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与心路:从历史见证到长期调查收集史料的动因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三)RFA张敏

201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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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笛与关心和帮助他的美国友人施耐德(V. Snyder)在工作室的标志前合影(刘晓笛提供)
刘晓笛与关心和帮助他的美国友人施耐德(V. Snyder)在工作室的标志前合影(刘晓笛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8,25)

刘晓笛:中共在信息垄断方面,就是让你找不到证据,你说得再多,他们不回应。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们确凿的那些证据,包括照片、《公告》、《判决书》……他会说你是造谣,很容易被人质疑。这是我开始收集这些东西的一个初衷和前提。当然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后来也收集到很多东西。我基本上要讲的话也都是根据他们这些材料来讲。

 

*刘晓笛 :调查收集史料,进入公共话语系统,以记忆对抗遗忘、对抗极权暴政*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刘晓笛先生访谈录的第一、二两集,今天请听第三集。

刘晓笛先生笔名侠父,他默默从事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并从事相关写作。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

谈到这项工作,刘晓笛先生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有很大杀伤力。很多东西他是要隐瞒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血腥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叫这些东西见阳光,让这些东西进入公共话语系统,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解构专制政体……我自己书里也写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说这个历史记忆怎么样去对抗极权专制,我能做的就是记忆。你做的罪恶我给你记录下来,我觉得有很大价值。

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和极权暴政在对抗,记忆是自由的永恒代价。

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对抗遗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跟经历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刘晓笛:我的家庭不是体制受益者,也不是迫害对象。我工作最初动因是亲历故事*

主持人: “您经历中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触发您想到做这项工作?哪些事情成为促使您能够坚持做这么多年的动因?有您的家庭,或者个人受迫害的经历吗?”

刘晓笛:“我们家庭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连公安局他都想不通,我最后1993年被抓时,跟我谈话的王治国是主要审讯我、管我案子的秘密警察,他说 ‘我们整天研究你,想不通。’

我父亲是市里的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家里经济状况,我父亲……一般过去的人五、六十年代挣几十块钱时,我父亲那时已经是两百多块钱、将近三百块钱工资,也负责过很多大型工程。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两个弟弟。我小弟弟28岁就是正教授,家里我哥哥姐姐没有一个跟共产党有矛盾的。

他们(警察)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要按他们的话说‘都在位子上,好像都很正常,就是你。我跟厅长也汇报过……’王治国亲口讲,‘我对你是有点偏爱,你看你这么多年也碰到很多挫折,但是一直很勤奋,总是想做点事情。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在讨论。我跟厅长就讲了‘这个人的案子交给我,我来处理。他过去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对政府有怨气’。

对我说‘当然了,方励之讲的话,你一听就入耳;雷祯孝讲的话,你一听就入耳;政府讲的话,你听不进去。因为你对政府有怨气嘛‘。他说 ‘这一次我跟厅里边讲了,只要你答应不再干你这些事情,停止你的这些活动,特别是你不能搞有组织的……’他也知道我当时有公司里的一些职员,我给他们发着工资让他们去帮我跑这些事情。

他说‘你只要答应这个,我们一律给你开绿灯。你要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工作;你要做生意,我们保证让你发财。’

我说 ‘我给你只能承诺我不搞暴力活动。针对平民进行恐怖活动,投毒、放火什么,搞颠覆火车……这个可以保证我不会干,其它事情,我不能保证‘。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已经40岁了。如果二十年以前你要给我讲这个话,说不定我就接受了。现在我的思想已经定型了,我自己对共产党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我不能保证。’

他后来笑,他说 ‘我也相信你这说的也是真话。’

我的家庭虽然不是体制的受益者,但他也不是迫害的对象。我父亲做技术工程,自己也有点发明创造, ‘文革’中一直都没有受过什么冲击。所以(我做的事)跟我家庭本身是没有关系,主要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比较奇怪,有很多事情也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提前设计到的。”

*刘晓笛: “文革”中看见家对面卧龙寺被抄砸、法师僧人先后自杀……*

主持人:“那就请您讲讲后来触发您做这项工作的您人生经历中特别的故事。”

