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记忆对抗极权专制 —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二)(RFA张敏)

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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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定课:编写目录索引和抄录资料卡片(刘晓笛先生提供)
日有定课:编写目录索引和抄录资料卡片(刘晓笛先生提供)
Photo: RFA

刘晓笛:“我自己做这个工作时,唯一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们隐藏的,或者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被我得到了,我会高兴。我就想,’你们怎么样死守,采取什么办法,我还是把这个东西搞到了!‘唯独这个时候,我还有点欣慰。别的时间,读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 ”

*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的刘晓笛先生确认和补充“文革”南京王同竹案相关资料*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刘晓笛先生访谈录的第一集。刘晓笛先生笔名侠父,现居住在美国纽约。他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正在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和《与孤独对话》两部书。

前不久,刘晓笛先生看到“心灵之旅”专访郦曼茵女士的文字稿提及“文革”中在南京被枪杀的王同竹先生。刘晓笛先生主动联络自由亚洲电台,提供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王同竹的照片,使王同竹的形象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开。

刘晓笛先生还确认和补充了一些他调查和收集到的目前网上尚不多见的有关王同竹的资料。其中包括确认了王同竹和他的“同案”被公审判处死刑执行的日期,及其它一些有关王同竹的情况。

*刘晓笛:据资料“文革一打三反”中仅南京就开过五次“公审大会”,死刑处决63人*

刘晓笛先生谈到王同竹被杀害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时段。

刘晓笛:“我觉得自己获得资料的来源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也查过,从‘一打三反’的(1970年)2月份开始,到11月份,南京一共开过五次‘公审大会’。一次宣判死刑有9名的,有19名的,有11名的。宣判王同竹他们这次是24名,是一次处决政治犯最多的,就是除他们三人(俄语专才王同竹、数学专才孙本桥、英语专才姚祖彝)以外,还有21人也是那天被处决的。”

*刘晓笛:王同竹发表过诗歌、剪纸、译作,俄语非常好。知其遗作部分篇目,未见原文*

在上集节目中,谈到王同竹的遗作,这里刘晓笛先生又作了补充。

刘晓笛:“关于王同竹遗作和遗著问题,因他自幼比较喜欢写作,在襄阳中学读书期间,就与其弟同策编辑刊出墙报《晨曦》,开始在《襄阳报》、《湖北文艺》、《工人文艺》上发表诗歌,还有剪纸作品。在《工人文艺》上发表的反映船民斗争生活的叙事诗《湘河水滚滚流》在读者中有强烈反应。

还有反映农民互助合作社的中篇小说《金小英互助组》,《长江文艺》本来拟定是要修改后发表的,但后来没有正式发表。”

主持人:“这些篇目有没有具体文字在您手里有的?”

刘晓笛:“没有,没有。1987年底1988年初时,我亲眼看到过有他一些手稿、剪报,但是我没看到内容。当时说在‘土改运动’中他画过墙报、宣传画,参加过学校的腰鼓队、歌剧队下乡演出,还担任过活报剧的编剧。

进入武汉大学俄语专业,他除了用谷叮、王竹的笔名在《漫画杂志》上发表份讽刺诗,更多的是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译作,故事、散文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他当时的俄语外籍教师是俄国人,叫巧布金娜,非常讚赏他。由于他的俄语口语非常好,所以推荐他……当时是武汉市中南行政区外事处,经常叫他去接待外宾,担任翻译。

1957年他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后,在北京的报刊上又发表过一些文章。很多人也都提到过他翻译……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来访时,《北京日报》要配发有关文章,当时派了一个通讯员就住在他家,坐在他家里一直等到深夜,指定要叫他翻译《铁甲列车》。这个我看很多人也提过。”

*刘晓笛:王同竹与妻子共同记录西藏民间故事,因他成“右派”发表时删去他的名字*

刘晓笛:“还有一个,提到他跟妻子相互之间做口述记录的关于西藏一些民间的故事,我看很多人都提到过。但有一点没有讲到,就是这个些东西后来在《民间文学》上发表,但发刊时王同竹已经被定为‘右派’了,所以编辑部后来把应该是他和他妻子联合署名的后来就删去了他的名字,可能就是他妻子一个人的名字。”

主持人:“有人知道他妻子的名字吗?”

刘晓笛:“没有,没有。这个我后来还真是问过,他们不知道。”

*刘晓笛:有关孙本桥的弟弟与孙本桥儿子的音信*

主持人:“您前面讲到,与王同竹一起被判处死刑的他妹夫孙本桥的弟弟同时也被判刑10年,后来他的情况怎麽样?”

