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記憶對抗極權專制 — 劉曉笛先生訪談錄(二)(RFA張敏)


2018.07.31
Untitled-1.jpg 日有定課:編寫目錄索引和抄錄資料卡片(劉曉笛先生提供)
Photo: RFA

劉曉笛:“我自己做這個工作時,唯一個感到欣慰的時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們隱藏的,或者不想讓人知道的東西,被我得到了,我會高興。我就想,’你們怎麼樣死守,採取什麼辦法,我還是把這個東西搞到了!‘唯獨這個時候,我還有點欣慰。別的時間,讀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 ”

*多年從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的劉曉笛先生確認和補充“文革”南京王同竹案相關資料*

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了劉曉笛先生訪談錄的第一集。劉曉笛先生筆名俠父,現居住在美國紐約。他多年從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正在寫作《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和《與孤獨對話》兩部書。

前不久,劉曉笛先生看到“心靈之旅”專訪酈曼茵女士的文字稿提及“文革”中在南京被槍殺的王同竹先生。劉曉笛先生主動聯絡自由亞洲電臺,提供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王同竹的照片,使王同竹的形象第一次在互聯網上公開。

劉曉笛先生還確認和補充了一些他調查和收集到的目前網上尚不多見的有關王同竹的資料。其中包括確認了王同竹和他的“同案”被公審判處死刑執行的日期,及其它一些有關王同竹的情況。

*劉曉笛:據資料“文革一打三反”中僅南京就開過五次“公審大會”,死刑處決63人*

劉曉笛先生談到王同竹被殺害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時段。

劉曉笛:“我覺得自己獲得資料的來源還是比較可靠的。我也查過,從‘一打三反’的(1970年)2月份開始,到11月份,南京一共開過五次‘公審大會’。一次宣判死刑有9名的,有19名的,有11名的。宣判王同竹他們這次是24名,是一次處決政治犯最多的,就是除他們三人(俄語專才王同竹、數學專才孫本橋、英語專才姚祖彝)以外,還有21人也是那天被處決的。”

*劉曉笛:王同竹發表過詩歌、剪紙、譯作,俄語非常好。知其遺作部分篇目,未見原文*

在上集節目中,談到王同竹的遺作,這裏劉曉笛先生又作了補充。

劉曉笛:“關於王同竹遺作和遺著問題,因他自幼比較喜歡寫作,在襄陽中學讀書期間,就與其弟同策編輯刊出牆報《晨曦》,開始在《襄陽報》、《湖北文藝》、《工人文藝》上發表詩歌,還有剪紙作品。在《工人文藝》上發表的反映船民鬥爭生活的敘事詩《湘河水滾滾流》在讀者中有強烈反應。

還有反映農民互助合作社的中篇小說《金小英互助組》,《長江文藝》本來擬定是要修改後發表的,但後來沒有正式發表。”

主持人:“這些篇目有沒有具體文字在您手裏有的?”

劉曉笛:“沒有,沒有。1987年底1988年初時,我親眼看到過有他一些手稿、剪報,但是我沒看到內容。當時說在‘土改運動’中他畫過牆報、宣傳畫,參加過學校的腰鼓隊、歌劇隊下鄉演出,還擔任過活報劇的編劇。

進入武漢大學俄語專業,他除了用谷叮、王竹的筆名在《漫畫雜誌》上發表份諷刺詩,更多的是在《長江日報》上發表譯作,故事、散文都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他當時的俄語外籍教師是俄國人,叫巧布金娜,非常讚賞他。由於他的俄語口語非常好,所以推薦他……當時是武漢市中南行政區外事處,經常叫他去接待外賓,擔任翻譯。

1957年他被分配到中央編譯局工作後,在北京的報刊上又發表過一些文章。很多人也都提到過他翻譯……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來訪時,《北京日報》要配發有關文章,當時派了一個通訊員就住在他家,坐在他家裏一直等到深夜,指定要叫他翻譯《鐵甲列車》。這個我看很多人也提過。”

*劉曉笛:王同竹與妻子共同記錄西藏民間故事,因他成“右派”發表時刪去他的名字*

劉曉笛:“還有一個,提到他跟妻子相互之間做口述記錄的關於西藏一些民間的故事,我看很多人都提到過。但有一點沒有講到,就是這個些東西后來在《民間文學》上發表,但發刊時王同竹已經被定爲‘右派’了,所以編輯部後來把應該是他和他妻子聯合署名的後來就刪去了他的名字,可能就是他妻子一個人的名字。”

主持人:“有人知道他妻子的名字嗎?”