刘晓笛:“我拿着初中毕业文凭,实际上我初中只上了一年,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我家对面是个很著名的寺庙,叫卧龙寺,现在那个庙还在。我从小就在那庙里玩大的,里面那个方丈朗照法师跟我非常熟,给我吃过糖果呀什么,因为我经常到他那个禅房里去。

后来‘文革’中间我第一个亲眼看到的自杀,就是他自杀了。

1966年九月份,那天正好是中午我回家吃饭,两点多钟,平常一般十二点左右我就回家了。一进我们那个巷子口,就看见庙门口拥了很多人,而且烟雾腾腾。

我赶紧就往前跑,围着的都是我们那些邻居。我就问,他们说是抄家。当时实际上在庙里面查抄、打砸什么根本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红卫兵’,就是我们街道……当时还叫‘公社’办事处的干部,领着社办工厂那些工人。因为都在我们附近住,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主要是要占这个庙,要办他们的工厂。社办工厂就是过去收那些私人房屋,房子很小,车间都很小。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是讲‘破四旧’。正在拆门口有个石牌楼,据说是慈禧太后给了两千两银子修的,在前面印的(字)是什么‘皇恩浩荡、万寿无疆’……我小时候总是在那底下作游戏,来回跑。后来他们用那些简陋的起吊机,把整个那些东西全部毁掉了。

又有人讲 ‘出来了,出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出来了,我看有几个庙里的和尚……因为其他人我不太熟悉……就把朗照法师拿床板抬着放在三轮车上。我后来看到的资料是说他上吊自杀的,‘自缢死亡’。当时就送到火葬场火葬。靠西边的广场上烟雾腾腾,烧他的东西,那些佛教用品啊,书籍、字画呀,还有很大的木鱼是檀香木的,所以那香气很大……“

*刘晓笛:童年记忆中的卧龙寺和朗照法师*

主持人:”这件事情对您的触动是在什么地方?“
刘晓笛:“关键是这个人非常熟悉。过去,死亡这些事情都是距离很远,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朗照和尚因为他本身是出家人,对人很和蔼。小时候我在庙里玩以后,我就到他的房子里,吸引我的有两点。一个就是有两张非常大的照片,一张是他在缅甸参加法事时的留影,是合影,他在里面我能看到,照片很大。我感兴趣的是,他是在一个大象旁边站着,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见过大象,我说‘大象会不会咬人?’跟他闲聊。还有一张也是合影,不知道是在什么集会上,照片上有周恩来在中间站着,他也在其中。这两张照片每次我去都要看半天。里面还有一个铜铸的香炉,造型是麒麟,每一次我去帮他捡点儿很小块的檀香点着后给他放在炉子里,他有时从那个锡罐里抓上几块糖给我……关系处得非常熟。

我甚至跟他有过这样的交流——

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我总是想闯荡江湖,想作侠客。看书看到那些英雄都骑着马,背着刀,我一直想要匹马。那时候当然是小孩嘛,根本不可能。

我就听大人说‘神仙如果同情你的话,他会给你’。我就专门跑到庙里去,在菩萨的大像前面,在如来的大像前面,我都烧过香,也跪拜过。我说‘你给我一匹马,不能放在房子里边,你就给我绑在门口的那个电线杆上,怎么样?’

结果每一次磕完头、烧完香回去以后,都没有。

我后来还专门问朗照方丈,我说‘我給如來都跪过几次,怎么他不給我马?’他后来笑,说‘你要信佛啊,就是要无欲,沒有欲望。到庙里烧香的人,不是问前程,就是问婚姻,就是问仕途,这个都不是真正信佛的’。我当时很失望。

他都愿意跟我作这些方面的一些交流。”

 

*刘晓笛: 庙里镇殿珍藏《贝叶经》等被烧,我熟悉的朗照法师和阳泰和尚自杀,触动我心*

刘晓笛:“ 因为有这个接触,所以……他死的那种方式很惨烈,为什么他要自杀呢?本来佛教人已经四大皆空,什么都看通了嘛。关键是他庙里边有一些庙藏,就是它的‘镇殿之宝’,一个叫《碛砂经》,一个叫《贝叶经》。贝叶是印度当地的一种植物,经文就写在贝叶上。贝叶经在佛教的经典中是非常珍贵的。后来几个懂佛教的人也给我解释过,那是从印度搞回来的,是他这个庙里藏的很多庙里都没有的,‘镇殿’的,非常珍贵的珍藏。