刘晓笛:“孙本桥的弟弟叫孙本岳,这个名字我好像是没有讲过。他是同案,当时他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后来也平反了。传说他后来在作生意,他们也不知道他具体在什麽地方。”

主持人:“王同筠和孙本桥的孩子,也就是孙本桥的遗腹子,是不是生下来了?后来怎麽样?现在情况怎麽样?”

刘晓笛 :“出生了。现在可能是在南京工作,说是好像在南京一个中学教书。但是这个线索不是很明确。帮我去查的那些人后来也没有查到很确实的消息,就是大致上是这个情况。”

主持人:“当时孙本桥的遗腹子现在应该是48岁了……”

刘晓笛 :“对。1970年嘛。我后来打听他的名字,没打听出来,所以查地址就比较难。”

主持人:“王同筠这个名字还是清楚的,现在有没有什麽线索?”

刘晓笛:“没有,没有。”

主持人:“王同策,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他现在是一个资深的历史学家,但是也没有办法联络到他。”

刘晓笛 :“我补充的情况也就是这么多了。”

*刘晓笛:正在写作的《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和《与孤独对话》*

刘晓笛谈到三十多年来所从事的调查和现正在进行的写作。

刘晓笛:“我现在一个是做《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副题就叫……非正常死亡的‘关于杀戮、迫害非虚构文本。 我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很多的证据。

还有一个就是我写自己的经历,题目叫《与孤独对话》。因为我做这个工作一直感到自己很孤独,而且没有任何成就感。不像做其它事情,成功了以后很高兴。我做这些事情,越做越伤心,特别是后来……

我举个例子讲,我到四川去过很多次。读到过关于‘大饥荒’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女的当时不过三十多岁,她丈夫是饿死的。她把她的儿子后来杀掉了,吃他儿子的肉。她把她儿子肢解了以后剁成小块,放在罐子里腌起来,每一天就拿出一块煮着吃。后来吃完了,他又把邻居一个六岁的小孩骗到家里打死以后又继续吃。因为她儿子……她说是到亲戚家去了,她那个邻居人家要四处找儿子嘛,失踪以后就报案。后来公安局破案了,把她判了死刑。我看到《判决书》绝对是毛骨悚然,没法理解人当时的那种……完全是变态。

类似于这些事,资料看得越多,心里就没有任何成就,越看心里越受刺激。所以心里也一直很孤独,而且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作过多的交流。

所以写我自己的调查……就叫《与孤独对话》。我分了三部分:‘升平颂’、‘新桃旧符’后来还写我到香港以后的情况,叫‘没有不散的宴席’。写作当然也很困难,不断地的有新的材料,不断的要修改,还要做其它很多工作。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刘晓笛:手头资料本想留著自己写作,现因年龄和身体情况,想先公布些信息发挥作用*

主持人:“您多年所做的这些工作为什麽让外界知道的并不多?”

刘晓笛:“我当时想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一般来讲,拿到手里的东西,我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这个资料准确不准确。我在网上也收集资料,但是有些人……我看到抄来抄去,假的东西,或者错误的东西他们也抄进去,也就出了很多书。

当时我是有这个想法,我应该把资料保留下来,到最后有独家的资料。

但是现在我因为看到对单松林的儿子和郦曼茵的採访以后,我心理上有一些改变。特别是我的身体状况,我就想着抓紧时间吧,如果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先让它(一些材料)跟舆论能接触接触。所以,后来看到郦曼茵那个採访以后,我就联系你,这一次还好,发E-mail你收到了。

为什麽我有这个冲动?我手头这些资料本来是想留著自己写作的,但现在我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身体,我也不敢确定最后的结果,所以如果能有机会公布、发布一些信息的话,我也希望先来做这个工作。”

*刘晓笛 :最初做这些工作是一种自我完成,“六四”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刺激*

主持人:”您三十多年来默默做这项工作,动因是什麽?动力从哪里来?”