劉曉笛:“沒有,沒有。這個我後來還真是問過,他們不知道。”

*劉曉笛:有關孫本橋的弟弟與孫本橋兒子的音信*

主持人:“您前面講到,與王同竹一起被判處死刑的他妹夫孫本橋的弟弟同時也被判刑10年,後來他的情況怎麼樣?”

劉曉笛:“孫本橋的弟弟叫孫本嶽,這個名字我好像是沒有講過。他是同案,當時他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後來也平反了。傳說他後來在作生意,他們也不知道他具體在什麼地方。”

主持人:“王同筠和孫本橋的孩子,也就是孫本橋的遺腹子,是不是生下來了?後來怎麼樣?現在情況怎麼樣?”

劉曉笛 :“出生了。現在可能是在南京工作,說是好像在南京一箇中學教書。但是這個線索不是很明確。幫我去查的那些人後來也沒有查到很確實的消息,就是大致上是這個情況。”

主持人:“當時孫本橋的遺腹子現在應該是48歲了……”

劉曉笛 :“對。1970年嘛。我後來打聽他的名字,沒打聽出來,所以查地址就比較難。”

主持人:“王同筠這個名字還是清楚的,現在有沒有什麼線索?”

劉曉笛:“沒有,沒有。”

主持人:“王同策,我們在互聯網上可以看到,他現在是一個資深的歷史學家,但是也沒有辦法聯絡到他。”

劉曉笛 :“我補充的情況也就是這麼多了。”

*劉曉笛:正在寫作的《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和《與孤獨對話》*

劉曉笛談到三十多年來所從事的調查和現正在進行的寫作。

劉曉笛:“我現在一個是做《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副題就叫……非正常死亡的‘關於殺戮、迫害非虛構文本。 我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很多的證據。

還有一個就是我寫自己的經歷,題目叫《與孤獨對話》。因爲我做這個工作一直感到自己很孤獨,而且沒有任何成就感。不像做其它事情,成功了以後很高興。我做這些事情,越做越傷心,特別是後來……

我舉個例子講,我到四川去過很多次。讀到過關於‘大饑荒’的一些資料。其中有一個女的當時不過三十多歲,她丈夫是餓死的。她把她的兒子後來殺掉了,喫他兒子的肉。她把她兒子肢解了以後剁成小塊,放在罐子裏醃起來,每一天就拿出一塊煮着喫。後來喫完了,他又把鄰居一個六歲的小孩騙到家裏打死以後又繼續喫。因爲她兒子……她說是到親戚家去了,她那個鄰居人家要四處找兒子嘛,失蹤以後就報案。後來公安局破案了,把她判了死刑。我看到《判決書》絕對是毛骨悚然,沒法理解人當時的那種……完全是變態。

類似於這些事,資料看得越多,心裏就沒有任何成就,越看心裏越受刺激。所以心裏也一直很孤獨,而且也沒有辦法跟別人作過多的交流。

所以寫我自己的調查……就叫《與孤獨對話》。我分了三部分:‘昇平頌’、‘新桃舊符’後來還寫我到香港以後的情況,叫‘沒有不散的宴席’。寫作當然也很困難,不斷地的有新的材料,不斷的要修改,還要做其它很多工作。大致情況就是這樣。”

*劉曉笛:手頭資料本想留著自己寫作,現因年齡和身體情況,想先公佈些信息發揮作用*

主持人:“您多年所做的這些工作爲什麼讓外界知道的並不多?”

劉曉笛:“我當時想把這些資料留下來。一般來講,拿到手裏的東西,我一定會通過各種渠道覈實這個資料準確不準確。我在網上也收集資料,但是有些人……我看到抄來抄去,假的東西,或者錯誤的東西他們也抄進去,也就出了很多書。

當時我是有這個想法,我應該把資料保留下來,到最後有獨家的資料。

但是現在我因爲看到對單松林的兒子和酈曼茵的採訪以後,我心理上有一些改變。特別是我的身體狀況,我就想着抓緊時間吧,如果能發揮一些作用的話,先讓它(一些材料)跟輿論能接觸接觸。所以,後來看到酈曼茵那個採訪以後,我就聯繫你,這一次還好,發E-mail你收到了。

爲什麼我有這個衝動?我手頭這些資料本來是想留著自己寫作的,但現在我一個是年齡,一個是身體,我也不敢確定最後的結果,所以如果能有機會公佈、發佈一些信息的話,我也希望先來做這個工作。”

*劉曉笛 :最初做這些工作是一種自我完成,“六四”以後對我有很大的刺激*

主持人:”您三十多年來默默做這項工作,動因是什麼?動力從哪裏來?”

