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受难者调查:多元记忆与制度问责 — 刘晓笛先生访谈录(四)(RFA张敏)

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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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无产阶级专政枪口下的受难者群像之一(刘晓笛先生提供)
死于无产阶级专政枪口下的受难者群像之一(刘晓笛先生提供)
Photo: RFA

刘晓笛说:最初阶段,我把它叫作个人记忆的维度,主要从个人记忆角度核实问题。第二阶段,我收集到很多资料,开始进入多元维度,很多跟我个人经历可能根本没关系。最后我根据自己大量的调查阅读资料,作研究,跟很多人交谈,最后把它确定为就是制度问责。我认为不是哪个人迫害过哪个人,或迫害过哪个群体,而是我把它叫达摩克利斯剑定律,就是这种制度会伤害到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

*刘晓笛:我反复想强调,必须有大量个案作基础,犹太人纪念大屠杀有大量个案支持*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刘晓笛先生访谈录的前三集,今天请听第四集,也就是最后一集。

刘晓笛先生笔名侠父,他默默从事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并从事相关写作。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

谈到这项工作,刘晓笛先生特別強調個案的調查和原始資料收集的重要性。

刘晓笛:“我觉得这个工作对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有很大的杀伤力。我反复想强调,就是必须要有大量个案作基础。我在哈佛大学找资料时,他们犹太人纪念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时,就是大量的人名字……虽然没有简历,就是人名,哪一年出生、哪一年死的,就是不断的在念。就是有大量个案的支持。”


*刘晓笛:通过多个案抽象中共本质,它杀人迫害人造成那么多非正常死亡是制度性的*

刘晓笛:“但是你只是个案,容易被共产党那种意识形态领到另外一个渠道去,比方它就说,‘你说的那些冤假错案不是都平反了吗?你还纠缠这些旧事情干什么?’

问题是我要通过这些个案,抽象它的本质,就是它杀人、迫害人、造成那么多非正常死亡,是制度性的。手段就是杀、关、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要实现。所以它杀人就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

‘镇反’时,他就是按比例,千分之零点五、千分之一,还有任务,就是你这个地方要杀多少人,提前作计划。你犯罪不犯罪,你是好人坏人,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重要的。他通过这种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巩固它的政权,千秋万代。”


*刘晓笛:从中共文件看中共的引诱、迷惑和欺骗。我收集到六、七百个案件至今没平反*

刘晓笛:“它是引诱你,迷惑你,使你觉得好像它是为了一种很正义的事业。我就是很痛切的觉得,它迷惑了很多人,直到今天很多人还解不开呢。我必须要通过我自己的工作,来说服别人,通过大量的事实,通过理论方面的剖析,通过他们自己很多很多的文件那些东西。因为它的文件有公开的文件,有秘密的文件,有机密文件,还有绝密文件……不同的文件,不同的面孔……里面真正内心里包藏着些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江西赣南区党委发的文件,说怎么进行社会控制,那个文件打着“绝密”,里面教了很多怎样去进行收容、怎么样欺骗这些人,他们要是不来时……就是那些流浪逃荒的人,给他们讲‘我在当地给你安排户口,安排吃住’,引诱他们先来,然后怎么把他们关起来,里边的人(警察)只能穿便服,外面的人才能穿警服。不要让他们起疑心,怕他们造反,外边的武装警卫派多少人,都有很多安排。

表面上你要是看它说收容审查啊,又说‘有痴呆的人,你不要丢弃,对妇女儿童要照顾……’写的冠冕堂皇,但是你看里面真正的那些内部文件,发的那些指示,那是凶相毕露,杀气毕露,而且就是血淋淋的。

后来在我调查过程中,我亲身经历过像我们插队在那个兴平县,(批判)那个‘反革命组织’……我去开过公审会,枪毙人的时候车也拉过去。后来我在调查时,就发现越来越多调查的案子中,很多案件根本没有平反。包括你也知道那个单松林,我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这些案子,特别是‘反革命集团’(案),很多很多案子都没有平反。

我现在也收集到六、七百个个案,都是没有平反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直接跟我多少有点关系的三个案件,最多的枪毙了30个,少的是20个,还有中间一个是23个。

枪毙人的时候要出《布告》,那些《布告》我现在收集到四百多份,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

主持人:“这些东西怎麽留下来的呢?当时谁也不敢把它从牆上摘下来?”