结果后来街道上那些也戴着红袖章,但实际上不是中学生,都是工人,把那些东西拉出去,后来都烧掉了。对方丈刺激非常大。

当然后来不是他一个人。第二天他们那个阳泰和尚,河北沧州人,当天晚上是上吊自杀的,第二天在他房间里发现了。阳泰当时和我也很熟悉。他在门口每天扫地,开开门、关关门,跟我关系也很熟。这样死了以后,对我当时心里边有很大的触动。”

 

*刘晓笛:张德夫妻子之死——我困扰多年的一件事*

刘晓笛:“后来还有一些,比较多了。我就举个例子讲,都是1966年。有一天我们当时‘红旗战斗队’……跟学校里党支部他们办的那个‘红卫兵’还不是一回事情……我们接到通知,到人民体育场开批斗会,批斗西北局当时的书记刘澜涛。我说的这个事情基本上都是衔接的,都是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左右,后来十月份我就去北京了。

开这个批斗大会我们去的晚了,都是中学生嘛。号称上万人在那儿开会,我们去的晚,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那个会还在开。因为人很多,司令台上灯光很亮,大人们都在前面站着,我们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还是在听广播,批判的、控诉的、喊口号什么的,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现场。

我们就退出来以后马上要往学校方向,往西走。有个同学就随便说了一句,说‘(我们同学)抗美他们在那边抄家呢,搞了好几天了,不知道抄完没抄完,咱们从这儿走过去看看’,是临时一个提议,后来我们就没拐弯,一直往前走。

一进巷子……那时候因为都(晚)十点多快十一点了,静悄悄的也没有人。我就看到被抄家的那家,姓张叫张德夫,我们那儿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是抄的他家。门口的灯光很亮,院子里灯也亮着,静悄悄没有人。

我就喊‘有人没有?’没有人应门。我后来就上台阶把那个门环拍了一下,马上从里面跑出来……当时年龄可能也就50多岁的一个妇女,后来我知道是张德夫的原配。

我就问她‘我们的人呢?’

她说‘红卫兵小将都走了。’

我说‘什么时候走的?’

她说‘就是吃晚饭的时候。’

我说‘那你怎么还不关门休息啊?这么晚了。’

她说‘我不敢关门。因为他们走的时候说是去吃饭,我怕他们再回来,我关了门以后他们就不高兴,我也不敢关门。’

我说‘那你关门吧,这么晚了,他们不会再来了。我特别讲了一句,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她说‘那谢谢,谢谢!’

我就走下台阶。我们(同学)就在一块儿回学校去。

走的时候,我还能听见身后她关门,门环在晃动,门闩还在滑动。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个同学叫牛新华,很紧张地对我说‘张徳夫的老婆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惊了一下,说‘不可能吧,我昨天晚上还见了呀,什么时候自杀的?’。

他说‘可能就是你走了以后。他儿子早上去取什么东西,叫不开门,趴在窗子看到他母亲已经上吊。他不敢动,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搞得我当时觉也睡不成了,我心情就很压抑,反来覆去回想那个场面。我一直都想‘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我有关系?我当时如果不去,或者去了以后没让她关门,没让她睡觉,她会不会就不死了?’

这个事情我困扰了很多年。”

*刘晓笛:“文革”中武斗、抢枪经历成为我怀疑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路标*

刘晓笛先生谈到“文革”中他被关牛棚受审查的经历。

刘晓笛:“我说的是1968年,我就是在牛棚里关着,他们当时要审查我。”

主持人:“为什么事审查您?”

刘晓笛:“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陕西省一个秦岭山里面柞水县,我们当时是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演出,在那儿后来发生了武斗。我也讲过了,抢过枪,把我们后来包围在武装部里面,枪也一直在打。最后我们没办法,把武器库砸开,里面的枪实际上都没有枪栓,枪栓都上交了,不让我们拿,挨着个在那房子里面搜,后来拿的基本上都是短枪。

八十年代我再到柞水去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很详细的统计,机枪是几挺,冲锋枪是多少,‘五四手枪’是多少,子弹多少发……他们都有记录,我后来在档案馆查到。

我们是抢的枪,对方一看我们也有枪了,相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就撤退了。

我从柞水县要回西安的时候,他们‘联指’的总指挥张治德,他来送,一直在拦我们,说‘马上就会有车’。因为当时我太太、还有我太太的妹妹跟着我……”

主持人:“您太太当年和您是同学,是吗?”