刘晓笛 :“最初做这些工作,也很盲目。觉得对个人来讲比较重要,完全是一种自我完成。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自己形容说,该吃的苦、不该吃的苦我都吃了;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我也都经历了。最后这些东西怎麽能真正变成自己的财富呢?我觉得只有把它定格,就是真正变成自己的历史,而且最好是让它能进入到一种记忆共同体。就是真正进入历史,它可能就成我的财富了。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

‘六四’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们陕西西安有个林牧先生……”

主持人:“我採访过他,他给胡耀邦作过秘书。”

刘晓笛:“对,对。他是秘书班子里的一个成员。他作过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也作过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局长。他是个共产党资深党员,但是后来……特别是‘六四’以后他有很大的反叛。

他和我的关系也很好。‘六四’以前我就认识他,没有多少来往。‘六四’以后经常来往。他也跟我讲过很多……包括刘志丹被暗杀的情况,包括对安康县……有一个叫雷云祺的副县长,‘文革’中间被枪毙。他是国民党原来安康县自卫团副团长,当时就是林牧先生本人去策反,当时是叫‘陕南工委’,许诺了很多条件,武装啊,参加整编啊,给他什麽职务啊,他后来整个被策反起义了。不费一枪一炮安康就被共产党佔领了。但在‘文革’中间就把判死刑枪毙了。他的照片就是林牧先生给我搞来的,包括他的简历。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直到现在也查不到。这个案件有人报导过,只是简单说有个县长被枪毙,但是他的简历、照片,关于他更多的资料到现在网上也没有。”

*刘晓笛:1993年计划在青岛开会被抓,与秘密警察打交道,他们的话反倒提醒了我*

刘晓笛:“1993年我和秘密警察打交道,他们反倒提醒了我……‘文革’中间我就跟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但是那时候比较浅。到1993年秘密警察抓我,当时是为了吕洪来、刘念春、朱瑞、刘士贤(还有杨靖)……准备在青岛开个(好几十人的)会,一共6个人发起,请柬我一直保留着。就说是‘在青岛开个会,新老朋友大家聚会,相互间建立联繫,以后相互在工作方面有些配合’。

但是后来很快就被公安局侦查到了,结果在全国各地都被抓。青岛那边也控制。我后来看到《地方志》里边记着,当时公安局动用了九千多人查了三百多家旅馆。

他们把我们称为’两非’人员,就是’非法组织‘、‘非法刊物’,‘想在青岛製造动乱’我后来有一个朋友从西安去,就住在那个旅馆里被抓了。

后来又叫了夫妇两个人去天津,因为我被抓了,后来他们去见了吕洪来,通报我的情况。”

*刘晓笛:与政保警察的对话让我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又有了一个确定,像个坐标一样*

刘晓笛:“管政保的警察讲,‘你还想去青岛?你出了陕西都是我们的失职。你现在年龄已经这麽大了,你怎麽这麽狂热啊?你二十天跑了七个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全部在我们掌握之中。’

他问‘你到底想干什麽?’

我说‘我什麽也不想干,我是作历史研究。’

他说’中国历史这麽长,三皇五帝夏商周,这麽多的朝代你都不研究,你研究共产党,是什麽意思?‘

我说’共产党不能研究吗?‘

他说‘不能研究。’

我说’你有没有法律根据?‘

他说’没有法律根据。就是不许研究’。他说‘法律是什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如果法律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我们就修改法律。如果法律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我们就不讲法律。我不相信你幼稚到你能跟我们谈法律。’

我说‘你既然不谈法律,那我只能谈事实。现在这麽多大学、这麽多研究机构都在研究共产党党史,你们省委啊,市委里边都有党史研究室嘛!’
他说‘他们研究是经过我们同意的。用什麽方法研究,怎么出结论,这都是我们要审查、我们要通过的。像你这样的私人修史,你知道,历史上大忌。你自己搞个 文化研究所就去调查我们,什麽调查部……‘他从我们家搜出来了那个《备忘录》就是那个(黑皮书的)提纲。他说‘你写这些东西,干什麽?你想为他们树碑立传?’

我说‘我就是作研究,我是个中立学者。‘

他说’你知道庄廷鑨明史案,杀了多少人?私人修史历来是政治上的大忌。你读了那麽多书,不懂这个道理?‘
这人叫王治国,他在审讯。

后来他那个科长进来,张科长是河南人,我不知道名字。他进来就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些土包子,是些警察,就会办案抓人,你这不就是想和我们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嘛!我们这些人是搞政治侦查的,可不是那些刑事警察,一天拿着警棒去打人,我们整天在研究你们。‘

他们讲的很多话反倒提醒了我。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他们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对这个意义又有了自己的一个确定,像个坐标一样。

