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6，04，08－10）
* 起诉北京市司法局的晟智律师事务所 *
在前面报道了北京市司法局2005年11月30日以晟智律师事务所“变更地址不办理登记”和‘不按规定保管使用法律服务文书”等理由给予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停业一年处罚。
2006年4月4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对北京市司法局的起诉状，要求撤销北京市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受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委托的法律代理人是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许志永先生和李和平律师。
李和平律师在递交了起诉状之后，接受我的采访。
问：“为什么是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呢？”
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来我们认为可以在‘中院’（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但是‘中院’的法官认为，他们只受理部级以上单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像这个属于北京市司法局，所以只能在基层法院起诉。
现在我们递交了，但是法官讲，是否立案，必须要七天之内通知我们。这也是符合规定的。”
问：“你们的诉状上起诉的理由是怎麽讲的呢？”
答：“当时司法局作出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我们认为事实是不成立的，法律依据也是不足的，我们要求法院撤销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四条要求。”
问：“请您简要说说这四条要求。”
答：“一是要求撤销北京市司法局对晟智律师事务所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是要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司法局作出的执行对晟智律师事务所停业一年行政处罚的《执行告知书》。因为这个《执行告知书》要求晟智律师事务所必须把财务账册，包括公章都上交，律师不能执业，我们认为这是违法的。
第三，我们还要求法院确认‘司法部86号令’当时司法局引用的条款是无效条款。因为这里如果要让法院审查某个条款、某个法律有效无效，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现在无权作出这样的审查。我们要求他确认。
第四，也是司法局作出的一个规范性文件，我们认为这个文件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精神，我们也请求法院确认它的有关条款是无效条款。
这四项诉讼请求，要求法院能够予以支持，法院能不能支持，那就是诉讼的事情了。”
* 高智晟律师往返陕北半月纪行 *
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智晟律师3月25日离开北京回家乡，“清明节”祭奠母亲，住在陕西榆林佳县葫芦镇小石板桥村自家院内的窑洞里。
4月4日
谈到这次行程，高智晟律师说：“我原计划27日到28日离开北京，回家给母亲扫墓，清明节上坟。但是25日的时候，水泥厂那些持续来搅扰我家里的人（详见上篇报道）。整个白天几个人在我家门口，吵吵闹闹，家人不得安宁。我感觉，我就是在外面，甚至是浪迹天涯也应该给家人创造一个至少能保证她们休息、安静生活的环境，最后就在25日走出来。”
问：“结果您走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像您所希望的，她们能够安静一点？”
答：“这正是我最痛心的。我走了四天以后，水泥厂那些搅扰我家里的人走掉了。但是中共特务又来到我家门口，贴身跟踪我的夫人和孩子，到菜市场、到商场，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他们相互打招呼的方式是吹口哨，吹得很响，跟踪的九个人都戴着墨镜。”
沿途访问农民有感―――
高智晟律师此行是在朋友马文都先生的陪同下，驾车回陕北的。在最初的几天里，沿途访问了很多当地人。
高智晟律师说：“我们这一路获得了一些新东西。和大量的农民朋友接触，我们亦喜亦忧。喜的是，过去我们感觉到，对专制独裁暴政的抛弃，以及整个中国转型的愿望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动员过程。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对中共野蛮暴政的认识，比城市人更加彻底。’但是，我们持续地感到忧虑的一面就是，他们对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几乎没有任何期望，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思想当中转型的途径就是兴奋于对暴力的准备。