刘晓笛:对,对对。我们一班的,而且我两个人座位连着。”

主持人:“同桌,是吗?”

刘晓笛:“同桌。她妹妹那时候才上小学,我就怕出危险。我哥腿上还中了一枪,不是很重,后来也没有受什么影响。当然还有几个人,我们后来觉着‘不行,赶紧要走’。一会儿响枪,一会儿响枪,害怕随时可能受到攻击,我们又没有车。路上他们炸石头,把山已经炸得根本就不通车。我们最后是步行。

从山里边步行了三天两夜,正好是6月1日回来的。为什么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回到西安的当天是‘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所以我印象很深。”

主持人:“这件事情和您后来写作、调查的关系连接点在什么地方?”

刘晓笛:“连接点就是,当时他们不让我们走的原因是要把把武器全部扣下。因为我们拿了很多枪,后来他那个武装部驻军就把路封锁住,要检查。

我回到西安时间不太长,有一个人姓金,名字我不知道,我们叫他老金,突然跑到我家里,头上流着血,布条缠着,当时神情很慌张,也很狼狈。

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武装部调动了柞水县、山阳县,还有镇安县三个县的民兵跟他们对立的那个组织的人’围剿他们,他是躲在山上后来被流弹把头刺破了。

关于武斗抢枪那个事情,从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像路标吧。我后来对于中共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取向,我为什么有怀疑,或者说有反叛,我觉得那个事件,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触发点。”

 

*刘晓笛:“文革”中我因偷书被抓进公安专政机关*

刘晓笛先生谈他在“文革”中被关进公安专政机关的经历。

刘晓笛:“我从小因为家庭的影响,有阅读习惯,一直是靠自学,靠自己读书。后来再高考什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1972年8月26日,因为一个案子被关在公安局看守所里。在这之前,我也被工宣队、军宣队关到牛棚,但是没有正规的关到公安局专政机关里面。1972年时,也是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在饭馆里吃饭,被邻居认出来,打电话报警,后来把我抓起来。

那儿关的人很多,我在一排三室,里边关了26个人。有个叫罗兴国的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也都20多岁。他自己自报说,他是劳改队长大的孩子,从小进少管所,劳教过、强劳过。

他自己讲,他是老江湖了,一般关进来的人是干什么的,他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看我就看不透了。

他就说‘你是因为什么犯的案子?怎么关在这儿呢?其他人我都能看得出来,我看不出你到底犯的什么案子。’

我说 ‘我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我是偷书。’

他当时有点奇怪,不理解。他说‘你是在书店偷书?’

我说‘不是,我在图书馆里。’

他说‘那也不至于吧’,公安局那时候破刑事案子是按价值,他说‘你偷几本书能有多大价值?案子闹得这麽大’。

因为他是看到我在外面打指纹,那时收集指纹是很少的,公安局能去让你打指纹的话,一般都是大案子。”

*刘晓笛:“文革”中的读书、换书圈子和当时很多跟“红海洋”等很对立的社会异动*

主持人:“您是到什么地方,偷了些什么书?”

刘晓笛:“当时1968、1969年以后……我后来看到一些资料,知道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西安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以社会青年和‘知青’为主,在西安当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都打散了,1968、1969年这段时间,我们西安形成了很多很多‘圈子’。北京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聚在一起,中间的联系主要就是书,大家在一起读书,或你把你的书借给我,我把我的书借给你,我知道西安至少有几十个。

我举个例子,有个作家叫王宗元,他写过《惠嫂》,后来拍成电影叫《昆仑山上一棵草》。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她女儿家里面藏书很多,她也通过同学跟我们换书。

当然(这样的人)很多了。有个叫刘安,现在人已经去世了,那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有一帮人,都是高中生,他们那时候搞什么经济学、哲学呀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文学方面的比较多。像我弟弟接触的那些人主要是画画的,包括石鲁的女儿、儿子,石丹、石果在一起,他们就是传那些画册呀,有些相互之间写的诗词,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写什么文章,基本上是以文会友那种状态,主要是书。