刘晓笛:“这个过程比较複杂,当然有些是我后来收集到的,有些人他知道我做这个,就通过电邮给我发过来,跟照片一样。”

*刘晓笛:我把“镇反”、“土改”作为一个重点,发现中共那时档案文件荒唐得不能再荒唐*

刘晓笛先生谈他收集资料过程中的一些发现。

刘晓笛:“我开始是做自己的事情,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我后来把‘镇反’、‘土改’这段时间,作为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人……我自己能看到的人,基本上都回避那一段历史。因为什么呢,共产党现在他们讲的,那时候他们 ‘杀的是土匪,恶霸、特务、什么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些人都是有血债、民愤’。

我开始作调查时,也吓了一跳,一翻那些档案,一看都是有十几条血债,有人甚至杀了一百多人……我认为杀人的话,放在什么地方也是罪恶呀。但是你往下再看,特别是他们自己那些文件里,你就发现那是荒唐得不能再荒唐。

像四川的富顺,我调查过自贡市李天德,他也是个很著名的‘右派’,他是帮助我去调查谢德堪……是四川富顺县镇反时枪毙的一个人,《判决书》上讲他曾经杀过12个人。平反的时候,结果实际上12条人命跟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后来总结了一下,‘镇反’的时候因为政治上你不好确定,‘文革’,共产党尽管现在不断在修饰,不断在用很多方法掩盖,但是毕竟不敢说那是好事情。因为共产党自己也是被政治清洗得很厉害。


*刘晓笛:我后来遇到很多困难,但觉得受难者和他们家属的眼睛看著我,我不能往后退*

刘晓笛:“我后来遇到了很多困难,说老实话跟九死一生差不多。但我一直为什麽不能往后退?我觉得有一种力量,我觉得他们的眼睛在看著我。你退下去怎麽办?同时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要意义……就是我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也不允许我往下退。

主持人:“您说,他们的眼睛在看着您,是这些支持您的人,还是指的受难者?”

刘晓笛:“也包括那些受难者,因为他们的家属对我很信任。有些人给我寄照片的时候把底版也寄来。过去的照片都是要用底版冲印照片的。

我问他‘你怎麽把底版都寄给我?’

他说‘我不想保留这些东西。我爷爷就是死在监狱里,我爸爸后来又被枪毙了。但是这个事情到我这儿就结束了,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孙子呀什么都知道这些事情。既然你觉得这东西很重要,你也作研究,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

不是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每一次我碰到一些困难,情绪沮丧的时候我就想‘退下来我是代价太大了’。

*刘晓笛:从开始收集资料到制度问责,经历了很长过程*

主持人:“您这样默默坚持了三十多年,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刘晓笛:“首先一个,时间跨度上,我开始有这个想法,1982年开始做,当然不可能是天天在做,反正我有些资料或有时想起来,就会做。但是到1984年、1985年,这是高潮。特别是到1988年以前,心里就有很多变化,我这时候想到制度问责,为什么能想到这个东西?当然这个过程很长了。”

*刘晓笛:我觉得卞仲耘和宋彬彬两个人基本上是互为镜像的*

刘晓笛先生提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另一个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

刘晓笛:“后来我想到这两个例子,一般人都知道。 因为卞仲耘现在大家关于她……有反驳的,有辩论的,也有去作调查的。这些过程你都知道,我看过你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有一点,现在说她个人的经历,她个人写的自传,我看很多人都引用。比如说她是安徽芜湖人,怎样参加革命什么,这些过程都有。

但是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她后来进北京,这段时间查过几乎她没有写,现在也没有人引用。


因为很多人在说宋彬彬,后来宋彬彬自己说她从来没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什么什么……对我来讲不是什麽重要问题,因为我这儿有一个大型的《公开信》,一共六个人签名,上面第一个就是宋要武,而且是铅印,是就湖北问题,当时要批斗王任重,她给那些‘红卫兵’打气,让他们揪斗什么什么,写了一个《公开信》。

对我的研究来讲,我觉得卞仲耘和宋彬彬两个人基本上是互为镜像的,就是你如果了解了宋彬彬整个的过程,你就知道卞仲耘;你知道卞仲耘,几乎就知道了宋彬彬。两个人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接近,几乎就是镜像,就是照出来的那个镜子。”

*刘晓笛:卞仲耘所在的“土改队”组织十里店村民用石头打死四个地主,被河水冲走*

主持人:”为什麽这样讲?”