劉曉笛 :“最初做這些工作,也很盲目。覺得對個人來講比較重要,完全是一種自我完成。我覺得應該把這些記錄下來,因爲我自己經歷過……我自己形容說,該喫的苦、不該喫的苦我都喫了;該經歷的、不該經歷的我也都經歷了。最後這些東西怎麼能真正變成自己的財富呢?我覺得只有把它定格,就是真正變成自己的歷史,而且最好是讓它能進入到一種記憶共同體。就是真正進入歷史,它可能就成我的財富了。當時的想法比較簡單。

‘六四’以後對我有很大的刺激。我們陝西西安有個林牧先生……”

主持人:“我採訪過他,他給胡耀邦作過祕書。”

劉曉笛:“對,對。他是祕書班子裏的一個成員。他作過西北大學黨委書記,也作過勞動人事部科技幹部局局長。他是個共產黨資深黨員,但是後來……特別是‘六四’以後他有很大的反叛。

他和我的關係也很好。‘六四’以前我就認識他,沒有多少來往。‘六四’以後經常來往。他也跟我講過很多……包括劉志丹被暗殺的情況,包括對安康縣……有一個叫雷雲祺的副縣長,‘文革’中間被槍斃。他是國民黨原來安康縣自衛團副團長,當時就是林牧先生本人去策反,當時是叫‘陝南工委’,許諾了很多條件,武裝啊,參加整編啊,給他什麼職務啊,他後來整個被策反起義了。不費一槍一炮安康就被共產黨佔領了。但在‘文革’中間就把判死刑槍斃了。他的照片就是林牧先生給我搞來的,包括他的簡歷。我在網上也查了一下,直到現在也查不到。這個案件有人報導過,只是簡單說有個縣長被槍斃,但是他的簡歷、照片,關於他更多的資料到現在網上也沒有。”

*劉曉笛:1993年計劃在青島開會被抓,與祕密警察打交道,他們的話反倒提醒了我*

劉曉笛:“1993年我和祕密警察打交道,他們反倒提醒了我……‘文革’中間我就跟祕密警察打過交道,但是那時候比較淺。到1993年祕密警察抓我,當時是爲了呂洪來、劉念春、朱瑞、劉士賢(還有楊靖)……準備在青島開個(好幾十人的)會,一共6個人發起,請柬我一直保留着。就說是‘在青島開個會,新老朋友大家聚會,相互間建立聯繫,以後相互在工作方面有些配合’。

但是後來很快就被公安局偵查到了,結果在全國各地都被抓。青島那邊也控制。我後來看到《地方誌》裏邊記着,當時公安局動用了九千多人查了三百多家旅館。

他們把我們稱爲’兩非’人員,就是’非法組織‘、‘非法刊物’,‘想在青島製造動亂’我後來有一個朋友從西安去,就住在那個旅館裏被抓了。

後來又叫了夫婦兩個人去天津,因爲我被抓了,後來他們去見了呂洪來,通報我的情況。”

*劉曉笛:與政保警察的對話讓我對自己工作的意義又有了一個確定,像個座標一樣*

劉曉笛:“管政保的警察講,‘你還想去青島?你出了陝西都是我們的失職。你現在年齡已經這麼大了,你怎麼這麼狂熱啊?你二十天跑了七個省,你以爲我們不知道?你的一切活動都在我們的視線之中,全部在我們掌握之中。’

他問‘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說‘我什麼也不想幹,我是作歷史研究。’

他說’中國歷史這麼長,三皇五帝夏商周,這麼多的朝代你都不研究,你研究共產黨,是什麼意思?‘

我說’共產黨不能研究嗎?‘

他說‘不能研究。’

