共革命並加入過中共黨組織。但後來因為他經歷過被捕,後來又逃亡被追捕,他與組織失去聯繫,後來就定爲‘脫黨’,就是離開共產黨,也沒有退黨。他在抗戰前後作過國民政府的區長……就是谷城縣的,還有什麼錢糧處的祕書等職。
在任職中,他掩護過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當時在一個叫茨江兵工廠……有他們黨組織。上邊讓他去追查,他就掩護,給他們通風報信,後來被懷疑他有‘通共’嫌疑。後來他棄職出逃到襄陽,然後在襄陽一個簡易師範裏任教。
據他後來的申訴材料裏講,曾協助配合米亨泰……米亨泰是當時襄陽地方共產黨組織裏可能是個負責人。他作了國民黨第十五晉綏區……當時國民黨裏有個特工叫康澤,是第十五晉綏區主任……作過康澤部的情報工作,協助配合米亨泰做過這個工作。1948年襄陽共產黨已經打破……‘破城’的時候,王同竹的父親受中共宣傳部門李石、王平靜兩個人的委託,在知識分子、教師中間做安撫和統戰工作,讓他們留下來。
1949年共產黨建政第一任的襄陽專區專員高如松……當時谷城也屬襄陽地區管轄,因爲這個人長期在襄陽一帶從事地下工作,所以對他父親脫黨以後的情況很瞭解,就肯定了他父親脫黨以後對中共做過有益工作,所以還繼續讓他受聘在襄陽中學任教。
但是後來高如松調到北京去工作就離開了襄陽。王同竹的父親1951年冬季在‘鎮反’中被捕,以‘在國民政府裏擔任過職務’就被追究,說他是‘歷史反革命’,很快就被處決了。所以家裏一下子就沒有經濟來源了。”

*劉曉笛:王同竹一家因父親離去,失去經濟來源陷入貧困,甚至賒米,或“並日而食”
劉曉笛:“王同竹的母親和妹妹被作為‘反革命家屬’遣返到農村去。他自己和弟弟還在讀書,生活就完全沒有來源了。說是曾經撿過菜葉子,向別人賒過米,他叫‘並日而食’,就是有兩天、三天才喫一頓飯,或喫一天飯。生活當時很貧困,有時候他去賒一點東西,米啊什麼的,然後他自己打零工掙點錢後再還給人家。”

*劉曉笛:從1951年王同竹被視爲“思想反動”到1957年被定爲“右派”開除公職勞教*
劉曉笛:“同時,王同竹在學校裏還被視爲思想反動,他當時是團員,被開除團籍。
後來他在武漢大學就讀期間,由於家庭成分有‘殺、關、管’的成員,所以也在高中受過批判。1955年“肅反”時又對他進行過審查,逼迫交代什麼‘政治方面的問題’。由於後來說是周恩來作‘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共政策有一定的調整,他後來才得以統一分配進入中央編譯局工作。這是大概他在上學期間的情況。”

接下來,劉曉笛先生談他調查瞭解到的有關王同竹被打成“右派”的一些情況。
劉曉笛:“ 1957年中共‘整風’,號召‘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王同竹由於對武漢大學1955年‘肅反’中對他的審查持有異議,後來他寫了一個大字報……我估計可能是信,因為他是寄去的。上面寫的是‘來自北京的聲音’的大字報,寄回到武大。武大後來就把這個事件通報給編譯局。編譯局就說他是什麼‘翻肅反的案’,什麼‘攻擊黨的肅反政策’。你知道‘反右’時很多人被打成‘右派’都是因為對‘肅反’提出過質疑,提出過批評。所以後來就是根據這個原因,編譯局把他定為‘右派’,而且處分是最嚴厲的,後來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當時處理‘右派’的五條其中處理最重的一個處分。”

*劉曉笛 :王同竹的妻子是西藏頭人之女,婢女陪嫁,王同竹不習慣,後由民委另安排*
劉曉笛 :“關於王同竹的妻子,她是藏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藏語播音員,這(說法)沒問題。我要補充的一點是,她不是普通的藏人,她父親是西藏藏族頭人,上層人士,是中共的一個非常高級的統戰人士。”