刘晓笛:“我最初从‘文革’中间的那些材料提出疑问,就是从这儿开始。因为我后来找很多资料,我看到卞仲耘很多资料都是含糊……说的不是很清楚。

一直到后来有加拿大的两个中国问题专家,当时都是左派的,跑到中国去访问。他是1940年代就到中国了。作为观察员后来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那个地方土改。他后来拍的照片,写的书。

他们在晚年时,把这个书和他拍的十六张照片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有个里面的负责人叫钱江,他去接收的。他到家里边去谈话以后,把这些东西都拿回来以后,他自己写的,给他的这十六张照片他看了一下,照片里有卞仲耘。

我那个线索就是从这儿得出来的,后来我才发现,卞仲耘她实际上1945年时是到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过《人民日报》的创办。钱江写的那上面讲到说,卞仲耘在里面做编辑工作。实际那时候她没有做编辑工作,她是跟着当时那个武安县‘土改工作团’一块进驻十里店。团长叫张磐石,就是‘四清’、社教时在北京大学的那个‘社教团’的团长。还有安岗,都是《人民日报》的。里边有个副团长叫赵树理,是山西的土著作家,后来‘文革’中也是被折磨致死。

卞仲耘是里边的成员。武安县十里店是‘土改’时一个典型,树立的一个样板。现在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名字叫《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下两集。是个外国人写的。

后来我就去查,也找人问过,武安县在土改时,光在县上开批斗大会时……不是枪毙,是被人打死的37个地主,就是在批斗大会直接死于群众暴力的打死37个。

卞仲耘她驻队的那个地方十里店,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政府所在地,所以它那个地方抽的全部是《人民日报》当时的工作人员,包括张磐石团长。

那个村里1947年夏季风传说是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解放区,可能要打十里店,他们部队要撤,政府机关也要撤,‘土改团’什么的当时都要转移。

这个时候有人提议,村里还有四个地主没杀呢,说怕他们‘反攻倒算’,大部队撤走以后他们要报复那些斗争他们的农民,而且会给胡宗南军队、国民党那些军队带路。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把这四个人也要处死。怎麽处死呢?是由‘土改工作队’组织,由村委会来执行,但是当时他们叫‘自卫团’。

我看那个文件上写,他们叫‘三把刀子’。就是‘村政权、贫协会和自卫团’,等于共产党政权里边的‘三把刀子’。‘自卫团’来押着,把全村的老百姓全部动员起来,把这四个地主赶到村外,在河滩里……因为当时他们一个是节约子弹,一个就说是怕枪声暴露目标,就是让老百姓每人都拿一块石头,都在河滩上把地主用石头打死,然后扔到水里就被河水冲走了。

我从整个故事过程中间,佐证了我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一些推想。”


*刘晓笛: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庆纪念册上的两张照片和十里店村史上的一张照片*

刘晓笛:“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讨论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而且很多细节现在都有人在调查,还有些人……你也知道,你们学校(主持人张敏读中学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那些同学,她们在一起开什么纪念会,开讨论会,还说淮备要出书……

但是最对我有刺激的是,王晶垚先生他最气愤的事情,他也讲了,他以前要起诉过谁嘛,后来说是法律上不追究了。他后来对调查者也讲过,‘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话,那我们就付诸历史’。他自己也很有历史感,照了照片……他最气愤的就是……你们学校不是有一个校庆日吗?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

主持人:“是2007年,九十周年的时候。”

刘晓笛:“印了一个纪念册,卞仲耘的照片也在上面,宋彬彬的照片也在上边。而且宋彬彬的照片还是她给毛泽东戴袖章的那个照片。王晶垚写过文章,非常气愤,就说‘你怎么把一个害我太太的人跟我太太的照片放在一起?’