我說’你有沒有法律根據?‘

他說’沒有法律根據。就是不許研究’。他說‘法律是什麼?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如果法律不能體現我們的意志,我們就修改法律。如果法律不能體現我們的意志,我們就不講法律。我不相信你幼稚到你能跟我們談法律。’

我說‘你既然不談法律,那我只能談事實。現在這麼多大學、這麼多研究機構都在研究共產黨黨史,你們省委啊,市委裏邊都有黨史研究室嘛!’
他說‘他們研究是經過我們同意的。用什麼方法研究,怎麼出結論,這都是我們要審查、我們要通過的。像你這樣的私人修史,你知道,歷史上大忌。你自己搞個 文化研究所就去調查我們,什麼調查部……‘他從我們家搜出來了那個《備忘錄》就是那個(黑皮書的)提綱。他說‘你寫這些東西,幹什麼?你想爲他們樹碑立傳?’

我說‘我就是作研究,我是個中立學者。‘

他說’你知道莊廷鑨明史案,殺了多少人?私人修史歷來是政治上的大忌。你讀了那麼多書,不懂這個道理?‘
這人叫王治國,他在審訊。

後來他那個科長進來,張科長是河南人,我不知道名字。他進來就說’你不要以爲我們是些土包子,是些警察,就會辦案抓人,你這不就是想和我們爭奪對歷史的解釋權嘛!我們這些人是搞政治偵查的,可不是那些刑事警察,一天拿着警棒去打人,我們整天在研究你們。‘

他們講的很多話反倒提醒了我。我覺得這個工作對他們有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對這個意義又有了自己的一個確定,像個座標一樣。

我開始時是從個人的角度,後來是因爲接觸的人很多了……有些人把家裏給他的照片……他父親的判決書……連底片都寄給我了。後來就說,他不想保留這些東西,他也不想讓他的兒子、他的後代知道,就說‘你既然作這個研究,你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就都寄給我。所以我自己也覺得肩上有責任。”

*劉曉笛:不僅是個案羅列,我也對背後的動因等發表見解,時間實在不夠用*

劉曉笛:“後來爲什麼有些工作時續時斷,就是因爲我在國內的環境變化非常大。後來祕密警察截獲我的信件,跟蹤啊,最後又綁架……後來一系列這樣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最後我都沒有做得很徹底。

到了美國以後再聯繫(國內)很多就不是很方便了。我是1995年正好是6月4日那天到的美國,一直到現在再沒回中國。20多年過去,我以後都是通過親戚……有些人回去探親什麼的,幫我把一些資料慢慢往回帶。我是通過信件、電話,不斷地和國內有聯繫,大約有五、六年時間一直沒有斷。

近年來聯繫越來越少,因爲時間實在不夠用。現在工作時間短了,以前每天至少12個小時以上。我那個英語老師到我家來就說……我喫飯都是在電腦旁邊,拿著東西一邊喫飯一邊敲字。”

主持人:“請問您的《黑皮書》已經完成了計劃中的百分之多少?”

劉曉笛 : “我先列的‘備忘錄’,就是一個‘大事記’,基本上已經完成了。還有,不僅僅是一些個案的羅列,我也對它背後的動因,包括那些血腥的東西還要有很多個人的一些見解、議論,當然寫作就很慢。”

*劉曉笛:整理資料、分類,工作越做越細,要下很大功夫,有時感到精疲力盡*

劉曉笛:“特別是我整理資料費去很多很多時間。一定要分類,而且越分類別,越細緻。

舉個例子講,比如‘反革命’,因爲我接觸很多人,他們被槍斃,被迫害致死,都是因爲 ‘反革命’這個指控。所以最早我必須要去了解這個‘反革命’罪到底是怎麼來的,究竟這個‘罪行’是怎麼確定的,經歷過怎麼樣的流變……這些東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去了解,要查很多資料,包括文件,還要找很多人請教。

後來我是很巧合的接觸了一些人,他們是瞭解情況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資料給我。

這裏邊有很多的細分。比如說, ‘反革命集團‘,這是首要的一類、又有 ‘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暴亂集團‘、’反革命陰謀暴亂集團‘、’反革命糾合集團‘……很多很多的分類。

