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之死

主持人：遇羅克原是北京人民機器廠學徒工，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北京的《中學文革報》創刊號上刊登了他撰寫的《出身論》，反對當時盛行的血統論，引起各界讀者的關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遇羅克被捕入獄，兩年零兩個月以後的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年僅二十七歲。九年多以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又過了八個月，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的《光明日報》發表紀念遇羅克的長篇文章，題爲《劃破夜幕的殞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

遇羅克這位二十七歲被處以死刑，九年後又被宣告無罪的思想者不能再生還。多年來一些文革當事人和文革史研究專家對遇羅克之死的回顧與研究一直在進行，遇羅克的弟弟，當年參與創辦《中學文革報》，以後又和遇羅克被關進過同一座監獄的，現在在北京的工程師遇羅文先生回想起他哥哥遇羅克被捕的那一天和後來發生的事情。

遇羅文：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遇羅克像往常一樣，帶着他的簡單的午飯去上班，他騎車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後來他被判死刑的時候，警察來通知家人，當時我父母都在家。我父親知道這個消息以後，站都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大哭起來，警察說：“你哭什麼？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他是反革命有什麼可哭的！”我父親全然不理會，哭得傷心極了。但是我母親在他們面前一滴眼淚都沒掉，反而勸我父親說：“不要在他們面前哭。”我母親把我哥哥在監獄裏的一些遺物拿回來了，其中有我父親給他送去的一件新背心，遇羅克都沒捨得穿，還有他的腰帶、鋼筆和眼鏡等。

主持人：您的母親後來有沒有講過她當時的心情？
遇羅文：我母親說得好：“哭有什麼用？有用，咱們都哭。”但是，她不痛苦嗎？不是。哪個母親能不爲那麼好的兒子死於非命而心碎呀？她知道只有他的堅強才能減少我們的痛苦》。她每天上班都經過工人體育場，每次走到那邊，她都把頭扭過去不往裏面看。

主持人：據當事人回憶，三十一年前的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幾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在幾萬人高舉《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裏，在幾萬人高昂的口號聲中，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遇羅克之死在他的很多同時代人中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中國著名導演何羣先生一九七零年的時候還是一位少年，由於和他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小夥伴的哥哥張郎郎和周七月被關押，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他就和院子裏的同學一起跑到工人體育場門口，想知道判決結果，在無意之中旁聽了遇羅克的宣判大會。現在在北京的何羣先生回憶當時的
情況——

何羣：那時候我十五歲，知道當時社會上有這麼一回事。我是因爲在我們院子裏住的張郎郎和周七月也因爲文革的事被關押在監獄裏面，引起我們院裏大人和孩子的注意。我們聽說在工人體育場有一個宣判大會，我很關心張郎郎的宣判結果，我和他弟弟也是朋友。我就來到離工人體育場很近的宿舍附近，因爲那時宣判實況是通過高音喇叭廣播的。我記得那時候警察都穿着藍色的制服，我就在那裏聽一個一個的宣判，沒有張郎郎和周七月的宣判結果，但是有遇羅克，那一天判決的人很多，工人體育場的看臺可以坐十萬人，基本上都坐滿了。遇羅克的名字很特殊，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那天爲什麼沒有進入會場裏面去呢？
何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去，宣判大會是有組織，是各個學校、工廠單位裏組織去參加會的，不是憑門票入場的。在文革時期，這樣的宣判大會是很多的。

主持人：您後來有沒有再注意過關於遇羅克的事情？
何羣：文革結束，一九七八年我上大學以後，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讀了遇羅錦的小說《冬天的童話》，對遇羅克有了一些瞭解。

主持人：談到近年來讀到有關遇羅克的書，何羣先生說，         何羣：看到遇羅克的照片，大家就會想起文化革命的年代，會有很多感受。當然，我不希望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希望冤假錯案少一點，我們都希望能在一種比較自由的狀態當中，在能夠說出自己的心裏話的環境中生活。

主持人：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收入的文章記載，在遇羅克被處決九年多以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出的《再審判決書》送到了遇羅克親人的手中，其中寫道：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實事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 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零刑字第三十號判決書；
二、 宣告遇羅克無罪。”
。。。。。。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的《光明日報》以頭版大幅標題發表長篇通訊，題目是：《劃破夜幕的殞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編者在按語中說：“這篇通訊描述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者、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羅克如何被毀滅的悲劇。他的思想、他的才華、他的報負對國家、對人民該是多麼有價值！這樣一位異常優秀、而又風華正茂的青年被徹底毀滅掉了。”