主持人:“知道他的名字嗎?”
劉曉笛 :“不知道。因為他是上層人士,別人介紹王同竹和那個女的認識以後戀愛。結婚時,她的父母按照西藏當地習俗給她有一個‘陪嫁’,他們叫婢女,就是漢人叫的‘丫鬟’,陪嫁到他家裏做家務,照顧服侍他們的生活起居。很多人都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王同竹當時非常不習慣,因為他說每天給他打洗臉水、漱口水啊……伺候他,他很不習慣,就給他妻子一直做工作,讓她(婢女)回去,後來他妻子也同意了。他們後來是通過國家民委,就是民族事務委員會,把這個女孩子後來送到中央民族學院去進修。以後給她安排了工作。是這樣離開他家了。這個細節我在網上看了一下,還沒有人談到這個問題。”

*劉曉笛 : 王同竹被警察帶走,王妻與警察語言肢體衝突,受傷後流產,王同竹無子嗣*
劉曉笛 :“另外一方面就是當時王同竹被打成‘右派’後……因爲打成‘右派’後每個人情況不是很一樣,但是我接觸的北京的‘右派’都是公安局警察去直接用手銬銬住後帶走,有好幾個。
其中王同竹就是這樣的。他當時家住在樓上,警察去就給他戴上手銬要帶他走。因為當時情況很突然,他的妻子後來就發生了語言……據說後來還有肢體衝突,不讓他帶走人。他妻子實際上當時是懷孕,後來就摔倒了。不但人受了些傷,送到醫院去以後就流產了。所以王同竹後來根本就沒有子嗣。
王同竹到了勞教所以後,他也是感覺到對前途有點絕望,他就主動提出要離婚,寫了離婚協議。開始時她妻子不同意,後來包括(王同竹原單位)編譯局、(王同竹妻子工作的)廣播電臺都給施加壓力、做工作,最後她還是簽了字。我看到上面寫的說是她辭了職,被她父母接回西藏,後來不在北京工作了,回到西藏後就再沒有消息。這是大概的他妻子的狀況。”

*劉曉笛:1960年代大饑荒時,在勞教所裏的飢餓與浮腫,王同竹逃過一劫保住了命*
劉曉笛:“關於王同竹勞教的狀況。他進入勞教所以後,一直是在北京和山海關之間的茶澱清河農場。茶澱歸天津管,但是茶澱農場(即清河農場)是歸北京市公安局管,在裏邊當然是做很多苦役。
1960年代大饑荒時,他那個勞教所裏有很多人都因為飢餓死掉,非正常死亡。我聽吳越先生講,他當時也是。兩個人都餓得不行,王同竹浮腫了,頭部浮腫,他形容‘就像個大冬瓜一樣,眼睛都瞇成縫了’。他們當時是喫……把玉米(粒)剝了以後剩的那個瓤子,把上面那些浮起來的刮下來喫。也挖過野菜,抓過青蛙……
後來王同竹的弟弟當時分配到東北,也是受他的影響,也有他父親的影響,大學畢業後被分到一個縣城裏的中學教歷史。給王同竹寄過好幾次魚肝油,因為他(王同竹)也自己挖野菜,最後還是逃過了一劫,保住了命。當時他身邊有很多難友都因為飢餓、勞役……因為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這是他在勞教所裏的情況。”

*劉曉笛:王同竹“摘帽”留場後,茶澱——大興——新疆——回鄉——南京——被捕*
劉曉笛:“1964年王同竹‘摘帽’,就是摘掉‘右派’帽子,強制留場就業,沒有自由,他們叫‘三類人員’,就是‘勞改’、‘勞教’、還有‘留場就業人員’,實際上都是被勞改機關嚴密控制的。”