我后来了解到,十里店这个村现在写村里的历史,卞仲耘就是‘荣誉村民’,上了他们村的村史,还有照片。也讲过她是‘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但是那四个地主呢,那上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痕迹。

你们学校的那个纪念册上边,还有卞仲耘的照片,有宋彬彬她本人的照片。”


*刘晓笛:四个地主被砸致死时,卞仲耘在哪里?卞仲耘被打致死时,宋彬彬在哪里?*

刘晓笛:“所以我一直在想,现在很多人也在讲,宋彬彬没有打人,但是她负有领导责任,她当时是什么‘革委会’、什么‘筹委会’的主任还是副主任。我就一直想,卞仲耘在被人打的时候,宋彬彬究竟在什麽地方呢?

说老实话,我为什麽说‘与孤独对话’,我这些话都没法和别人说。我就在脑子里经常出现这种场面,所以我下边就想,这四个地主被砸死的时候,卞仲耘站在什麽地方?我到现在也没弄清。但是你说她置身事外,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她是‘土改队’的成员,土改队组织了这场处死地主的活动,完全说她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或者没有责任,我也不好相信。但是我也确实不知道她当时在不在现场。可是这个事情跟她那个‘土改队’有关是毫无疑问的,她又是这个‘土改队’的,因为只有二十多个人嘛,她是其中之一。

你问我,对什么事情受刺激最大,实际上就是我在思考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举卞仲耘那个事情,因为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很容易理解我要说的意思。

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另外我调查中间的……跟这个例子都非常接近。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有些书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刘晓笛:从“镇反”、“土改”时川北区两案件,看在该区任要职的胡耀邦的责任 *


刘晓笛:“我还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讲胡耀邦。胡耀邦现在已经是被很多人觉得是共产党里边的‘明君’嘛,而且基本上是道德完人,因为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受迫害死的,特别是他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人对他感恩戴德。

特别对我刺激比较大的,就是他的小女儿叫满妹,写过一本书叫《无尽的思念——回忆我的父亲胡耀邦》。里边有一章,其中就谈到,他父亲一生没办过一件冤假错案,讲她父亲在这方面很谨慎。

我看到这个报道时,马上去查了一下胡耀邦的简历,我发现他曾经很长时间担任四川川北区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军区政委。

查了一下我自己手边的资料,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镇反’,雅安枪毙了两个人,我就不说其它案例。前边讲(两个人)一个叫彭大元,一个叫敬浑如,说他们是土匪武装。实际上他们是农工民主党的武装,而且长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打四川时,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最后把他们定为‘土匪组织’、‘武装反革命’,后来枪毙。

我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胡耀邦……但是胡耀邦的职务,这个案子一定是经过他批准,哪一级的案子,哪一级领导要批准,这些文件我都有。很多时期他们发的那些中央文件,可以放在一块儿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土改’。当时在川北区有一家六口人,五个人都被定为‘恶霸地主’。这个是跟胡耀邦直接有关系的。

那家人里只剩下一个12岁的小孩,当时由于他年龄小,就说不清算他了。枪毙的时候开‘公审大会’,这五个人就被押到会场去,要批斗、控诉啊,经过一些‘程序’。这时候临时有人讲,‘这个小孩儿也不要留他了,既然是一家人,留着他到最后有后患,把他也杀了算了’。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把这个小孩跟他的父母、家里边的那些人一块儿到刑场处决了。

处决以后,有人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胡耀邦批示时讲了这样的话,说‘那么小的娃娃你枪毙他什么啊’。后来,给胡耀邦当时当秘书的人写的回忆录讲了,胡耀邦只批评不应该把这个12岁的小孩枪毙了,那五个人,他认为枪毙是对的。

因为这个事情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层层报到……死刑要叫他批准。我讲这个当然不是说我对胡耀邦这个人个人的问题。”


*刘晓笛:这个政权会异化人的心灵,从这些个案里抽象出本质,就是这个制度有问题*

刘晓笛:“但是我看到这些资料时,我就想到……是跟我看到卞仲耘的资料时心情一样。就是这个政权,它会异化人的心灵,你整个就可能不是你了。

因为现在对这些人……比如说那些地主、那些被杀的什么‘反革命’……当然我说的彭大元,后来不但给他平反了,而且追认成‘中共革命烈士’,现在在四川雅安还专门给他修了坟墓,那个坟墓的照片我也有。