遇羅克的家人回憶說：“就在億萬讀者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有關部門送到遇羅克父母手中的、作爲補償的現金是遇羅克從被捕直到被處以死刑那天，一共兩年零兩個月的學徒工工資。遇羅克的弟弟，現在在北京的遇羅文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遇羅文：當時遇羅克的工資大概只有二十塊錢，兩年無非也就是四百多塊錢，此外沒有其它任何補償。

主持人：聽到這裏，人們也許會問：“遇羅克的冤案不是已經得到平反了嗎？他不是無罪被錯殺的嗎？是誰殺害了遇羅克？殺害無辜者該當何罪？究竟多少錢能夠補償？”人們也許還會問：“爲什麼給予遇羅克家人的經濟補償僅僅計算到他被處決的那一天爲之？”按照這個邏輯，遇羅克如果不是蒙冤而死，他就只能工作到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嗎？再設想，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遇羅克被捕後即被處決，那麼給予他家人的經濟補償就應該是零嗎？至於他的父母家人在後來的很多年裏被株連受到的迫害，失去親人的永遠的傷痛又拿什麼彌補呢？遇羅克的親人們至今還有很多
未了的心願。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說，

遇羅文：平反以後他們應該把沒收的那些東西歸還，因爲遇羅克已經平反了，他們還有什麼權力再扣壓我們的東西呢？而且我到很多地方反映，多次提出要求，到現在沒有人理我。只有北京市政法委曾經給我來過一次電話，但是他們表示，“很難找，這個工作很困難。”現在扣壓的東西有些是更珍貴的資料。在一九八零年遇羅克平反的時候，雖然發表了一部分他的日記，但只是《光明日報》的記者到法院去，只能讓他們看，他們當時只能抄下來、或複印下來，畢竟太有限了。而且他們只能站在當時的對錯觀點上抄錄、取捨，當時他們可能認爲有些遇羅克寫的東西不容易被人們接受，就沒有抄下來。從我對我哥哥的瞭解，我認爲他應該留下更多、有更深刻思想的文字。他的日記我們知道，他每天都記，大概有十幾本。此外，他們說有關遇羅克的審問記錄就有幾麻袋。

主持人：當年看到過這些文字資料的人士現在在哪裏？我希望能夠一一訪問他們。現在在北京的原《求是》雜誌副總編輯、近代史研究專家蘇雙璧先生是當時《光明日報》最早派出採訪瞭解有關遇羅克一案的記者之一。

現在已經退休的蘇雙璧先生說：報道遇羅克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在《光明日報》社，從發起到完成、到寫文章，都是我在作的。

主持人：您能不能詳細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
蘇雙璧：我們到公安局、法院去聯繫，他們也都很支持，所以我們就能看到那些檔案。

主持人：那些檔案有多少？
蘇雙璧：檔案很多，我記得大概有二十多卷，放在桌子旁邊都快跟桌子一樣高了。我就找了一兩個同事一塊兒看那些材料，看了兩三天。

主持人：您都看到了什麼材料？
蘇雙璧：其中有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有他作的筆記、寫的詩等等。

主持人：您有機會看到了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同時也有機會看到當時審判的一些材料，您看了這些東西以後，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蘇雙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對遇羅克的處理不是實事求是，上綱上得比較高。好多事是上綱上起來的，本來遇羅克主要是寫了《出身論》，引起大量的來信，所以當時“四人幫”他們就害怕，把他關進監獄。從當時的材料看，關押逮捕遇羅克其實並沒有必須判死刑的罪，但是在審判過程中，每一次審判都給他上綱，上綱到最後就把他殺掉了。

主持人：您看過遇羅克的文章、日記還有其它的很多文字材料，您認爲遇羅克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蘇雙璧：遇羅克這個青年還是比較有作爲的，他的文章都寫得很不錯，從文化革命的角度來看，他還是正確的，因爲他反對血統論。一個有爲的青年就因爲寫了《出身論》這麼一篇文章，最後就被殺掉了，所以這是一個冤案。