’反革命‘罪裏還有一類叫’三反案件‘,就是’反革命標語‘、’反革命傳單‘、’反革命信件‘。

’信件‘又分’匿名信‘、’掛勾信‘,後來到’文革‘中間擴展到’反革命口號‘、’反革命日記‘、’反革命圖畫‘……越來越多。

我就想把這些問題搞得比較清楚,不是籠統地寫上是’反革命‘。每一個罪行都要分析,講它的來源,然後還要補充很多個案來證實。

裏邊當然問題很複雜。比如說’反革命匿名信‘,他們怎麼樣偵破的。我這裏也收集到好幾百個就是當時要追查的那個’反革命標語‘呀,’匿名信‘啊。但是有些案件最終沒有破。有些案件破了,我要去查是怎麼破的。所以工作越做越細。

我覺得,既然要做這個工作,就希望做得別開生面。

比如說,像’鎮反‘的時候……現在我也看到很多學者講,當時槍斃人時是按百分比——千分之五啊,千分之一,千分之二……

實際上它裏面有很多的細分。他是按任務,比方說,保安縣……就是現在的深圳,他們下了個指標,槍斃了11個人。上面給他們的文件……那個文件我也查到,就是他們的專區‘你在七月份之前必須要殺掉兩百個’,是給他們下的任務。

還有佛山縣,1956年,1957年要抓多少人,勞改多少人,勞教多少人,最後還說’槍斃30到35(人)‘,就是那一年定的計劃。而且要收集……我說的這些都是根據他們的文件,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所以我也確實有時候感到精疲力盡。“

*劉曉笛:自己收集材料,不是來自網上。到美國後“五年計劃”專注於資料收集整理*

主持人:“這些文件有沒有從網上現在可以搜到的?“

劉曉笛:“沒有,絕對沒有。“

主持人:”要找這些文件,得要回中國啊,是嗎?“

劉曉笛:“我說的都是以前。最近幾年我和大陸的聯繫比較少了。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我自己辦過企業。因爲我當時想成立社團,辦不通,後來就做了一家廣告公司,還能賺些錢。

後來在1993年被捕時,就是因爲他們發現我活動越來越多,後來一直被跟蹤、竊聽、’郵檢‘……我一直是在做。我後來收集了很多材料都不敢在家裏放。我到美國五、六年以後,慢慢地把這些東西才從大陸給我運出來。“

主持人:”您後來被判過刑嗎?“

劉曉笛:”沒有。沒判過。 ‘文革‘中被 ‘強制勞動‘一年,1993年被捕後關了三個禮拜。放我以後是傳訊,每個禮拜要到公安局去報到。要彙報這一個禮拜幹了什麼事情。就是因爲這個,我後來就跑了。他們也是四處抓我,沒抓到。

我是在一個小縣城躲著,在鐵路沿線。幫助我的朋友在鐵路上工作,給我辦了一些鐵路上的證件,或免票。所以我那時候跑去安徽、甘肅、四川,去了很多次。

一直到1994年4月份,到了廣州,當地朋友幫我聯繫,後來把我送到香港,美國領事館後來就送我到美國來。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太太一個人去工作,我沒有(出去)工作,我訂了一個五年計劃。我是五年以後找到臨時性工作。這五年時間,我一直是和大陸……有時候每天一封信,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爲很多地方那時候根本沒有電話。有的地方……像重慶有個縣城……當時他家裏連電都沒有,更不要說網絡了。“

*劉曉笛:我寫作《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自己定位爲 “實證調查“*

主持人:”您自己這麼多年默默做這個收集工作,您收集這些資料是不是寫過什麼文章?在網上有沒有發表?“

劉曉笛:“沒有。因爲幾方面的情況。一方面,資料太多。這麼多年,我後來就是到了香港、到了美國,還一直在做這個工作。所以手中的資料……我每天要做分類呀、目錄、做’大事記‘,做很多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我身體不好,不能長久工作。坐的時間稍微長一點,腿腳就會腫。在前些年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每天我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我寫作《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主要是我自己作調查研究……包括收集資料,我把自己的調查定爲’實證調查‘。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做,但是我自己有這樣的要求,就是我作調查過程中,儘可能收集原始資料。有很多東西可能後來……如果有可能正式出版的時候,我會把很多……比方說文件啊,現場的照片啊,我都會公佈出來。比如說我收集的《佈告》,就是槍斃人的《佈告》,特別’文革‘中間,當然1960年代也有,其它如1964年、1962年的也有,當然  ’文革‘中間比較多。