我讲的意思就是,最初我是从这些事情反省到的,除了我个人记忆的维度以外,还有多元记忆,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记忆,我把它汇总起来,但是最后我从这些个案里要抽象出来本质,本质就是这个制度有问题。”


*刘晓笛:个人记忆,多元记忆,制度问责,达摩克利斯剑定律,共产制度会伤害任何人*

主持人:“您做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三十多年,通过自己收集的资料,是怎么样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

刘晓笛:“我大概也是三个阶段。最初阶段的设想,我把它叫作‘个人记忆的维度’,主要是从个人记忆的角度去核实问题。但是到第二个阶段,我收集到很多资料时,就开始进入了‘多元维度’,那就不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有很多东西跟我个人经历可能根本没有关系。但是最后我根据自己大量的调查阅读资料,作研究,跟很多人交谈,我最后把它确定为就是‘制度问责’。

我认为那不是个人的……哪一个人迫害过哪一个人,或者迫害过哪一个群体,而是我把他叫‘达摩克利斯剑’那个定律嘛,就是它这种制度会伤害到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就在你的头顶上。你能庆幸的就是这一次落,没有落在你头上。”


*刘晓笛:从个案里抽象出中共的本质就是对人生命的蔑视,以不断杀人来巩固它的政权*

刘晓笛:“这个要从共产党的性质……大量的收集个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个案里抽象出它的本质,就是对人生命的蔑视,就是不断地要杀人,来巩固它这个政权。

因为列宁在共产党经典的建党学说里讲得很清楚:‘党是通过不断清洗来巩固自己的’。

我是想引用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个就是毛泽东在《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1949年写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还有一句话,是‘文革’中间‘九大’,林彪上去那个时候修改党章,毛泽东就讲‘我们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句话一直在启发我,要追寻共产党的本质。”


*刘晓笛:中国共产乌托邦实验与马克思共产理论当然有直接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刘晓笛:“我讲共产主义受难者的时候,我跟林牧……还有我们那儿的张光,《陕西日报》的总编辑、社长,刘志丹的女婿,他跟林牧先生关系很好,跟我当时也很熟悉。好几个老先生我们在一起,我就讲到……那时候因为跟外边人根本是不能说的。为什么说心里很孤独呢,就是因为没有反馈。你觉得很重要,但是是不是很重要,没有反馈。所以只能在几个朋友圈里自己来说一说。我说‘我为什么前面有一个谈的就是’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我解释,我谈的受难者,就是中国搞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实验过程中间出现的这些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什么那些共产主义理论当然是有很直接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


*刘晓笛:为什么共产主义很容易被人接受?它用一种虚构的价值在引诱、诱惑你*

刘晓笛:“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苦恼了我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共产主义它和希特勒那些纳粹呀什么什么……为什么共产主义很容易被人接受,影响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就是它用一种虚构的价值在引诱、诱惑你。从理论上来讲,它描绘的那些场景非常非常的好——人的全面发展呀,物质极大丰富呀,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虽然这些东西都很抽象,但是它描绘得很好。

它不是像希特勒那样,直接就是杀人,就是毒气室,就是集中营……现在很多人不是还在信奉共产主义吗?关键是手段,它自己说,它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淮的真理’,是‘宇宙真理’,它‘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辩证法’,它也讲历史是什么‘原始社会啊……’什么那‘三段论’啊,它有个‘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个叫无产阶级专政’,我把这叫‘凯旋门’嘛,就是他们怎么样能进入天堂,就一定要经过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


*刘晓笛:你只要了解共产主义整个的历史,那就是对生灵涂炭最精确的一个描述了*

刘晓笛:“我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毛泽东讲的那个话,他们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外就是进行扩张、进行渗透,对内就是镇压。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杀、关、管’:杀人、劳改、管制,我就叫这是‘制度性谋杀’。

现在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绑架行为,它也知道你不相信,‘但是你想在我这儿苟延残喘、过正常生活,你甚至想发财,就得听我的。政治上你不要参与,你声色犬马啊、恭喜发财……都可以给你让出一定的空间来,但是你绝对不能进入到政治这个范畴里来‘。你只要涉及这个东西,他们那些专政手段,随时都可以用’。