主持人：您看過有關遇羅克案子的一些材料，您是不是知道殺遇羅克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是誰下的命令？
蘇雙璧：我認爲主要是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們。

主持人：您在您的文章中談到，看到遇羅克在臨刑之前寫的一些文字，他都寫了些什麼？
蘇雙璧：遇羅克曾經要求複查他的案子，當然後來也沒有複查。

主持人：現在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有些什麼限制嗎？
蘇雙璧：我就是有這麼一種感覺，官方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比較敏感，卡得比較緊。

主持人：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學泰先生回憶說——

王學泰：遇羅克當時被槍斃的時候，我大學已經畢業，但是因爲出了點問題，又回到學校參加運動。我應該是一九六四年畢業，實際上我到遇羅克被處決的時候，我還沒有離開學校。現在的人恐怕都不太清楚，那時候要處理一批重大的所謂刑事犯之前(因爲中國不承認有政治犯，反革命也作爲刑事犯來對待)，都要把他們的案卷下發，那時是羣衆專政，要聽羣衆的，讓羣衆討論。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讓羣衆討論遇羅克的案子的時候，是跟一批大約有二、三十個人的案子在一起，都在班上念，同學和老師都知道這本身只是一種虛應的形式，唸到誰大家的意見都是“槍斃”。

主持人：您當時是一種什麼心情呢？
王學泰：我聽到念遇羅克的時候，大夥嚷嚷說“槍斃”的時候，我感觸特別深，就跟觸了電一樣，當然我並沒有發表意見，因爲我覺得一個人沒有主宰別人的權力。

主持人：在當時是不是羣衆討論說槍斃就一定會槍斃呢？
王學泰：當然大家同意槍斃的意見也會報上去，實際上到最後公佈的判決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槍斃，我那時看到也有最後判無期徒刑，或者死緩等等。討論了遇羅克之後，不久就槍斃了一批人，公審是在工人體育場，各學校派代表去參加，回來向我們傳達，學院裏也貼出了告示，我一看沒有遇羅克。當時我心裏就有些寬慰，覺得可能遇羅剋死不了。但是，過了兩、三個月，隔了一批之後，槍斃名單中就有了遇羅克，他也被槍斃了，這件事給我震動很大。

過了一年之後，我被分配了，有一次我在農村勞動，下鄉之前我整理書籍，發現了遇羅克在中學畢業之前送給我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文學六講》，另一本是《元曲別裁》。我就在《元曲別裁》的書後面寫了幾句對他的悼念的文字，因爲一看到這兩本書我就想起了遇羅克，他那麼年輕，又是那麼一個有才華、有想法的青年人就這樣被奪去了生命，這不能不引起我感情上的波瀾。

主持人：當年在瀋陽的高中學生孫鋼因爲讀了《中學文革報》上刊登的遇羅克的《出身論》等文章，到北京找到遇羅克，兩人成爲朋友。遇羅克被捕那天，警察搜查遇羅克家的時候，孫鋼正好走了進去。孫鋼也被捕了，後來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後獲得平反出獄。現在在美國北加州擔任一家保安公司總裁的孫鋼先生回憶起當年他在監獄裏聽到遇羅克被處決的消息時的心情。

孫鋼：當時我最大的感覺就是遇羅克太可惜了，因爲遇羅克真是一個天才，咱們國家現在在理論上太缺少他這樣的人才了。遇羅克給我的這樣的印象永遠也磨滅不了。跟遇羅克接觸的過程我確實非常欽佩他，他真是太聰明瞭，一個真正好的國家如果把這樣一個人用起來，那是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所以當有人告訴我說，遇羅克被槍斃了。我就覺得太可惜了，可是反過來我一想，這個社會不能饒過他，因爲他太聰明瞭，這個社會怎麼能容他呢？所以他的死也是在這個制度下必然的，他被抓進去的第一天已經就決定了非要槍斃他不可。

主持人：根據您對遇羅克的瞭解，您認爲遇羅克他自己是不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孫鋼：遇羅克曾經跟我說過，他說：“我將來坐牢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我相信，他沒有想到他能被判死刑。

主持人：和遇羅克一起坐過死牢的人絕大多數都被送上了刑場，現在在美國的作家張郎郎先生是爲數很少的倖存者之一，他說，
張郎郎：當時這一批人差不多全被槍斃了，爲同樣的罪名，也就是所謂思想罪和言論罪沒有被槍斃的人，還是因爲佔了出身的便宜。