我开始时是从个人的角度,后来是因为接触的人很多了……有些人把家里给他的照片……他父亲的判决书……连底片都寄给我了。后来就说,他不想保留这些东西,他也不想让他的儿子、他的后代知道,就说‘你既然作这个研究,你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就都寄给我。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肩上有责任。”

*刘晓笛:不仅是个案罗列,我也对背后的动因等发表见解,时间实在不够用*

刘晓笛:“后来为什麽有些工作时续时断,就是因为我在国内的环境变化非常大。后来秘密警察截获我的信件,跟踪啊,最后又绑架……后来一系列这样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最后我都没有做得很彻底。

到了美国以后再联繫(国内)很多就不是很方便了。我是1995年正好是6月4日那天到的美国,一直到现在再没回中国。20多年过去,我以后都是通过亲戚……有些人回去探亲什麽的,帮我把一些资料慢慢往回带。我是通过信件、电话,不断地和国内有联繫,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一直没有断。

近年来联繫越来越少,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现在工作时间短了,以前每天至少12个小时以上。我那个英语老师到我家来就说……我吃饭都是在电脑旁边,拿著东西一边吃饭一边敲字。”

主持人:“请问您的《黑皮书》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百分之多少?”

刘晓笛 : “我先列的‘备忘录’,就是一个‘大事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还有,不仅仅是一些个案的罗列,我也对它背后的动因,包括那些血腥的东西还要有很多个人的一些见解、议论,当然写作就很慢。”

*刘晓笛:整理资料、分类,工作越做越细,要下很大功夫,有时感到精疲力尽*

刘晓笛:“特别是我整理资料费去很多很多时间。一定要分类,而且越分类别,越细致。

举个例子讲,比如‘反革命’,因为我接触很多人,他们被枪毙,被迫害致死,都是因为 ‘反革命’这个指控。所以最早我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反革命’罪到底是怎麽来的,究竟这个‘罪行’是怎麽确定的,经历过怎麽样的流变……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去了解,要查很多资料,包括文件,还要找很多人请教。

后来我是很巧合的接触了一些人,他们是了解情况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资料给我。

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说, ‘反革命集团‘,这是首要的一类、又有 ‘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暴乱集团‘、’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很多很多的分类。

’反革命‘罪里还有一类叫’三反案件‘,就是’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反革命信件‘。

’信件‘又分’匿名信‘、’挂勾信‘,后来到’文革‘中间扩展到’反革命口号‘、’反革命日记‘、’反革命图画‘……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这些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不是笼统地写上是’反革命‘。每一个罪行都要分析,讲它的来源,然后还要补充很多个案来证实。

里边当然问题很複杂。比如说’反革命匿名信‘,他们怎麽样侦破的。我这里也收集到好几百个就是当时要追查的那个’反革命标语‘呀,’匿名信‘啊。但是有些案件最终没有破。有些案件破了,我要去查是怎麽破的。所以工作越做越细。

我觉得,既然要做这个工作,就希望做得别开生面。

比如说,像’镇反‘的时候……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学者讲,当时枪毙人时是按百分比——千分之五啊,千分之一,千分之二……

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细分。他是按任务,比方说,保安县……就是现在的深圳,他们下了个指标,枪毙了11个人。上面给他们的文件……那个文件我也查到,就是他们的专区‘你在七月份之前必须要杀掉两百个’,是给他们下的任务。

还有佛山县,1956年,1957年要抓多少人,劳改多少人,劳教多少人,最后还说’枪毙30到35(人)‘,就是那一年定的计划。而且要收集……我说的这些都是根据他们的文件,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所以我也确实有时候感到精疲力尽。“

*刘晓笛:自己收集材料,不是来自网上。到美国后“五年计划”专注于资料收集整理*

主持人:“这些文件有没有从网上现在可以搜到的?“

刘晓笛:“没有,绝对没有。“

主持人:”要找这些文件,得要回中国啊,是吗?“

刘晓笛:“我说的都是以前。最近几年我和大陆的联繫比较少了。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我自己办过企业。因为我当时想成立社团,办不通,后来就做了一家广告公司,还能赚些钱。

后来在1993年被捕时,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活动越来越多,后来一直被跟踪、窃听、’邮检‘……我一直是在做。我后来收集了很多材料都不敢在家里放。我到美国五、六年以后,慢慢地把这些东西才从大陆给我运出来。“

主持人:”您后来被判过刑吗?“

刘晓笛:”没有。没判过。 ‘文革‘中被 ‘强制劳动‘一年,1993年被捕后关了三个礼拜。放我以后是传讯,每个礼拜要到公安局去报到。要汇报这一个礼拜干了什麽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就跑了。他们也是四处抓我,没抓到。