有个农民讲‘我们的邻村，来了一百多警察抓农民上访代表的时候，农民不一会儿把警察给打跑。当年的鬼子进村，钟声一响，大家都坚壁清野，都藏起来；今天是钟声一响，大家都脸上套着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上有剪孔，眼睛鼻子都有剪的洞，每个农民的左手臂戴一块儿纯白色的毛巾，一听钟，我们马上就集中在一起’，他的原话‘就打他狗日的’。
另外他讲了去年吕梁地区的行署宾馆，搜出来了几十吨炸药，他说，‘这是我们农民准备的’。我就拍着他的肩膀讲，我说‘不要发生这样的血腥过程，你炸它一百次，炸它一万次也不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我们持续地在讲非暴力、和平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
我的忧虑就在于，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模式几乎清一色是血腥的暴力。但是这样几千年带血的警示，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冷静思考。今天农村地区对暴政抛弃的模式，以及抛弃后中国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人们去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
我想，那些更多的主张中国和平转型的朋友应该走出北京，走出大城市，到农民中间去。
中共期望的稳定，就是它稳定的继续以凶残的暴政来统治人民，而我们需要的稳定是稳定地抛弃暴政。”
4月5日
高智晟律师说：“昨天我到妹妹家，今天我们动身回家的时候，发现一辆无牌照豪华越野车停在我的车跟前。大概有五、六名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今天白天他们也闯到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生前的窑洞和院落，带着摄像机、照相机，见人、见物就拍，然后到家里摄像拍照。”
4月6日
高智晟律师继续谈被监控的情况：“跟踪的人说他们是从榆林来的，也有很多是西安口音，现在就在门口。我们想朝县城走，寸步都不让我们迈动。”
问：“清明祭奠母亲的事情都做完了吗？”
答：“三天的祭奠已经结束。昨天一晚上我四弟整夜没合眼，因为我们院子里铺的是石板，他们穿着那种硬塑料底的托板鞋，‘吧嗒吧嗒’一晚上。我嫂子说他们一晚上拿着手电，过一会儿就往家里照。
今天白天他们干脆把一辆车开到我家院子里，我哥哥的小孙子刚刚满月才几天，他们过一会儿按一次喇叭，然后在那儿打牌喧哗，我去劝说‘能不能声音小一点，这孩子不应该受到惊吓’，他头都不抬给我来了一句‘既然知道孩子不能受惊吓，你跑到这儿来干嘛呀？”
4月7日
高智晟律师说：“今天早晨一出门，特务蛮横的把我挡住，说‘上级有命令，从今天起，不允许你外出锻炼身体’。
我说‘你应该拿出依照中国法律的决定让我看看，你代表了谁？’。
他说‘你知道我代表了谁。’
我说‘你如果是执法的话，不能让我猜度啊，你不能隐名执法啊！你们的行为，二十四小时在我家庭门口搅扰，现在已经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是违反共产党自己认可的宪法的。’
结果，他们七、八个人就嘲笑我，说‘你是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亏你还走南闯北！你和共产党讲法律？你不光是瞎了眼，你这号人的脑子都让狗吃了’，就来回推搡我。”
从2月4日起，由高智晟和叶霜二位先生率先开始的抗议中国当局在一些地方以黑恶势力暴力伤害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的接力绝食，已经进行了九周。
高智晟律师说：“明天是我的绝食日（每周七人循环绝食），还是有二十九个省的。。。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四百多人和我同时绝食。”
4月8日
高律师讲这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又是一整夜我们全家都没睡成觉，特务们十一点钟的时候把汽车喇叭按得特别响，持续的在外边跺脚、走动、唱歌、吹口哨、在院子里撒尿。。。他们每怪叫一声，周围邻居的狗要叫几分钟。
昨天晚上来了四、五个人完全是北京口音。今天早晨天不亮一个特务就把我们家的门推开进来，站在我家窑洞里，一言不发。
早晨起来，我大哥就痛哭失声，他对我讲‘老三，我现在才真正相信了你在公开信里讲的东西都是真的，绝对是他们干的’”。
