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刘文忠:忆难友 话当前 ——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四)

201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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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中国坐牢三十多年的龚品梅主教(Public Domain)
曾在中国坐牢三十多年的龚品梅主教(Public Domain)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6,12,03)

*专访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刘文辉同案幸存者、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之四)*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 五.一六 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 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共中央又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 “十六条”。此后不久,上海青年技术工人、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刘文辉先生写出小册子和传单,明确反对“文革”、反对“ 十六条”、反对专制暴政。他于当年11月26日被逮捕,于四个月后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枪杀,当时30岁。

刘文辉是目前所知因为反“文革”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在今天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长篇专访与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刘文辉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四辑:忆难友、话当前。

*刘文忠:在监狱里碰到最多的是一些追求胡适独立思考的人,给我一生受益不少*

刘文忠:“这13年当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监狱的磨难,等于读了一个共产党的监狱大学。

因为我是个政治犯,特别是在第一看守所的四年多,基本上都是跟一些政治犯,而且是重要的政治犯呆在一起。因为大陆的政治犯当中有一句话‘北有秦城监狱,南有上海第一看守所’。华东地区重大的政治犯基本上都在第一看守所。我19岁进去就在第一看守所,两次(共)四年多里接触了很多政治犯。

比方说难友陆洪恩先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当时我(按序号)‘座’在他旁边。陆洪恩比我早进来,他是1966年5月份进去,1968年4月份……他比林昭被枪杀相差一天,是28日。他在上海被拉出去枪毙的。”

 

主持人:“最后的时刻,您说他是哼着……”

刘文忠:“是贝多芬写的《庄严的弥撒》,这是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交响乐里面的一个。陆洪恩像我哥哥一样,作为‘未决犯’拉出来,判死刑,拉到万人的公判大会上。他在被枪毙以前是游街,沿着淮海路一直用卡车游街,到龙华机场那里枪杀的地方把他枪杀。

 

我们自己的难友,‘文化大革命’枪杀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68年,基本上枪杀都是1968年。因为1968年才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夺权成功,成立。公检法被取消,应该是三月。

我进去两次,四年多里接触了很多政治犯。比方说陆洪恩先生,以及我在四监狱碰到的龚品梅主教。特别是我自己感觉,监狱里碰到的最多的就是一些追求胡适独立思考思想的人,一些有良知、有胆略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给我这一生的受益是不少。”

*刘文忠:在监狱里经常碰到些传教人,牧师、神父,他们的精神道德给我印象特别深*

刘文忠:“还有一些传教人士,我当时印象很深,在‘文革’十年当中,基本上在监狱里经常能够碰到那些传教人,一些牧师、神父、主教啊……都在里边。所以他们的精神道德,以及道成肉身的精神,给我印象特别深。”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几位,包括陆洪恩、枢机主教龚品梅,还有其他一些传道人,另外也引出一个话题,您的哥哥刘文辉他在基督信仰方面有没有进入这个信仰?

刘文忠:“我哥哥没有入过教,他在监狱里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教徒。因为他在监狱里时间很短,四个月。

他唯一能够接触宗教是他在小学时。父亲告诉我,当时托了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送他到一个宗教学校,待了好几年。所以他是小时候初步接受了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一些仁爱啊,一些作人的道理。信上帝说的人是有罪的……这些。

但是我哥哥他后来成长的时候,一直是没有机会跟宗教发生什么关系。再说我家庭当时也不可能有信教的,我父母也不是教徒。

而我现在是个基督徒,这跟我在监狱里有关系。因为呆了这么长时间,给我的印象一直比较深。所以,我出来以后就是个基督徒。”

*刘文忠:“文革”10年是中国最无法无天的10年,把公、检、法全部打烂 *

刘文忠:“还有一个你刚才问到的问题,就是我在监狱里13年受到怎样的待遇。

我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我进去时是1966年。‘文革’的10年是中国最无法无天的10年。因为 ‘文革’1966年时,共产党的’造反’就是把公、检、法全部打烂 。

1967年我三哥判决时还有法院,还有检察院,到1968年,像林昭啦……当局开始杀政治犯时,已经没有检察院,也没有法院。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组织,叫‘公检法’,三位一体建一个‘革命委员会’。所以当时作为一个政治犯,政府要你死,是太容易了。他给你戴什么帽子,判你什么罪,你没有……