有些人我不认识,但是他们会把他们圈子里的书借给我,你一定要拿你的书去换。包括比如基督教啊,很多在那个地方传教,我都接触过。我不信教,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在做这些工作,我到他们的现场也去看过。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很多异动,现在人理解‘文革’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文革’好像就是‘红海洋’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跟它那些当时很对立的社会状况。

我讲这个背景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看过很多书,都是一夜看完的。晚饭时给你送来,第二天你八点上班,他就一定要来取,所以晚上不能睡觉,一定要看完,第二天给他,你要是中间耽搁时间,下一个人马上就晚了,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看的。我印象……后来回想那个过程,1968年就开始有这个苗头,后来到‘上山下乡’以后就非常普遍。”

*刘晓笛:追踪抄家后堆积的书,发现了被封门的图书馆——从换书到“偷书”的我们*

主持人:“后来传书怎么能就被抓了呢?”

刘晓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跟我经常在一起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个人姓魏,他跟我讲,他们学校……他在当时的20中学,抄家以后有那些金银财宝、家具什么后来都运到其它地方去了。但是学校里有两间教室堆满了书,都是抄家抄来的,没人管。

所以后来我们去,因为书都在地下扔着,堆得小山一样。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柜子,挡着什么东西,我们就把柜子抬开了,发现有个门,一推就开了。里边是个图书馆,书还都在架子上,很容易看。我就从前面捡了一些,在后面书架上拿了一些。这就开始第一次。”

主持人:“您还记得其中有什么类的,或者什么书名?”

刘晓笛:“各种各样的,古典的有《十三经》、《周易》啊这些,像西方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笑面人》、《巴黎圣母院》呀……当时我们把书装在麻袋里,几个人抬着,各种书都有,我们也要把书借给别人嘛。

像‘黄皮书’,‘白皮书’啊,那些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拿的,就是圈子里不断在传看。当时动因就是你借书不好借嘛,因为你不借给别人,别人也不借给你。后来我也有一些画册送给我弟弟,他就换的有……到最后都不止是西安了,有些外地画画的人都跑到西安来找他,要看那些……比如俄罗斯的像列宾呀……这些人的画册,当时都很难看得到。”

 

*刘晓笛:追查政治含义书——极端违禁品,有人为《推背图》被抓、被刑讯后自杀*

主持人:“您被抓、被关进去后,难友罗兴国知道您是偷书被抓的,还被打了指纹,他是什么反应?”

刘晓笛:“因为打(指纹用)那个油墨嘛,我要在水池边洗手,他看到,说‘怎么还叫你’……监狱里把那(打指纹)叫弹钢琴……‘怎么还弹钢琴’?意思‘有什么大案子?’

我说,‘不是,现在偷书的事情他们是放在其次,因为那个很好落实,图书馆的书都有藏书章,一看就知道你在哪儿偷过。这个现在倒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他把案子基本上肯定了以后,马上换了提审员,提审的计划也不一样,也不到讯问室。

他就把我叫到一间跟家庭住家户……里边有双人床啊,灶具什么,就跟一个住家一样。叫我到那个房间里,然后叫我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点水。有一个专门主审我案子的,拉了个藤椅坐在我面前。

我那时候已经多少有点经验了,我知道他问的那些问题都是比较一下直冲着要害的。他们后来问我,‘怎么图书馆里边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你单挑这几本书?’

因为当时我们相互之间换书,他们后来抓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有一些书是当时极端的违禁品。因为当时根本什么书也不让看,他们特别注意,包括布哈林写过《被背叛的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对这些书查得非常紧。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看包括《红与黑》……西方的那些名著。

他一直是在追查那些有政治含义的书。特别最后我才清楚,他们是追查一本书,叫《推背图》,就是隋唐时期,李淳风和袁天罡……他们是两个道士,写的那个书。现在我看到把那叫‘预言书’,实际上就是跟过去那些测字呀、算卦嗯,图谶这方面的书(似的)……当时社会上流传,就说这个书可以推算出共产党执政多少年。

就在那个时候,出了林彪事件,社会上各种各样传言,因为这个书……我知道有一个人叫白大关,他是个回民,传过这书。后来被人揭发,结果就把他们当‘反革命集团’,后来在监狱里被刑讯、被打以后,他上吊自杀。”

 

*刘晓笛:狱中的对话与约定*

刘晓笛:“我把情况告诉罗兴国以后,他就奇怪‘看书嘛,有几本看就行了,你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当时因为不好解释,随口说了一下‘我是因为自己以后要写书,不看很多书怎么能写?’