陪同高智晟律师回乡的马文都先生曾经因参与民运坐过牢，也有多次被监控的经历，他说：“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次被监控跟以往都不同，采取的这些手段是我所没有遇到过、也没有想到过的。威胁你‘你要是走，那就把你腿给砸断’。这儿的窑洞，就是一层窗户纸，外头有一点动静，听得非常清楚。这个地方非常空旷，你在这个山头上说一句话，隔一个山头，跟有一个‘麦克风’似的，听得非常清楚。他们一家人两三宿根本就很难入睡。我们不愿意看到别人再为我们承受这麽大的痛苦，对村里人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高智晟律师接着讲4月8日的事情：“我出去，对那些人说‘你们谁是负责任的？’他们都不说话。我说‘我们今天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你们尽快向你们的领导进行请示’。
大概两个多小时以后，八点多钟他们还不回应，我和马先生就预备好东西，准备硬闯就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姿态。被他们强行堵回来了。
不到十分钟以后，北京的、陕西省、榆林市的、佳县的国安部门来了一大群人，说‘接到上级的回复，可以走，但是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北京，要是在全国任何地方停留，都要把你重新抓回陕北老家，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第一本能是离开老家，避免对家人的继续搅扰，所以我们就同意了走。当时我们一看那阵势，光警车来了五、六辆，无一例外全是用报纸把牌照给包上的。
十一点钟出发，一过山西临县，山西的两辆车就持续地跟在我们背后，共有五辆车。一到太原，出了高速公路以后，又来了五辆没有牌照的车，共有十一辆左右，就到了我姐姐家楼下。
我们原本准备住我姐姐家，结果他们摆开一个架势，所有进出我姐姐那个单元和大门的人，全部被他们进行摄像。考虑到不要继续搅扰这些无辜的居民，我就选择晚上去住宾馆。”
4月9日
高智晟律师说：“早晨八点多钟，我们出发，总共有七辆车‘护送’我们回了北京。北京的五辆车，就是原来跟踪我的最为恶劣的那几辆车，也就在北京界等我，这样增加到十二辆。
我一看，这样回到我家楼下，也是个问题。我和朋友商量，先住在刘京生先生家，就来到刘京生家。到北京的时间是下午十六点多。”
* 有家未归 *
4月10日
晚上，高智晟律师又接受了采访。他说：“家人孩子准备来看我，一下楼，一群特务围过来，我夫人不打算来看了，打算明天再过来。
原来他们（秘密警察）跟我们发生多次肢体冲突，但是没有打过人。我们回来不到二十四小时，马文都‘打车’一上车，才发现那个出租车里已经有两个人，连同司机有三个人。一开动，刚说了不到两句话，一个人手里拿一个黑头套，直接就给他套在头上。。。”
马文都先生讲述当时的情况：“给我戴一个头套，拉到‘八大处’那边，带到一个很空的房间里，只有几把椅子，四个人，对我说‘你是不是活得太滋润了？别忘了，我们想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再到处乱窜，对你不客气，’不让我走。
昨天挺累的，蹲在屋子角落里，我睡着了。早晨七点多醒的，在我要走的时候，他们拦住不让走。到八点多的时候，我问‘我现在可不可以走？’他说，‘没有人限制你的自由，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这样，我就出来了，他也没阻拦。
今天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去香山停车场见一个朋友，把他送走之后，从一辆车上下来五个人，其中有一个身高一米八几，揪着我脖子，然后使劲拽，推搡我，骂（北京话）‘你丫还出来乱窜，你要再出来胡来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旁边那两个人就给了我几拳，这边有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当时给了我一脚，踹到我右腿上，就把我踹到地上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高智晟律师说：“回来以后我看到，心里非常难受，满头、背上都是土。”
问：“您下一步有什麽打算？”
答：“我们正在租房。先解决生计问题，任何糟糕的过程我们心里都有准备，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最残暴、最庞大的一个犯罪集团。
家人跟我不要住在一起就行。秘密警察们持续地骚扰我啊。”
* 被绑架者们 *
高智晟律师4月10日说：“北京市民张文禾由于2月20日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自己的原话是‘要来帮高律师打杂’，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绑架，关到3月24日（后被软禁）。今天他要闯出来看我，给我来电话的时候说‘我三个小时保证到。如果我的手机被关了，就是我又落到特务手上了’。现在六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到，我估计他又被绑架了。
欧阳小戎只在我办公室待了一天，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五小时，就被抓走了；孟庆刚，我们连面都没见，就失踪了。”