主持人:“後來王同竹又是怎麼到的南京呢?”
劉曉笛:“‘文革’前期,是從茶澱的清河農場調到北京大興縣的團河農場。當時有兩則傳聞,直到現在也沒法證實。一個說是,當時中共中央有一些政策,準備對這些已經勞教六、七年的‘右派’有的有釋放,或者重新安排工作這麼個計劃。這是一種說法。當時在犯人中間都這麼流傳,但一直證實不了。
後來又有一種說法是把這些勞改、勞教人員調回北京去,說是彭真用這些人來搞反革命政變,所以後來又決定把他們疏散出去,要離開北京。當時他們團河農場有一批人會被送到新疆去。但是公開跟他們講的理由是說,他們當時是‘摘帽的右派’,又是留場就業人員,說‘你們到了新疆這些農場以後,就沒有這個身分了,你們就跟當地的那些農場的工人同工同酬,而且享受完全的待遇,政治上也不歧視’,給他們做工作。
後來1966年8月,王同竹、孫本橋、姚祖彝和丁立仁、左景新、尤世康、郭鄂全、吳懷祖等難友同車遣送到新疆,被‘疏散’到新疆去。
‘文革’期間當時比較混亂,農場裏經常有羣眾組織衝擊勞改農場、勞教農場,進去以後揪鬥那些幹部。有時候也把犯人拉出來審問毆打。後來緊接著又是兩派打仗,武鬥,他們感到很不安全。孫本橋那時已經和王同筠結婚了,孫本橋是北京工業學院的‘右派’,1960年處勞教,1964年5月解除勞教,曾經在清河製呢廠工作,後來回到孫本橋的故鄉安徽省來安縣。王同筠在他的家鄉來安縣。
他們(王同竹、孫本橋等人)當時在新疆,因為混亂也沒有什麼管理,就悄俏地離開農場,回到安徽來安。因為當時謀生不易,他們後來到南京去是因爲要做點小本生意。他也結識了幾個人,因為當時物質乏匱,他們就買點東西倒賣,掙點差價,主要是倒賣香煙、打火機的打火石……因為在南京這個生意好做。他們那時經常去南京,也在南京認識些人,有時候在人家家裏寄住,有時候就自己想辦法,當時生活很貧困。關於王同竹的‘反革命集團案’,後來被公檢法軍管會逮捕……”

*劉曉笛:確認王同竹等人被“公審”判處死刑執行日期,選讀相關文件和記錄的片段*
有關王同竹等人被“公審”判處死刑執行日期,劉曉笛先生調查的結果是——
劉曉笛:“應該是1970年7月30日。他們作爲‘現行反革命集團’當時被槍斃。全案共11人,8人是判有期徒刑,其中孫本橋的弟弟被判了10年。有人談到可能是‘越境外逃’,這個在後來平反的南京中級法院有一個《判決書》,上面根本就沒有提到這個事情。

我個大概可以把這個念一下: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王同竹’……他上面寫的是‘1935年出生,湖北省襄陽人,原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翻譯。孫本橋,1936年出生,安徽省來安縣人,原系北京工業學院學生。姚祖彝,男,1928年出生,浙江省餘杭縣人,原中國外貿運輸公司科員。上列被告人王同竹等因現行反革命集團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蘇省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於1970年7月30日分別判處王同竹、孫本橋、姚祖彝死刑,立即執行。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認定王同竹爲首,糾集孫本橋等11人組織反革命集團,經查沒有事實根據,應予否定。王同竹與孫本橋等人糾合在一起,由於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不滿,有過議論,但不構成反革命罪行。王同竹書寫的詩文,其中部分是有錯誤,但不能認定爲反革命詩文。原以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判刑顯屬錯判。’所以後來……‘作如下判決’,一是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蘇省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軍管刑字第210號刑事判決書對王同竹、孫本橋、姚祖彝的死刑判決,宣告王同竹、孫本橋、姚祖彝無罪。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員張福賢,書記員劉義珊,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80年7月14日’這是平反時……就是撤銷他們死刑判決時的一個判決書。

另外一方面,我還有一個旁證。我在南京市檔館裏查過,有一個南京市檔案館自己編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我念一下,也可以佐證這個事情。
‘1970年7月30日,江蘇省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五臺山體育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24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全市有50萬人收聽了大會實況廣播,市革委會負責人方敏到會講了話。’這是7月30日,(日期)是沒有問題的。”

聽衆朋友!以上您聽到的是對多年從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的現在美國的劉曉笛先生專訪的第一部分,在以後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請繼續收聽其後部分。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網編: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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