因为我特别是在上初中以后,看过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书,很多人写书实际上都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些跟当时的政治有关系,有些人就完全写自己个人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有这想法‘以后年纪大了,自己也有生活经历了,我也要写书,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上初中时很朦胧的,但是有这个想法。

他问‘你写书写什么东西?’

我说‘就是写我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会不会写咱们号子里边啥事?’

我说‘也可能吧’。我讲这些话都是随口的。

结果他很认真‘那你能不能以后写的时候把我也写到书里面去?’

我说‘我不了解你啊。’

他后来给我讲过很多他在监狱里边的见闻,包括那些黑幕,很血腥的那些东西。我后来在作调查的时候,通过其它途径,又证实过他讲的那些话,里边有好多都是真实的。

这话题是从这儿引起来的。他问我‘你知道不知道美国有个作家欧.亨利,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二十年后》?’

这篇写两个美国人年纪很小就在一块儿,关系很好,他们住在纽约,后来要分手了,各自要忙自己的生活去了,有一个要到西部去。他们分手时约好‘二十年以后咱们再回到这地方来相见,看看二十年以后我们都成了什么样’。

二十年后他们两个人真的都去了。相貌已经变了很大,身分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而且这个警察是奉命……芝加哥通缉他这个朋友,要让他去抓。他后来已经认出来确实是他,但是他不忍心抓,他后来就去报了警,让另外的警察抓了他。进看守所时递给他一个条子,说‘我已经认出来了,你就是我那个朋友。

故事情节很简单,短篇小说嘛。

他(罗兴国)后来就对号子里边……就是我们一起关的26个人讲了这话,他说‘二十年太远了,我们定个十年,今年是1972年,刘师傅你进来的时候是8月26日,咱们到十年以后,就是到1982年的8月26日,咱們找个地方,大家聚一下,看看那个时候咱們都变成什么樣子了’。说‘如果你只要是自由着,或者你只要是沒有死,大家都要去’。

当时,說老实话,都是当开玩笑,沒有把这个事情当真。”

 

*刘晓笛:十年后的履约与爽约——触动我在“大墙文学”时代开始曾经计划的写作*

刘晓笛:“但是在我心里边回忆起来那些生活时,有时候会想起这个事情。所以到了1982年,真是到了那天8月26日,我们当时约的是报话大楼,四面都能看到的那个大钟表。每天都要报《东方红》,报时嘛。我们在号子里边什么也听不见,根本不知道时间。完全都是听那个大钟表在响,就知道是几点了。基本上西安市里边都能听得到。

我后来就专门到他约的那个大钟表下面去,到那一天我真去。本来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结果谁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集邮市场,人很多。我在那里边找了可能有一、两个小时,反正一个人也没找到。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十年以后我突然想起来 ‘我当时不是跟人讲过,说我以后要写书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确实是根本没有写。虽然有时候我不写日记,但是我会记些‘大事记’,有时候我把一些外出的票据什么都会粘贴起来,就是以后记的年月日时间啊什么的都有点根据,包括保留一些信件,都有。但是我自己当时是没有写的。

后来我就想‘我现在应该开始了’,当时对我有这么一个触动。

这段历史你也都知道。当时不是有‘伤痕文学’吗?包括丛维熙、张贤亮他们的‘大墙文学’,写监狱的一些情况。在过去都是没有的。当时我看了遇罗锦写的《冬天的童话》,她自己也写过她在监狱、劳教所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他们公开都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应该不成问题了。”


*刘晓笛:写的过程中发现,我认为了解的亲历事,实际自己根本不了解,须深入调查*

刘晓笛:“我列了个提纲,就说是到底写什么。当然我写监狱那段经历,那对我刺激非常大,里边有很多……说老实话对我的人格塑造都起了很大作用。我列了些提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当时就是写‘文革’。因为‘文革’时我才十五、六岁,那时候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忆,也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不像以前‘大跃进’啊什么那些,片片段段我能记住,但是连贯不起来,有些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想要写的这些非正常死亡个案,都是我自己直接或者是间接知道的,当时是一个重点。