所以在当时的监狱里,我们的生活非常苦难。我举个简单的例子,1966年进去时,还有一个法律程序,比方我们还一天能够吃三顿,或者那时候‘造反派’还没有造反,打啊,肉刑啊什么还没有。但是到1967年、1968年那时,是无法无天。我所看到的一些难友,包括我本人,受到的虐待都是有的。要谈这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一般在监房里有规矩,不能乱来。但是,为什么我最接近的两个难友,一个是陆洪恩……陆洪恩当时的死亡、我后来的判刑都是在1967年1968年,那时的监狱是失控的。正常的监狱长、看守所长他们都被‘造反派’调走了。进来的都是一些所谓‘革命的军人’,来代替他们。所以,当时的监狱里管理比较混乱。在监房里要讲话,或者私下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平时是不大可能的。”

*刘文忠:终身盲人修道士金林生被监禁六年后,死在狱中*

刘文忠:“我记得陆洪恩除了跟我聊聊知心话,他跟一个人聊得比较多,是我们监房里一个盲人修道士,叫金林生。是终身盲人修道士,他在第一看守所被关了六年,最后死在里面。他在里面反抗的程度不亚于陆洪恩,一直是在绝食……政府要他什么,他完全是抵制的。他每天就是祈祷、向上帝忏悔。被人检举揭发,老是批斗,或者上镣,他始终没有屈服。”

 

主持人:“他死时多大年纪?”

刘文忠:“ 50多岁。他比陆洪恩大。我离开以后,他还在里面。‘文革’结束后,我被放出来,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去看我在第一看守所碰到的一个神父。我向他们打听金林生。他们告诉我,他总共在第一看守所蹲了六年,我离开以后,他还在第一看守所,两年后死在里面。是绝食以后身体垮掉了,死在里面。”

*刘文忠:天主教枢机主教龚品梅1955年进监狱几乎关了31年,我们曾被关在同一楼*

主持人:“您提到龚品梅,龚品梅和陆洪恩、与您并没有同时在一个监室(刘文忠:没有),(遇到龚品梅)是后来的事情,对吗?”

刘文忠:“对。我是判刑以后到四监狱,作为一个残疾人,当时我被分配到一中队,是大刑犯中队,是一些我们残疾人跟老年犯蹲在一起。我那时在一中队顶楼,就是四楼、五楼,跟龚品梅在一个楼面。我是第四组,他是第五组。

 

龚品梅,他就是……1955年在中国宗教界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叫‘九八事件’,9月8日,就是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龚品梅当时是上海、南京、苏州三地区的主教,是梵蒂冈封的。他在中国监狱里1955年进去,几乎关了31年(被判无期徒刑,关押30年后假释)。我是听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难友告诉我的。但是龚品梅平时你要跟他接触非常困难,因为他是个特殊人物,是单独一个人关押的。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四监狱搞学习班,所有的新犯人都要进学习班。学习班是三个月。就是‘检举揭发、交代余罪’这样一个过程。当时搞了九个月,,批判这些宗教人士‘以龚品梅为首的,他们在监狱里散布反动的宗教信仰’,就是所谓‘批唯心论’。就是这些宗教人士在监狱里宣传上帝、耶稣,他们说‘要批判,这是反动思想’。

我那时记得,最后一次龚品梅……平时批斗,龚品梅不大参加,因为政府对他都知道,这个人海外关系比较重点,特别是梵蒂冈一直在关注他,欧洲英国、美国他们都很关注他。所以在批斗会上不允许其他人对他动武,或者动手动脚。所以他最后一次时……是政府负责人,就是学习班结束,要求龚品梅最后表态,通过九个月这样子洗脑批判,他是不是承认自己思想反动怎么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龚品梅他不承认。当时我是参加过这个会的,我在书上写到过。”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龚品梅主教被关了30多年……”

刘文忠:“31年以后,就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当时是国际上有七个国家……就是美国跟中国建交这个过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要求释放龚品梅,后来邓小平答应放他出去的(假释后两年半,1988年1月当局称‘提前释放’。允许他赴美)。

