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忠谈同监难友指挥家陆洪恩之死 —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三) RFA张敏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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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洪恩遗像(网络资料)
陆洪恩遗像(网络资料)

*专访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刘文辉同案幸存者、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三)*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 五.一六 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 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共中央又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 “十六条”。此后不久,上海青年技术工人、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刘文辉先生写出小册子和传单,明确反对“文革”、反对“ 十六条”、反对专制暴政。他于当年11月26日被逮捕,于四个月后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枪杀。

刘文辉是目前所知因为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在今天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长篇专访与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刘文辉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三辑:同监难友、指挥家陆洪恩之死。

*刘文忠:陆洪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毕业于天主教学校徐家汇公学、上海音专*

刘文忠:“这13年当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监狱的磨难,等于读了一个共产党的监狱大学。

因为我是个政治犯,特别是在第一看守所的四年多,基本上都是跟一些政治犯……而且是重要的政治犯呆在一起。因为大陆的政治犯当中有一句话‘北有秦城监狱,南有上海第一看守所’。华东地区重大的政治犯基本上都在第一看守所。所以我19岁进去就在第一看守所,两次(共)四年多里接触了很多政治犯。

比方说难友陆洪恩先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当时我(按序号)的‘座’在他旁边。陆洪恩比我早进来,他是1966年5月份进去,因为批‘三家村’时,他当时是保护性的拘留,但是他进去以后并非如此。

1967年、1968年时,革命组织随便什么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拉出来批斗,每一次批斗打得很厉害。特别是像陆洪恩……我碰到的这些人,用共产党的话就是‘顽固不化’,用我们内部的话,他们是真正像信教的人一样,已经做了最大的准备,学耶稣一样。像陆洪恩,他是个天主教教徒,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从小就在徐汇公学……是徐家汇一个天主教学校,毕业后……1949年以前,他进了一个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当时上海没有音乐大学,就是上海音专,他是第一届,大概是最早毕业的。”

*刘文忠:与陆洪恩同监邻座,他戴铐我服侍他,他给狱友讲音乐,我们感情非常深厚*

主持人:“你们最初见面是什么时候?”

刘文忠: “1967年大概是1月份。他49岁,我19岁。我跟陆洪恩的‘座’安排在一起。他是‘1座’我是‘2座’。没有床,是地板。同监十四个人,住了一圈。晚上睡觉时把铺位推下来,也是紧挨着睡。他在受刑罚时,比方铐子铐了很长时间,都是我在照顾他。所以私下交流比较容易。

这两年中,不夸张的说,他三分之一时间是受罚的。也就是戴铐子,不是前铐就是后靠,他吃饭睡觉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他。那时我是个小兄弟,我帮他是应该的,再说我从他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识。他年纪大、经历的世面比较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当时不懂音乐,他一个一个告诉我们西方一些音乐大师……特别是像贝多芬的故事啦,或者西方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或者俄罗斯……苏联他当时也谈……芭蕾舞……在专业方面谈的比较多。他告诉我不少事,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刘文忠:陆洪恩的妻子与儿子。他托付我将来有机会找到他的儿子,告知他怎样死去*

刘文忠:“所以他到最后临死时,还会托付我做一件事。他说‘小兄弟,你已经服侍了我两年,我非常感谢你。我的命运我自己有数,我走了以后,你帮我……有机会时完成两件事。一是找到我的独子’,这个儿子实际上不是他亲生的,是他领养的。叫陆于伟。

他进去时,儿子16岁。1966年5月他进来,儿子8月份就被发配到新疆。他从审讯他的人那里知道,儿子到新疆去了。他告诉我‘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出去的话,找到我的儿子,告诉我儿子他的父亲在里面是怎么样死掉的。

陆洪恩的老婆姓胡,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是红色家庭出身,一个哥哥是共产党高干,南开大学校长。

在我们里面,离婚是很普通的事情。每个有家庭的人,在判决以前他最要过的一件事就是先离婚。这是审讯员……就是监狱里唯一能够帮犯人做的一件所谓‘人道’的事情。就是……你被判刑以后,要株连九族,特别是你的子女、你的爱人,所以在你被判刑以前,审讯员都会给你一次机会,就是‘要是你跟你的妻子离婚,你的子女就不会受到你的株连’。据他当时告诉我,他两次向审讯员提出离婚,但是都没有答应。是审讯员不答应,还是他老婆不答应,这个我没有具体研究。

但是我(后来)听他的儿子告诉我,‘母亲跟父亲感情不怎么好,特别是他进去以后,母亲始终想不通,受他的株连,母亲后来被迫害也死得比较惨’。”

*刘文忠:托付我到贝多芬墓前,告之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唱着他的交响曲去死的*

刘文忠:“ 陆洪恩要我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的儿子,告诉他父亲是怎么死在里边的。第二件事,叫我‘有朝一日你能够出国时,你帮我到奥地利,到贝多芬大师墓的雕塑像前,给我去献个花’。因为他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曾经有个机会可以出逃的,是在‘文革’以前时他曾经带团到奥地利去参加……苏联还是哪一个……音乐的交响……”

主持人:“是哪一年您记得吗?”