主持人：後來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您是怎樣看這件事情呢？
張郎郎：遇羅克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對於中國來說是一件大事，中國如果是可以開始反省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這個民族還有希望。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最初我以爲這是良性的往前走的一個過程。遇羅克平反，後來又變成魏京生被抓，中國的歷史很有諷刺性。魏京生本來是“老紅衛兵”代表人物的“聯動”的一個搞宣傳的，他變成向集權挑戰的人，而當時出身不好的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人，跟張志新一樣，被變成了一個民族英雄的符號來用，這件事有它讓人激動的一面，也有讓人沉思的一面。當時宣傳遇羅克，是真的想徹底反省這些事情，還是僅僅是一種需要呢？我後來發現，遇羅克的宣傳時間很短，沒有深入的討論。

在文化革命的一打三反過程中有多少因言論和思想而被殺掉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這個專政機器需要這些人的血來奠基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一大部分是正式地被宣判而處死，還有很多人在沒有被宣判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美院附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從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以後被殺死的人，都是這個政權不喜歡的人，是以羣衆運動的名義殺死有自由思想的人。只有把這件事情談透，中國人才能知道思想自由對於中國社會有多大的幫助，中國這個民族纔有振興的希望。當年遇羅克的事說了幾天就不提了，現在很多人要紀念遇羅克，它的意義是很深遠的，因爲中國人不能忘記歷史，比如德國人還要看《辛德勒的名單》。

遇羅克現在對我的影響就是他的使命感，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作的事還沒有結果，中國現在好像物質文明大大提高，整個社會比原來開放了，有了民間中的口頭的言論自由，但是在思想的鉗制，在言論的限制上沒有比當年進步多少。

主持人：談到遇羅克，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教授、技術部主任宋永毅先生說：遇羅克這樣的學徒工在當時承擔了中國社會的社會良心的角色，承擔了對這個社會的不公正進行批判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超越了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超越了他個人的社會地位。他關心的是整個知識階級應當關心的東西，他承擔了太沉重的歷史、社會負擔，結果，他倒下了，我們覺得自愧不如。真可惜他那麼年輕就被扼殺了生命，否則的話，在我們民族的當代思想史的寶庫中間，應當有更多的文獻。

我們可以把遇羅克跟國家的總理周恩來比較比較，周恩來是主張查三代的，他說他的父親不過是個小職員，但是他的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成份就填了“封建官僚”。當時戚本禹都對他說：“如果看父親，你可以填‘職員’嘛。”周恩來就說：“我纔不呢。應當查三代。”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老是在懺悔自己的出身，無限地誇大出身，那在青年中造成的是什麼影響呢？對那些血統論的捍衛者和提倡者：當時的譚力夫，當時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以及整個當時的老紅衛兵，毫無疑問是一個鼓動。

主持人：宋永毅先生特別談到遇羅克之死，
宋永毅：有些高幹子女透露說，遇羅克的死是有關的中央首長批示的，而這不是一般的首長，也是出身不好的。數一數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長也就是周恩來、康生、江青，而這些高幹子弟向我暗示，是那位在出身問題上很計較的，究竟是誰可能大家都能猜到，說是他批示槍斃遇羅克。我們假設他們說的是真的，當他在寫下“槍斃遇羅克”的指示的時候，他已經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實際上遇羅克講出來的對他這樣出身的人來說，應當是更容易接受的一個常識，對不對？不管這個人是誰。中央領導中出身不好的多得很，通過遇羅克之死可以看到，他們已經被殘酷的黨內鬥
爭搞成了一個什麼樣子，他們怎麼樣被扭曲。這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存在於人們心裏的不平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現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主義是多麼的可怕！

目前中共的太子黨中間，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掌權的人也是當年血統論的積極倡導者，他們已經掌握了不小的權力，這些人當年也很年輕，現在已經發了很大的財。不管是從權力方面，還是金錢方面，他們對當今中國唯一的貢獻就是使得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主義、這個制度的糟糕。而這些人在背景上還是遇羅克所反對的那種不平等，他們憑藉着他們的血統自然地佔有國家的資財、國家的權力，這種現象應該說至今還是普遍存在，只不過更巧妙了！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