但是据他们说,释放时要写‘龚品梅通过30年改造他的成功,认罪了’,但是龚品梅拒绝签字,他不承认。“

 

*刘文忠:1978 1979年平反时,很多政治犯离开大陆到海外,留在国内的少之又*

谈到当年难友后来的去向,刘文忠先生说: “1978 年、1979年平反时,像我们这些政治犯,有些人年纪很大,到今年大多数走掉(离世)。因为我当年19岁,当时四、五十岁的人,当然大多数人走掉了。

还有很多人离开中国,据我知道1979年平反时,我们政治犯有句话,叫‘胜利大逃亡’,就是凡是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出身或者跟外面有关系的,都是在1978年、1979年平反时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大陆了,很多政治犯离开大陆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人少之又少。”

 

*刘文忠:计划在70岁生日聚会上向亲友赠送新书《反思吧!中国》国保不允许*

2016年是“文革”50周年,刘文忠先生在中国大陆之外出版了他的新书《反思吧!中国》,他想在自己70岁生日聚会上向亲友赠送这本书,结果又遇到了麻烦。

刘文忠:“国保局告诉我‘出版属于违法,如果这天要送的话,要没收,甚至要取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

我问他们‘我的(生日)宴会可以举行吧?’他说‘可以的,只限于你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应该请那些不该来的人,或敏感的人’。当时问他们‘谁是不该来的人?什么是敏感的人?’他们开始不告诉我,后来告诉我‘你请的一百多个人里面,有几个是独立笔会的人,还有一些是老右派。还有一些是社会上名字在网络上比较敏感的人。今年是敏感期,是‘文革’50周年,你在这个50周年,用这本书的形式释放出去,你要起什么作用?还有,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再发表感言的话,会对政府……怎么怎么’,所以当时不允许,这是第一次。有两次。

(4月)  24日生日会的时候,非常可悲,我妥协,招待了自己的四桌亲人。但是他们不放心,在我的对面还有国家安全局10个人,陪我吃饭两个半小时到结束。”

 

*刘文忠:国保找我谈话,让我少接受采访,别去公园演讲“文革”50周年和 “六四”*

刘文忠:“到5月20日国保局又再次上门,他们命令我,第一个就是叫我少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说我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因为他们说网络上现在谈‘文化大革命’,我哥哥的信息很多,要我不要去配合,不要在网络上或者怎么样。另外就谈到‘六四’,6月4日希望我最好不要接受外面的邀请等等。

 

5月22日国保局又有两个人找我谈话,他们说,我在上海公园里参加公民活动,‘民主角’演讲好几年了,影响非常不好。今年是50周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日子,希望我不要到公园里演讲。甚至威胁我,说人家检举我‘在公园里散布了颠覆国家的言论’。我听了感到好笑,我说‘你们可以告诉我,哪个是叫颠覆国家的言论?你们不会像文化大革命一样,说是反革命的防扩散言论吧?’       ”

 

*刘文忠:国保警告不许我参加64日南京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

刘文忠:“5月27日国保局又找上门,他们希望我不要在6月4日到5日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去南京参加由台湾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活动。我当时难以理解,这个事情(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再说,孙中山是中国人民的国父,共产党也承认的,有什么好怕?再说如果南京要组织孙中山纪念活动,一定要南京市政府批准同意的。

他们告诉我‘台湾的这些组织是有意挑在6月4日,是最敏感的六四,来组织这个会,所以这是有阴谋’。我后来就问台湾方面邀请我的人,他们告诉我,实际上孙中山死确实是3月12日,但是为什么选择6月4日,因为6月1日是孙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下葬的日子。6月1日又不是星期天,星期天正好是6月4日,所以在这个6月4日活动。但是再解释也没用。他们警告我不许参加。”

 

*刘文忠:国安追问我的新书出版背景,因为我要反思“文革”而带来的被恐吓生活*

刘文忠:“5月30日,我记得晚上 八点钟,‘美国之音’跟我联系采访。第二天,国家安全局又找我,警告我。最近国保又找过我一次,他们说,领导想知道我最近在台湾出版新书,台湾在做广告,我写的是什么书,出版社的背景是什么,谁介绍和推举的?台湾方面会宣传吗?希望我出的新书不要流到大陆上面来等等,这就是我说的‘文革’五十年, 我要反思‘文革’,而带来的这些恐吓生活,所以我感到是非常……”

 

*刘文忠:今年516日全天国内媒体噤声,第二天零点《人民日报》发文,怪事*

主持人:“您讲的是此刻您的处境和周边一些情况,如果要是从全中国的状况来看,您还有要说的吗?”