开尔文勋爵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天空中间有两朵乌云,一个是以太效应,一个是黑体辐射’。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有两朵乌云就是在政治上,一个就是纳粹希特勒,一个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它们后来危害都非常……对人类整个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造成的……首先是……现在很多西方他们叫‘人命牺牲’,实际上就是非正常死亡,没法估量,数字当然都是庞大的。《吉尼斯世界大全》不是也有……他们说是光在中国死了六千万人。

郦曼茵不是也讲过嘛,她觉得王同竹就像个蚂蚁一样被碾死了。生命在那个地方完全是贱如草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人去……就是‘天地不仁’嘛!什么叫‘生灵涂炭’呢,你只要了解共产主义整个历史的话,就是生灵涂炭,那是最精确的一个描述了。”

刘晓笛:“我这儿有一个光盘,是公安部内部拍的片子,就是对他的公安人员进行内部教育,一般市面上还买不到,因为里边有‘镇反’、有‘土改’杀人的那些场面。

2004年公安部副部长叫俞雷,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说,‘外面有很多报道,你们说是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但是杀了很多人’。然后他(俞雷)就说‘我知道,外面说我们杀了多少多少,他们那都是不对的。当然了,绝对数字可能高一些,那有什么办法呢?中国人口多嘛!人多反革命就多嘛,反革命不杀还能行?‘

我说的这个是有录像的。”


*刘晓笛:看到重庆谈判时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方代表签字用的两管毛笔,感慨中国命运*

刘晓笛:“因为我这么多年主要是在‘钻故纸堆’。谈到中国的走向,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1980年代第一次去四川重庆。因为看过很多书,看到很多资料,就去了很多地方参观。比如说朝天门码头呀,校场口啊,九龙坡呀,也去过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戴公祠,就是杨虎城将军被害的那个地方……

后来梳理了一下我的思路。我去了一下曾家岩的那个桂园,就是张公馆,张治中的府邸。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那段时间不是有‘国共重庆谈判’嘛,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就是《双十协定》所在地,就是在张公馆里边。

我当时参观时,二楼上客厅里门不让进,站在外面可以看,桌子上有一个笔挂,挂了两管毛笔,说是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方面代表签字时就使用的这两管笔。

我当时在外面看的时候,就有很多感慨。中国近代国家当时的命运、民族……包括当时四亿五千万人的命运,当时就维系在这两支笔上。国共两党他们要打,那就打得是血肉横飞、尸骨遍野;但是呢,说他们不打了,然后在这儿谈判,就可以握手言欢。”


*刘晓笛: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对自由民主中国的界说,今天对中国仍是遥远梦境*

刘晓笛:“我是想讲,当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他四十多天一直在重庆。当时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在1945年9月份,曾经以书面问答形式对中共当时领导人毛泽东有过一次采访。他提出了一共12个问题,涉及到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在政治上、军事方面的一些分歧,请毛泽东作答。

其中第10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中国概念的界说为何?’

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是由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人民及各民主国家的合作’。

这个回答曾经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新华日报》上的重要位置,《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作了转载。

但是最终,《双十协定》这一纸协议对他们国共双方彼此谁也没有起到约束作用,还是最后通过一场残酷的内战,来解决胜败,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权力纷争。

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国民党败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推行共产主义。用铁血手段建立的是一个以服从和奴役为秩序的这么一个‘动物庄园’。

他勾画的那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直到今天,七十多年过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境。”


*刘晓笛:中共垄断社会资源,控制公权力暴力机器,但“天下苦秦”日久,思变者如众*

刘晓笛:今天的共产党仍然是把‘四个坚持’公然的写在国家宪法的序言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

默诵的时候,我就想起满清帝国风雨飘摇时,慈禧太后……慈禧老佛爷,她不是也有‘四个不变嘛,‘纲常伦理不能变,祖宗家法不能变,她老佛爷垂帘听政的地位不能变,满清贵族的特权不能变’。

我总是把这两者在心里边作类比,如果要想对这个东西有所改变的话,我就想起来老舍先生写过《茶馆》那个话剧,里边有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太监庞公公,他讲过一句话经典台词,把专制统治者的心态,勾划得淋漓尽致,毫发毕现。他就说‘谁要改祖宗的章程,他就得掉脑袋’。