刘文忠:“我估计是在六几年时,记得是类似国际性的一个交流什么的,当时他没有在欧洲出逃,他一生的愿望……他最尊敬的就是奥地利的一些音乐家,特别是德国的贝多芬,因为贝多芬的这些交响乐,特别是宗教当中的一些曲子,他老是在监狱里念。

所以他告诉我说‘你如果能去的话,代我还一个愿,告诉他们(这些音乐家),曾经崇拜他们的一个中国的学生,就是唱着他的一个灵魂交响曲去死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刘文忠:帮助陆洪恩达成了他这两个心愿*

主持人:“他这两个的愿望,后来您都帮他达成了吗?”

刘文忠:“对,对。第一个愿望帮他达成,一个人帮了忙,就是王友琴,你知道的,她看到我的一本书。她这些年记录受难者,把陆洪恩事情写上去时,说陆洪恩是发精神病(被杀)死掉的,就是说共产党不应该杀一个发精神病的、搞音乐的交响乐指挥。后来她看我的书,非常吃惊,知道陆洪恩发精神病,是季节性的精神病,不是在死的时候发精神病。他在死的时候非常正常。临死时发表的讲话,完全是个有作为、有良知的了不起的人物。

王友琴告诉我陆洪恩的儿子的情况,我才通过她找到了他。”

主持人:“到贝多芬大师雕像前献花的事情怎么样?”

刘文忠:“对,对。我经商时出国的时候,应该是在2002年吧,我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我到奥地利去时,帮他还愿,我也写了一篇东西。”

主持人:“到贝多芬大师雕像前鲜花时您讲了什么话没有?做了什么?”

刘文忠:“当然了,我把老陆对我私下讲的一些他的心里的话在贝多芬大师的雕像前我也讲讲,同时我也告诉了他们,陆洪恩临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哼着他们最欣赏的《庄严的弥撒》……是贝多芬写的……他临死时就哼着这样的调子走出去。”

(插播:贝多芬《庄严的弥撒》选段)

*刘文忠:关于陆洪恩,中国当局有另一种说法*

刘文忠:“陆洪恩的事情在国内实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我写陆洪恩这一段故事,自己都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轰动。因为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老是被海内外羞辱,认为知识分子缺乏良知,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都得了软骨病。在邓小平的时候,被人民币塞满了嘴,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活得弯曲。

当我写陆洪恩事迹时,引起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他们把陆洪恩的事情帮我在宣传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关于陆洪恩,当局有另一种说法。

刘文忠: “有关部门来找过我,他们说,他们已经为陆洪恩平反了,正名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交响乐团为陆洪恩做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追悼会,甚至北京的文化部什么什么领导都出席了……

他们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跟他们宣传的陆洪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宣传的陆洪恩是‘他听党的话,跟党走,被四人帮所迫害。但是他的一生给中国的交响乐……’什么什么的……

我书上写的东西他们感到是‘负能量’的,把陆洪恩这个人好像扭曲了,为这个事情也来找过我。我对他们的解释非常清楚——我是实事求讲真话,陆洪恩的档案都在你们手里。我如果有半点说错,你们可以把他的档案公开出来,他的档案能够说明一切。再说当时陆洪恩在监狱里,不是我一个人在跟他蹲在一起,有十几个人。除了有些人死掉之外,还有些人在国外,还有些人在国内,他们也知道的。侭管他们知道不敢像我这样写出来,但是他都能够认证我讲的是真话。”

*刘文忠:希特勒杀人再多,也不会杀柏林交响乐团的犹太人指挥和音乐家*

主持人:“您怎么认识的陆洪恩的?其中有哪些您印象最深的,他为什么被枪杀?您所认识的陆洪恩……”

刘文忠:“为什么在判决最后说他精神病呢,陆洪恩在监狱里他犯的最主要的‘罪行’就是攻击毛泽东。因为我们在里边时,他每次出去被批斗,回来时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攻击最多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因为他对江青非常恨,他认为他的所有追求的音乐、中国的文化都被这个巫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所糟蹋了。他认为他一生所贡献的……对上海交响乐团这所谓‘毒草’,都被江青的所谓‘八个样板戏’所否定。所以他讲到江青……他在监狱里经常骂江青是巫婆。