刘文忠:“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总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就是5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灾难,对我们个人和家庭、对受害人都是一个灾难,是活生生的一个现实,难道不允许我们谈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文革’50周年,5月16日这天,谁都知道是‘文化大革命’发动《通知》的那天。我一直在关注5月16日这天,我们全国所有媒体,全部噤声。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好像50年前 一点没有发生过这个‘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从海外、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网络当中都知道,特别是华人的刊物,都在谈论5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外国人,都在帮我们反思,希望中国人醒悟。但是我们只当好像没有这件事发生一样。

我一直在观察,5月16日这天整整到17日凌晨零点,总算在海外的媒体压力之下,政府媒体(《人民日报》)半夜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任平写的《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匪夷所思,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从来没有在半夜里发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强调,官方再次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怪事怎么会在中国发生?”

 

*刘文忠:如果中国人民始终遗忘过去,一切向钱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进步吗?*

刘文忠:“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全民老百姓来讨论5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或者对‘文革’做一个彻底的清算,或者对‘文革’做一个彻底的反思,究竟我们的政府怕什么?反思‘文革’,或者我们现在要把‘文革’的真相揭露出来,对社会有什么风险?

但是,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互联网年代,如果一旦在中国大家能够讨论50年前发生的这件事,通过互联网,这样中国一定会引起一次全民大讨论。从全民大讨论,一定会引出一场非常激烈的从清算‘文革’到清算当年执政党罪错的一桩事情。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使政府感到害怕。

我想政府一定知道。邓小平曾经在党内也警告过,‘清算文革等于清算毛泽东,等于清算共产党’。邓小平早就告诉这些既得利益(者),‘文革宜粗不易细’,就是遗忘过去,一切向前(钱)看。我想,如果中国人民始终遗忘过去,一切向钱看的话,我们这个民族还会进步吗?绝对是属于倒退,这是我最难以接受的。”

 

*刘文忠:“文革”血淋淋的印记在我身上,作为有良知的人,我绝对不会放弃反思*

刘文忠:“人家一直在问我,包括我的妻子,她一直在数落我,意思是说我‘还不太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还谈它干什么?现在的日子……又要找麻烦吗?’实际上对我这种‘文革’过来的人,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个血淋淋的印记在我身上,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能独立思考的人,我绝对不会放弃反思这个问题。

更何况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一直在说‘上帝要我做什么?’当然,上帝要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赎罪,要反思,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写书也好,写‘文革’回忆录也好,写我的游记也好,一直带着反思的眼光。所以我今年刚刚出了一本《反思吧!中国——一个基督徒的残疾老人行走百国》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引起政府这么大的反感,说我政治上怎么有问题。说‘共产党要你反思干什么?共产党自己不会反思?’我说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反思,我们民族也不会今天到这样的地步。

我一直给我儿子讲父亲的一些经历。我儿子劝我‘父亲,你什么时候能够忘记这些沉痛的经历,走出这些历史的阴影?’我说‘你错了,这些历史的阴影不是我要走出,而是我们的民族,如果这个‘文革’的噩梦不要它再发生的话,只有彻底反思‘文革’。不反思,怎么走出阴影呢?’所以我一直告诉我儿子‘父亲的期望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能活在世上,我一定会忏悔赎罪反思’。

 

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只懂得一个道理,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不会‘反思’,不会总结教训,那应该是没救了。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现在带来的麻烦也好,承受的阻力也好,这些都跟我这种想法有关系。”

 

*刘文忠:我的大姐和二哥已经离世*

主持人:“您有几个孩子?”

刘文忠:“我只有一个孩子。”

 

主持人:“您的家人……父母已经过世,你们九兄妹,除了三哥刘文辉殉难以外,其余的八个人现在状况怎么样?”