但是写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上我认为我自己非常了解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真正要写时,发现实际上我根本不了解。我要写这些东西,必须要去作一些调查。

比如朗照法师,我知道他怎么去世,但是他俗名叫什么?哪一年出生的?他在信佛法前、信佛法后他的家庭情况……这些我当时完全不了解。我是想把他个人的状况了解一下。

我也看了上百本别人写的各种自传,包括西方人写的自传。

我的自我期许就是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见证性很强,希望我经历过的事情,最好我自己能作些调查,了解得更深一些。”

刘晓笛先生又谈到困扰他多年的“文革”中张德夫妻子之死。

刘晓笛:“ 到1985、1986年,我和她的两个儿子光荣、光正认识以后,特别她那个大儿子,我也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后来说‘晓笛你别背这个包袱,跟你没关系’。他说‘我母亲当时……把她挂著牌子,又是游街啊什么呀,追着她要什么金子、银子,要什么现金……她根本交不出来。那个时候她要死的念头已经有了,你去还是不去,她都会死的。

但是我心里边老是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点关系。后来我就问他‘你能不能找一下你母亲的照片,给我两张?’

他说‘没有。家里被抄家你也知道,能烧的东西都烧完了‘。

我说‘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家户口本后来都找不着了。他知道他母亲都没有正式的名字,就是他父亲的姓在前面,他母亲的姓在后面,就叫张陈氏。他根本回想不起来他母亲有什么值得记述,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说的这些故事,大致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我回想要写的时候,对我自己心里边有很大的触动。”



*刘晓笛:两件事提醒我——收集原始证据资料,拿到中共文件和各种确凿证据说话*

刘晓笛:“开始收集这以后,有两件事情对我是有点提醒。

一件事,当时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县的档案馆。我知道那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任何材料,看看在档案馆里能不能查到一些。

先看的《地方志》,里边根本看不出来任何问题。他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就是‘1970年3月X日,本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这一句话。

他给我拿出来的,说能看的就是可以公开的那些文件,跟我要调查的事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从他那个目录里我找到一份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之间,当时他那个县只有六、七万人口,曾经破获过129个‘反革命集团’,有列表,没有内容。

我说‘你帮我把这个目录复印一下’。

他说‘不能复印,不能拍照,不能抄录……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吗?实际上 就是不让看。你要讲的话,都没有根据’。这是对我一个提醒。

后来我看一个报告文学,就是写李宗仁回国的。是全国政协的一个工作人员写的,叫《归来》。里边涉及到共产党中央调查部到美国、到欧洲,包括在卡拉奇把李宗仁……策划一直到送回去,就是写那个过程。

里边写到很多调查部在国外的那些秘密据点,在外面的活动……这个书正式出版以后,调查部的部长、副部长罗青长和王捃非常生气,就把这个记者叫去说‘你怎麽乱写?国家机密嘛,你怎么能写出去?’

后来记者就说‘我调查过程中间、在采访过程中确实接触过很多国家机密,我是筛选了再筛选。我现在写到书里边的,全都是国外的那些新闻机构早已都报道过,而且在《参考消息》上都登过,没有报道过的我没有写一点。’

罗青长就指著他说‘你还得意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外电报道再详细,只要我们不说,他就永远是‘谣传’,就是‘传言’,他没法证实。你这样一登的话,你现在是代表全国政协的,就等于是把他们在外边的那些猜测全部证实了’。

这是他自己后来写的他写这个书的过程。

后来我就想到两点,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在信息垄断方面,一方面就是一定让你找不到证据,你就是说得再多,他们不回应。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们确凿的那些证据,就是他们出示……比如包括什麽照片呀,《公告》呀,《判决书》啊,法院里面当时编辑的那些案例……所以我后来开始收集这些从共产党他们自己那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政法部门,就是所谓‘专政机关’的那些文件……如果你拿不到这些东西,他都会说你是造谣,就证实不了,很容易被人质疑。

这是我开始收集这些东西的一个初衷和前提。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后来也收集到很多东西。

我基本上要讲的话也都是根据他们这些材料来讲。”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多年从事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的现在美国的刘晓笛先生专访的第三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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