我是在想,任何中国的改变,因为共产党党旗上那个镰刀斧头是滴着血的,谁也不会把它解读为一个橄榄枝或者和平鸽。

面对着共产党现在垄断着社会资源,控制着公权力,有军队,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还有经费超过军队的维稳系统,这些暴力机器。

现在它也有比如像货币电子化、生物扫描、人脸识别技术……密如蛛网遍布大街小巷甚至现在还要覆盖农村、甚至覆盖山区的所谓‘天网工程’,他们完成了历史上专制政治都不可能完成的,就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你要有所改变,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想改变,或者说被指认为他是要改变,都把生命献给祭坛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天下苦秦’日久,思变者如众,还是有很多人想改变。

无论你怎么样去设想……比如说为专制张目,为它的暴虐作辩护的那些小丑,或者那些卫道者,他们鼓吹的什么‘中国模式’啊,什么‘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刘晓笛:普及普世价值,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标淮,对共党反人类罪恶就一目了然*

主持人:“共产主义制度造成这么多生命的逝去,那么什么制度可以避免这样的灾难?并且可以清除共产运动遗留给社会的负面的东西?”
刘晓笛:“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普世价值理念的普及,标淮就是《联合国人权宣言》,把人权……人的权利要作为社会价值的核心,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你去描述,或者你去了解共产党,或者了解共产党所犯下的那些罪恶,我觉得就一目了然。真正了解它,不是了解一些皮毛,它完全是反人类的。”


*刘晓笛:民主政治首先就是要肯定历史记忆的价值, 希望更多人投入,形成记忆共同体*

刘晓笛:“再一个,我觉得也只有民主制度和他们可以交手,最终可以战胜他们。可能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要强调的就是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真正进入到历史记忆的共同体。他们现在不是搞什么‘经济共同体’吗,我认为民主政治首先一点就是要肯定历史记忆的价值。

我希望和更多的人都投入到里面来,大家都共同做,共同形成一个历史性的‘记忆共同体’。因为在专制还在暴虐的情况下……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共产主义……虽然它跟共产主义十万八千里,但是它总归还是打着那个旗号,它‘四个坚持’嘛,还是把共产主义挂在里面,在宪法的宣言里还在写。它这个专制政权还在控制着公权力,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罪恶的活动。

从我从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历史记忆对这些罪恶的这些清算,不但是旗帜,也是武器,而且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说,我们现在连记忆都被他们消除了,被扭曲了,被他们筛选了,被他们改造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力量去反抗共产党?反抗共产主义?”

*刘晓笛:追求自由是人性中本质,与专制对立冲突,共产专制只剩暴力,此路肯定不通*

刘晓笛:“你要问用什么制度来替代它?那现在当然是很明显,根本不用过多的论述。民主制度在世界上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了,已经成了潮流了。

追求自由,这是人性中间的本质,它和专制是对立的,也是冲突的,而且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走到尽头,说老实话现在已经是进了垃圾堆了,剩下的就是很赤裸裸的暴力。

还有就是它的政治对民生的绑架。这个政权,究竟它哪一天走到尽头面临死亡,我不是测字先生,不能断言,但是总有一天的。因为他和人性是根本冲突的,所以它走到一个死胡同里,此路肯定是不通。”


*刘晓笛:当中国人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国要有“大屠杀博物馆”、“共产受难者纪念碑…*

刘晓笛:“我是在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真的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每一个个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他可以不卑不亢,也可以有尊严。我个人的希望是,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有我们的‘大屠杀博物馆’,一定要有我们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如果全国公投选址的话,我建议选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原址。把旧有的建筑拆除掉,用黑色大理石建筑一个纪念碑,把那些受难者的名字都镌刻在上面。当然,我现在是没法想象,这个无限延伸的碑体,它整个的面积,广场是不是能容纳得下?

当然了,也许还应该有比如说我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遗址,比如像夹边沟呀,崔家沟呀,东西沟呀,还有子午岭,白茅岭啊……太多太多了。像什么珠湖啊、军天湖,包括东北的兴凯湖,有很多很多……

然后有这些遗址供后人来祭奠亡灵,供后人来凭吊,当然也供后人反思。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希望。”


听众朋友!对多年从事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调查、现在美国的刘晓笛先生的访谈录播送完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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