我是在一个小县城躲著,在铁路沿线。帮助我的朋友在铁路上工作,给我办了一些铁路上的证件,或免票。所以我那时候跑去安徽、甘肃、四川,去了很多次。

一直到1994年4月份,到了广州,当地朋友帮我联系,后来把我送到香港,美国领事馆后来就送我到美国来。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太太一个人去工作,我没有(出去)工作,我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五年以后找到临时性工作。这五年时间,我一直是和大陆……有时候每天一封信,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很多地方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话。有的地方……像重庆有个县城……当时他家里连电都没有,更不要说网络了。“

*刘晓笛:我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自己定位为 “实证调查“*

主持人:”您自己这麽多年默默做这个收集工作,您收集这些资料是不是写过什麽文章?在网上有没有发表?“

刘晓笛:“没有。因为几方面的情况。一方面,资料太多。这麽多年,我后来就是到了香港、到了美国,还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手中的资料……我每天要做分类呀、目录、做’大事记‘,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长久工作。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腿脚就会肿。在前些年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每天我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写作《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主要是我自己作调查研究……包括收集资料,我把自己的调查定为’实证调查‘。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做,但是我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作调查过程中,尽可能收集原始资料。有很多东西可能后来……如果有可能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会把很多……比方说文件啊,现场的照片啊,我都会公布出来。比如说我收集的《布告》,就是枪毙人的《布告》,特别’文革‘中间,当然1960年代也有,其它如1964年、1962年的也有,当然  ’文革‘中间比较多。

我怎麽收集到的?以后谈我自己的时候我会作一些解释。比如说那个’反革命集团‘,很多人现在都没有涉及到。我说的’反革命集团‘,不是王同竹他们这种类型后来平反的,我说的很多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他们被押出去枪毙,后来我也收集到……现在我收集到的《布告》大约将近五百份。

像我当时插队的(地方),一案枪毙了25个人,整个涉及到108个人。后来那个’主犯‘’首犯‘被枪毙的时候,我去参加公审大会,那个车就从我身边拉过。后来他妻子和他儿子去收尸,拉着那个’架子车‘,即人力车,来收尸,我就跟著过去,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后来我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后来也看到过很多人研究’文革‘,或做这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我把它定为’实证调查‘,就是我一般对照片、文件,包括日记,或者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尽可能收集到原始资料。

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是我希望提供的这个证据不仅仅是我个人对我的经历……或我自己的一些论述,我希望有一些直接的历史说明这个证据。别人要提出质疑就很困难。当时都是共产党自己印出来的。我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我基本上都是根据实际的材料写成的。”

*刘晓笛:《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内容的时间跨度——从两湖农运到八九“六四”*

主持人: “请问您的《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黑皮书》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是从哪年到哪年?”

刘晓笛:“就是从1926、1927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大致实际是这样排的,我基本上列的题目是这样,我先做了一个《大事纪年》,开始是‘两广两湖的农运’,这时已经开始杀‘反革命’,杀‘土豪劣绅’。后来就是因为‘马日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清党’以后,共产党搞了一段时间‘赤色暴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组织暗杀团杀了很多人。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我叫‘红色杀戮’,主要是共产党在上海、在福建的福州、包括在我们西安、在天津,他们都策划过一系列的暗杀活动。虽然过去有些人也谈到过,但是我找到、看到的那些资料,特别是跟陕西有关系的那些资料,很多地方都没有系统的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杀的很多人,根本跟他们就不是什么对立的,完全是他们出于製造‘红色恐怖’嘛。

然后就是‘江西肃反’了。现在一般的人的印象都说是共产党他们自己杀自己人。实际上他们杀戮的范围非常广,除去他们自己内部进行清洗’肃反‘以外,对外面的人杀得也很多。有些情况已经不是很好调查了。我找到些资料,包括他们的一些回忆录,谈到的很荒唐。

我举个例子。有个人路过一个村镇时,在那儿(的饭馆)吃饭,他就是觉得给他打的麵比较少,就发了句牢骚,说是’我花了这麽多的钱,好像买的这个饭不够份量‘。店主就派他儿子到村苏维埃政权汇报说这个人是AB团的,然后来的那些赤卫队就把他抓起来,马上就枪毙。类似这些事情,案例有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长征时……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有个叫刘家驹,以前《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个副主编,他就写过……包括西方人他们写的那个长征,基本上就说多麽艰苦,怎麽样打仗,都是作这方面的描述和记录。