我怎麼收集到的?以後談我自己的時候我會作一些解釋。比如說那個’反革命集團‘,很多人現在都沒有涉及到。我說的’反革命集團‘,不是王同竹他們這種類型後來平反的,我說的很多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過、親眼看到過他們被押出去槍斃,後來我也收集到……現在我收集到的《佈告》大約將近五百份。

像我當時插隊的(地方),一案槍斃了25個人,整個涉及到108個人。後來那個’主犯‘’首犯‘被槍斃的時候,我去參加公審大會,那個車就從我身邊拉過。後來他妻子和他兒子去收屍,拉着那個’架子車‘,即人力車,來收屍,我就跟著過去,有過這方面的經歷。後來我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後來也看到過很多人研究’文革‘,或做這方面……基本上沒有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我把它定爲’實證調查‘,就是我一般對照片、文件,包括日記,或者他們相互之間的通信,儘可能收集到原始資料。

因爲我個人有這樣的經歷,一個是我希望提供的這個證據不僅僅是我個人對我的經歷……或我自己的一些論述,我希望有一些直接的歷史說明這個證據。別人要提出質疑就很困難。當時都是共產黨自己印出來的。我這不是小說,也不是報告文學,我基本上都是根據實際的材料寫成的。”

*劉曉笛:《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內容的時間跨度——從兩湖農運到八九“六四”*

主持人: “請問您的《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黑皮書》的內容在時間跨度上是從哪年到哪年?”

劉曉笛:“就是從1926、1927年開始,一直到1989年。大致實際是這樣排的,我基本上列的題目是這樣,我先做了一個《大事紀年》,開始是‘兩廣兩湖的農運’,這時已經開始殺‘反革命’,殺‘土豪劣紳’。後來就是因爲‘馬日事變’後,特別是國民黨‘清黨’以後,共產黨搞了一段時間‘赤色暴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組織暗殺團殺了很多人。

後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叫‘紅色殺戮’,主要是共產黨在上海、在福建的福州、包括在我們西安、在天津,他們都策劃過一系列的暗殺活動。雖然過去有些人也談到過,但是我找到、看到的那些資料,特別是跟陝西有關係的那些資料,很多地方都沒有系統的談到過這個問題。因爲他殺的很多人,根本跟他們就不是什麼對立的,完全是他們出於製造‘紅色恐怖’嘛。

然後就是‘江西肅反’了。現在一般的人的印象都說是共產黨他們自己殺自己人。實際上他們殺戮的範圍非常廣,除去他們自己內部進行清洗’肅反‘以外,對外面的人殺得也很多。有些情況已經不是很好調查了。我找到些資料,包括他們的一些回憶錄,談到的很荒唐。

我舉個例子。有個人路過一個村鎮時,在那兒(的飯館)喫飯,他就是覺得給他打的麵比較少,就發了句牢騷,說是’我花了這麼多的錢,好像買的這個飯不夠份量‘。店主就派他兒子到村蘇維埃政權彙報說這個人是AB團的,然後來的那些赤衛隊就把他抓起來,馬上就槍斃。類似這些事情,案例有很多。

還有一個,就是長征時……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有個叫劉家駒,以前《炎黃春秋》雜誌社的一個副主編,他就寫過……包括西方人他們寫的那個長征,基本上就說多麼艱苦,怎麼樣打仗,都是作這方面的描述和記錄。

後來我看到的那些史料,特別是在已經進入到雲貴川,一直後來到陝西境內,一路上爲了搞’給養‘,綁架、殺人,一直就沒有停。後來到延安以後,大家都知道的像’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啊,包括’肅清託派‘,到後來的’反特鋤奸‘,一直到1949年這個過程,1949年以後一直到1989年,歷史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我的看法,一個就是我特別在’鎮反‘和’土改‘之前,加了一個非常長的章節就是關於’徵糧‘。現在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這個事情也是分開談。在’徵糧‘過程中開始殺人,逼得上吊,打死的很多很多。

因爲我自己到現在收集了近一千多份將近兩千份有關’鎮壓反革命‘的文件。我把這些文件做了個排序,就是從1949年開始,像東北,已經發出’鎮反‘指示,一直到1950年3月18日,後來又到‘雙十指示’,一直到1989年。”