他在监狱里做的一个最大的要命的事情,是看到毛巾就用牙咬,看到红色的东西都要咬。晚上睡觉时,他是戴着手铐的。他睡不着觉,经常要我把毛巾放在他的嘴里,他咬着毛巾才能睡觉。当时这个动作,叫‘防扩散言行’,什么呢?‘毛巾’就是毛泽东的‘毛’。监狱里面检举揭发‘他恨毛泽东,咬毛巾’,所以当时审讯员判他时说‘出于对毛泽东的仇恨’当然还有其它,有的时候受到虐待被打骂的时候,他会非常冲动,他会骂。

他在里面受到的……我在书中写了,三言两语也讲不完。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你也知道,希特勒这样一个法西斯的人,杀人再多,他也不会杀柏林交响乐团的犹太人指挥和音乐家。因为就是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也知道,音乐是无界的,也不会杀。但是像陆洪恩这样的音乐人才,在毛泽东年代是照杀不误。”    

*刘文忠:陆洪恩离开家的那天,父子永别*

刘文忠:“陆洪恩的死在我们国内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震撼,我写出这个,有很多人跟我联系。他的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侄女,据说不是嫡亲的,也跟我联系,把陆洪恩早年生病的事情,以及过去的事情……还有陆洪恩的那些学生,现在在北京的那些知识分子、交响乐方团的……也跟我联系过,都认证我所写的陆洪恩是这样的一个人。”

主持人:“听上去,陆洪恩进看守所时并不是因为他这些反毛言行进去的,但是他后来在监狱里的这些表现,导致作为‘罪状’后来让他受了这样的极刑,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刘文忠:“对,对。他进去的过程他跟我讲得很清楚,他儿子也跟我讲得很清楚。就是在批‘三家村’时,这天他去上班的时候,他的妻子叫16岁的儿子劝父亲,说‘爸爸你到单位里不要再跟人家争论了’,每次批斗都因为他是交响乐团的指挥,要他作出‘检查’,批‘三家村’批邓拓、吴晗(‘三家村’三人还包括一个廖沫沙),以及要打倒修正主义。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交响乐团的同事到他家告诉他妻子,劝老陆不要再顶撞‘造反派’了,所以他妻子就叫儿子劝他。小陆告诉我,他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父亲知道了,不会再顶撞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

小陆告诉我,他(陆洪恩)这一天受到了造反派的殴打以后,还是控制不住。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以后,很容易控制不住,非常激烈。所以这一天人家的批斗、打他的时候,他说,他认为‘邓拓和吴晗没有什么错,三家村也没有什么错,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甚至他叫了一句‘修正主义万岁!’就是为这句话,当时被造反派押到第一看守所。”

*刘文忠:四十九岁的陆洪恩看上去像七、八十岁的人*

主持人:“您在监狱里认识陆洪恩之后,看到他的外貌身体情况,您对他有个什么印象?”
刘文忠:“他进来了半年多就跟我调在一起了。当时他只有49岁。我看到他的头发越来越白,简直是惨无人道。我跟他呆的时间也比较长。看到他脸上皱纹越来越大,胡子越长,看到他的背越驼越厉害。当时49岁的人,看到完全像70到80岁的人一样。

1968年4月份……他比林昭被枪杀相差一天,是28日。他在上海被拉出去枪杀的时候,上海整个的广播和电视都是播出来的,所以爱好音乐的人看到陆洪恩的,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陆洪恩是被拉出去枪毙的,像我哥哥一样,作为‘未决犯’拉出来,判死刑,拉到万人的公判大会上。他在被枪毙以前是游街,沿着淮海路一直用卡车游街到龙华机场那里的枪杀地方把他枪杀。”

*刘文忠:陆洪恩15分钟演讲答审讯员,同监难友在场,狱方让四难友在笔录上签字*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狱中接触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刘文忠:“最使人震撼的一件事就是,他临死时也就是在1968年4月28日之前大概一个月,审讯员把我们监室当时14个人全部叫到训导室去,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没有的,要我们作为见证。他来了三个人,一个据说是上面派过来的,还有一个是他的训导员,还有一个是监狱的负责人。他们就是这样发言的——陆洪恩是1844吧,当时不叫名字的,是叫番号‘ 1844 ,现在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要死还是要活?你在监狱里干了很多‘防扩散的言论’,你在外出批斗的时候一直在进行反革命叫嚣……’要他表态。

当时大家都认为老陆疯疯癫癫的,不会怎么样表态。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几分钟以后,老陆就发表了大概15分钟的演讲,就是临死的表态。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讲起,就是说他所知道的……文化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过程,一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谈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惨,多苦,他要爱国都没有办法。‘我们把所有的权利交给了党,交给了毛泽东,但是他还是对待我们知识分子这样斩尽杀绝。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是活在怎么样的一种处境当中?我陆洪恩想活,但是我不愿意这样活下去。’就是谈这样一段内容,这一段表白,也就是说向政府挑战,或者是宣传。