刘文忠:“其余的八个人里两个人也过世了。一个是我大姐,因为‘文革’当中她受的折磨比较大,父母都寄住在她那里,所以她‘文革’中受到阴影……走得比较早。还有是二哥(过世)。我二哥是家里唯一有红色痕迹的一个共产党员,也就是当年‘抗美援朝’啊革命干部,但是在家庭里他也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特别是跟我。

当我写书时,他就非常反感,他认为在一个家庭里我是鄙夷他的。家庭里其他的人也是捧这个老三,提起这个二哥,说他愚昧呀,说他被共产党洗脑洗得……

当然,从良心上、从骨肉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二哥他有他的难处,在当年蒙难的家庭当中,也多亏了他有一点点所谓的‘革命的阴影’哪,能够保护父母,否则父母更惨。但是价值观和立场是完全不同。所以对三哥的看法和对二哥的看法绝对是两种。”

 

*刘文忠:很多大陆居民患上“文革”伤痛阴影恐惧症,不愿意谈。我们家一半人如此*

刘文忠:“最大的大哥还在,现在96岁”。

 

主持人:“很高寿。你们现在是六兄妹,目前对于三哥刘文辉的事情除了您以外,还有人在谈论这个事情吗?“

刘文忠:“实际上这个事情讲了是比较心酸的,对三哥的敬仰和对三哥的心痛大家都存在。但是你也知道,你们住在外面,跟大陆上面认识完全不同。大陆上面都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就是遗忘,不愿把自己过去比较痛的事情翻出来。

很多大陆上的居民,都患上一个‘文革’伤痛阴影的恐惧症。很多人都知道,跟自己的下一代人多谈‘文革’,把家庭的灾难告诉他们,会给下一代人带来也有一种不好的结果,或者(不)安全的结果。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的党文化下,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宣传,就是‘忘记过去,一切朝前看’或者‘听从党,服从党,跟着党走’啊,所以很多人都心甘情愿把‘文革’当中所经历过的这些伤痛和阴影掩盖起来,不愿意谈。我们家庭同样如此。

尽管我们家庭发生了这么样的苦难,但是据我知道,我们家庭当中至少有一半人都不愿意谈这个。而他们小一辈人也是这样。听了我们(作)父母(的)过去每年相聚,去扫墓,他们也会说‘老是谈这个东西,有意义吗?’或者是‘有必要吗?’

这种事情在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存在。这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对50年前的‘文革’不能反思的一个真正因素。

 

*刘文忠:我家还是有一部分人坚持纪念我三哥,反思“文革” ,对孩子做启蒙教育*

刘文忠:“ 但可取的是,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是有一部分人,比方我啊,我三姐啊,或我四哥,一直在坚持纪念我三哥,反思‘文革’,对他们自己的孩子经常在做这方面的启蒙教育。这个还是存在的。”

 

*刘文忠:海外今年谈“文革”比较多,对“文革”的揭露,对大陆有巨大触动*

主持人:“您对于国内对‘文革’的回忆和记忆,刚才谈到了。对于海外的一些‘文革50年’的讨论,也许您也有机会看到一部分。您觉得在这个讨论中……如果您有什么对于走向性啊,或者其中一些观点的肯定、或您不同意……假如您有特别要说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下。“

刘文忠:“海外我知道谈‘文革’今年人比较多,大多数还是比较正确的,或者实事求是地把真相都说出来。当然也有少数的那些海外的既得利益(者),或者受党所控制的一些媒体,他们也会唱些反调,这都无足轻重。

但是我知道海外对于‘文革’揭露的影响,对大陆还是有巨大的触动。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揭真相、揭内幕啊,都是海外网络上传过来的比较多。因为国内不大可能,也不允许这样来谈这个问题”。

 

*刘文忠:“文革“真相总是真相,任何人不能篡改,迟早还原真相,我对此坚信不疑*

刘文忠:“我总感觉,‘文革’的真相总是真相,历史是不由任何人能够随意篡改,或者一个执政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真相总要还原。所以这是迟早的事情。我对这个坚信不疑,所以也非常有信心。”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长篇专访与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同案的幸存者、他的胞弟现在上海的刘文忠先生,第四辑,也是本访谈录最后一辑:访刘文忠——忆难友,话当前。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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