*劉曉笛:我發現中共從1950到1966年“文革”前,進行過四次大規模“鎮反“,殺人不斷*

劉曉笛:“我把文件整個排列了一下,就發現共產黨實際上從1950年開始,到1966年’文革‘前,進行過四次大規模的’鎮反‘。不是1950年到1953年的一次’鎮反‘,中共幾乎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鎮反‘跟很多運動是結合在一起的,有時候人們好像分不清,他是三個運動、五個運動同時在進行。

像’文革‘中間,一般人現在說1970年’一打三反‘,實際上從1970年開始,一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個殺人也沒有斷。一直到最後’軍管會‘撤銷以後,恢復法院建制,還一直在判,我手中也有一些《佈告》。

像我們陝西有一個馬之彥,槍斃他的時候他已經是81歲還是82歲。一直到1976年判死刑,說他‘寫反動日記、反動文章攻擊黨的政策’,那已經到1976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殺人高潮時期,實際上一直在殺。我是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東西……一些誤區,或者是共產黨自己那樣宣傳的,我就要把那個東西通過大量的實證公佈出來。

‘文革’以後,還經過了一個‘揭批查’,叫‘一批雙打’。在湖北一個勞改隊裏,張先培說修毛澤東紀念堂……講了一句說‘勞民傷財’……說了還是沒有說都沒法確定了,反正有人揭發他,他本來是被判20年徒刑,結果因爲這個原因,後來把他加判死刑了。這都是‘四人幫’倒臺以後的事情,一直殺人也沒有斷。

一直到‘民主牆’時期,我還收集到一個,就是在青海還槍斃過一個人(鍾馬水生)。他就是貼大字報,他本身被勞教以後要申訴,跑到北京去在‘民主牆’前也寫過大字報。回到西寧還在寫大字報。開始是判兩年,後來又成了四年,後來有人說加到15年,最後又是20年。後來有個叫楊樹芳是高級法院院長,他‘退回補充偵查’說是一定要判死刑。1979年、1980年,到槍斃時已經到了1983年,就是‘嚴打’時。他一直上訴,真正槍斃執行死刑已經到1985年了。

因爲最早開始時,我沒有這麼清晰的概念。最早時我就是想寫寫自己經歷過的,或者是跟我自己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那些非正常死亡,包括我自己見過的……主要是寫這些。但是後來我去查資料,越查問題越多,後來我覺得如果不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框架裏邊來講,很多問題都沒法解釋,或者說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沒有辦法接觸真相。”

*劉曉笛:孤獨、沉重與唯一的欣慰,以歷史記憶對抗極權專制   *

主持人:“您現在能估計到這個《黑皮書》大概會多少萬字嗎?”

劉曉笛:“我現在都很難講。目前寫的比較成形的是從1949年到1989年這一段時間。前面的都是我自己的資料排列,像‘大事年表 ’一樣。因爲我是一章一章在寫,也沒有整體統計,再加上我自己看的、要引用的文件,包括《佈告》、《判決書》,還有照片,能統計出來的就有一萬多件。
我覺得這個工作對中共的極權政治體制有很大的殺傷力。他們確實對很多東西是要隱瞞的,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做這個工作時,唯一個感到欣慰的時候就是我找到那些文件,或者找到那些他們隱藏的,或者不想讓人知道的東西,被我得到了,我會高興。我就想,’你們怎麼樣死守,怎麼樣採取什麼辦法,我還是把這個東西搞到了!‘唯獨這個時候,我還有點欣慰。

別的時間,讀的材料越多,我越是感到毛骨悚然。那些黑暗的東西、血腥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覺得叫這些東西見陽光,叫這些東西進入公共話語系統,應該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對解構專制政體……我自己的書裏也寫了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說這個歷史記憶怎麼樣去對抗極權專制。我們現在又沒有什麼武裝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記憶。就是你做的事,要給你記錄下來,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價值。

所以我感覺到我現在做的工作不僅僅是一般的歷史研究,它和極權暴政在對抗的時候……我到美國以後(在紐約)辦過兩次展覽,當然那時候資料也很不全。在芝加哥辦過一次,在紐約辦過兩次,一共三次。我自己定的題目,就叫《記憶是自由的永恆代價》。

我做這個工作是爲了對抗遺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當然這跟我個人的性格也有關係、跟經歷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聽衆朋友!以上您聽到的是對多年從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的現在美國的劉曉笛先生專訪的第二部分,在以後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請繼續收聽其後部分。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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