后来我看到的那些史料,特别是在已经进入到云贵川,一直后来到陕西境内,一路上为了搞’给养‘,绑架、杀人,一直就没有停。后来到延安以后,大家都知道的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啊,包括’肃清托派‘,到后来的’反特锄奸‘,一直到1949年这个过程,1949年以后一直到1989年,历史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我的看法,一个就是我特别在’镇反‘和’土改‘之前,加了一个非常长的章节就是关于’征粮‘。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分开谈。在’征粮‘过程中开始杀人,逼得上吊,打死的很多很多。

因为我自己到现在收集了近一千多份将近两千份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做了个排序,就是从1949年开始,像东北,已经发出’镇反‘指示,一直到1950年3月18日,后来又到‘双十指示’,一直到1989年。”

*刘晓笛:我发现中共从1950到1966年“文革”前,进行过四次大规模“镇反“,杀人不断*

刘晓笛:“我把文件整个排列了一下,就发现共产党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镇反‘。不是1950年到1953年的一次’镇反‘,中共几乎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镇反‘跟很多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人们好像分不清,他是三个运动、五个运动同时在进行。

像’文革‘中间,一般人现在说1970年’一打三反‘,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杀人也没有断。一直到最后’军管会‘撤销以后,恢复法院建制,还一直在判,我手中也有一些《布告》。

像我们陕西有一个马之彦,枪毙他的时候他已经是81岁还是82岁。一直到1976年判死刑,说他‘写反动日记、反动文章攻击党的政策’,那已经到1976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杀人高潮时期,实际上一直在杀。我是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一些误区,或者是共产党自己那样宣传的,我就要把那个东西通过大量的实证公布出来。

‘文革’以后,还经过了一个‘揭批查’,叫‘一批双打’。在湖北一个劳改队里,张先培说修毛泽东纪念堂……讲了一句说‘劳民伤财’……说了还是没有说都没法确定了,反正有人揭发他,他本来是被判20年徒刑,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把他加判死刑了。这都是‘四人帮’倒台以后的事情,一直杀人也没有断。

一直到‘民主墙’时期,我还收集到一个,就是在青海还枪毙过一个人(钟马水生)。他就是贴大字报,他本身被劳教以后要申诉,跑到北京去在‘民主墙’前也写过大字报。回到西宁还在写大字报。开始是判两年,后来又成了四年,后来有人说加到15年,最后又是20年。后来有个叫杨树芳是高级法院院长,他‘退回补充侦查’说是一定要判死刑。1979年、1980年,到枪毙时已经到了1983年,就是‘严打’时。他一直上诉,真正枪毙执行死刑已经到1985年了。

因为最早开始时,我没有这么清晰的概念。最早时我就是想写写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是跟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那些非正常死亡,包括我自己见过的……主要是写这些。但是后来我去查资料,越查问题越多,后来我觉得如果不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边来讲,很多问题都没法解释,或者说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没有办法接触真相。”

*刘晓笛:孤独、沉重与唯一的欣慰,以历史记忆对抗极权专制   *

主持人:“您现在能估计到这个《黑皮书》大概会多少万字吗?”

刘晓笛:“我现在都很难讲。目前写的比较成形的是从1949年到1989年这一段时间。前面的都是我自己的资料排列,像‘大事年表 ’一样。因为我是一章一章在写,也没有整体统计,再加上我自己看的、要引用的文件,包括《布告》、《判决书》,还有照片,能统计出来的就有一万多件。
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有很大的杀伤力。他们确实对很多东西是要隐瞒的,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做这个工作时,唯一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们隐藏的,或者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被我得到了,我会高兴。我就想,’你们怎么样死守,怎么样采取什么办法,我还是把这个东西搞到了!‘唯独这个时候,我还有点欣慰。

别的时间,读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那些黑暗的东西、血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叫这些东西见阳光,叫这些东西进入公共话语系统,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解构专制政体……我自己的书里也写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说这个历史记忆怎么样去对抗极权专制。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武装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记忆。就是你做的事,要给你记录下来,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

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和极权暴政在对抗的时候……我到美国以后(在纽约)办过两次展览,当然那时候资料也很不全。在芝加哥办过一次,在纽约办过两次,一共三次。我自己定的题目,就叫《记忆是自由的永恒代价》。

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对抗遗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跟经历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的现在美国的刘晓笛先生专访的第二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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