他我记得当时(讲话)还没有结束时,训导员打断他,大概是说‘你不要讲了!’当时骂我们‘你们监房里的人!’,训导员多次向我们了解陆洪恩在监狱里发疯的情况,我们为了保护他,因为都是难友嘛,我们都夸大了事实,说‘陆洪恩在监狱里精神不正常……’,当时训导员相信。

因为外面的人不清爽,在监狱里的人……特别是认为在监狱里讲‘放扩散言论’的人,就是攻击毛泽东、攻击林彪、攻击江青的人,肯定脑子有毛病。因为做这样的事情,不仅本人被枪杀,还会株连家属。所以一般性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监狱里的人,对犯这样事情的人,都认为是‘神经不正常的人’。但是在里面敢于反抗的人,包括林昭、陆洪恩、张志新……很多人,他们能够这么长时间没被枪杀,特别是林昭,她在监狱里写的东西,都是作为一个精神病来对,所以给他延长了这么长时间。总归认为‘他是不正常,正常人不会犯这个东西’,陆洪恩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里面的人非常清楚,他们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精神病,都是受到了过度的虐待,超过人能忍受的虐待。他们就是控制不住才这样,一般事情平息了以后,很多人……包括林昭、陆洪恩都是正常的。否则林昭不会写出这么多可歌可泣的内容,也不会在里边写出……包括我的难友陆洪恩也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回忆的最后十几分钟,他证明了他脑子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训导员和上面派来的人当时就告诉我们‘陆洪恩是精神正常的,你们包庇了他’。最后叫四个人,就是当中的知识分子签字。陆洪恩的15分钟发言,他们都做笔录记下来,据他们说‘这是给陆洪恩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枪杀了以后没有档案说不清楚。他最后的表白就是宁死不屈,他愿意死到底。当时我记得有四个人是落笔(签字)的。落了笔以后,我们回去时,都长叹一声,说‘老陆完蛋了,他最后的发言就是把他自己的命送掉了。’”

*刘文忠:与难友共同回忆陆洪恩最后的15分钟演讲内容*

主持人:”当时的笔录后来有没有人手里能拿到?你们现在所说的陆洪恩十几分钟表态的内容,是凭脑子记的,还是……有没有一个当时的记录留下?

刘文忠:“这个记录肯定在共产党的档案里,最后判他死刑,也就是他这15分钟的发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公布这些档案的。

我当时写这个内容时,引起了两方面的争论。一方面是政府内部,就是他的单位、北京文化部,说我不应该写这些内容。我说,是不是写这些内容,是我出于良知写的,你们要反驳我,就把陆洪恩当时讲的话公布出来。我当时写这个东西时,也问过当时跟我一起在监狱里听他讲话的另外两个人,一个人在香港,还有一个人在国内,他们同意我这种写法。”


主持人:“方便按您书里写的再读一下吗?”

刘文忠:“我现在读给你听。”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子’!”

刘文忠:“这就是他当时大致讲的话”。

*刘文忠:陆洪恩在监室最后的日子*

主持人:“有四位在场的知识分子签了字,这四位后来都活着出来了吗?”

刘文忠:“没有,全部死掉。其中有两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是胡适的弟子,民国时上海交大的校长,也是上海市管邮政的一个负责人,其他两个人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叫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签字呢?因为签字的分量更重嘛。你要知道他们签字是不情愿的,但是不签字又怎么过得去呢?(当时)你听到了嘛,当然只有签字。

这段时间在监狱的‘狱饭’都是我喂他的。我记得回来的第二天,陆洪恩是比较惨的。看守把饭有意不给他,把牢门打开以后,把陆洪恩的饭倒在地上,叫他在地上像狗一样啃着吃。陆洪恩当时非常气愤的骂,当然拉出去被打了。

在外面是难以想像的。大家都认为知识分子比较软弱、比较妥协,但是像老陆这样不怕死的人,在我(失去自由的)13年里碰到很少。

我记得是他(执行死刑的)28日提前一个礼拜,从我们看守所拉过去。一般判死刑以后是拉到第四监狱,有专门的死刑犯监房,就等待他们安排的批斗大会,像我哥哥也是这样的。

我记得大概是20、或21日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管理员来开门,而且叫你把东西都准备好,拿出去。(我们)知道这个完全不是提审。半夜里这样弄,据老犯人说,肯定是走不归之路,当时我们听到楼上楼下都有,大概六、七个人。这样叫了以后出去,他们被拉到底下,在一个看守房间宣判你死刑,要你签字,签好以后就拉到第四监狱。就是他表态了以后,到他临死一个月时间不到。他死刑肯定是4月28日”。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长篇专访与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他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第三辑:同监难友指挥家陆洪恩之死。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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