4月10日，被绑架失踪53天以后，欧阳小戎第一次向外界发出消息，全文是：“我是欧阳小戎，已归，安好，勿念。”
被当局软禁在家中半年多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参与接力绝食以后，于3月11日被警方拘捕，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参与接力绝食的在北京的齐志勇和胡佳二位先生，于2月15、16日两天先后被绑架，3月28日获得释放。
访被绑架四十一天后获释的齐志勇先生―――
现在在家中仍处于监控下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讲他被‘带走’的经过：
2月15日当天晚上，到车上以后，我说‘我没穿衣服，你们去哪儿？’他说‘你甭管我们去哪儿，我一看不对劲儿，给胡佳发了一个短信‘我被绑架了’胡佳马上就给我家里打电话，我爱人还不知道呢，她以为我在厨房，这一下就十多天一个电话都没有。”
问：“您被带到什么地方？”
答：“北京的山区。因为我有糖尿病，需要打胰岛素针，三天之后才给我拿来，高血压的药、我还有丙型肝炎。。。离不开药。”
问：“这麽多天都干什么呢？”
答：“就是让我在屋里呆着，他们在一个地方最多住两天，然后又走。我说‘你拿出法律条文来，你是执法单位，你依法依的什么法，你没有拿出来，这就是非法拘禁。你们这不是严重侵犯人权吗？这种手段，让我心灵上，还有我的家人、世人，怎麽看你们？’
我要求看我女儿。”
问：“见了没有？”
答：“是来过，见了两次。”
问：“把您送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讲？”
答：“他说‘高智晟现在态度比较好，上边有所松动，你就可以回家了。而且让我保证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问：“那我可以在节目中播放您的谈话录音吗？”
答：“那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这种顾忌。在播放的时候，代我向所有的听众问好！”
问：“您回来以后处境怎么样？”
答：“从那天开始，我现在门外一直有汽车，国保的、派出所的二十四小时监控。”
访被绑架四十天后获释的胡佳先生―――
与齐志勇先生同一天（3月28日）获释的被绑架的维权人士胡佳先生说：“这次的绑架，发生在2月16日清晨。
因为在这之前我被软禁，我是有工作的人，这些国保的人按照惯例，我去哪里，他们会让我坐他们的警车前往当地。
我上车以后，有人迅速从左侧车门上来，把我夹在后座当中。出门以后车并没有向大路开去。我立刻质问他们‘你们要去哪里，要干什么？’
不容我有任何反应，他们就把我的手扳过去，在后面翘得高高的，再把手腕掰过来，类似叫‘喷气式’的那种方法，把我的眼镜迅速摘掉，套上一个黑的头套，让我看不到外面。当我要质问他们，谴责他们，他们把我的头一直往下压，压到快碰到车底的位置。越想挣脱，他越是用力，最后我几乎失去知觉了。”
胡佳失踪后，家人报警，但是在长达四十天时间里，警方一直否认带走了胡佳。
胡佳先生说：“当这些警察否认的时候，我家人已经很担忧了，当警察反问他们，是不是我家人把我藏起来了，或者是我怎么跑掉了，说如果我家人知道信息以后还要向警方提供信息，向他们报告。我家里人确实慌了，他们觉得可能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是在外边出了车祸，被害了，或者还有什么突发的暴病啊，这样一系列问题存在。这种压力大于不知道我的情况所带来的压力。这方面，我觉得警察的所作所为，是最无耻之极的。”
胡佳先生在被关押期间作过绝食抗争，由于篇幅所限，胡佳先生讲述的关押期间经历，将在另篇中刊出。现在我们听听他后来是怎么获释的。
胡佳说：“第四十一天的下午，北京市国保总队的四个人又把我带到车上。他们不敢开自己的车，把通州国保支队的车要来。坐在那个车上以后，又给我戴上黑头套。旁边的人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胳膊，开起车来以后，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兜圈子。
他们把我放到离我家步行还要一小时左右路程，大概有四公里左右，运河边的一个超市，附近是工地，放在那里，让我这样走回去。这里没人认识他们，他们虽然开着通州国保支队的车，既然没有到小区这边来，也就没有任何邻居或这边小区的工作人员看到这辆车的存在。”
问：“这样您自己走回家之后，到现在您的处境怎么样？”
答：“出来以后这一个多星期，我还一次网都没能上过，因为我家的网上不去，我的电脑用不了。我妻子最担心的是在这期间，因我的手机、钥匙都被警察扣留、搜走了，有没有人曾经潜入过我家，在电脑里安置一些什么东西？我无法确认。
我从3月28日被释放到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人我看不见了，楼下边换成北京市安全局的人。我外出的话，如果需开车，他们就开车，如果我是坐公交车，他们就贴身跟踪。有男便衣，也有女便衣，这些人以前是在高律师楼下的。”
问：“最近几天每天跟踪您的有几个人？”
答：“八个人，两辆车。”
参与接力绝食并作统筹义工的胡佳先生被绑架四十天获释后，再谈关于接力绝食。
他说：“2月16日，是在我排定完十省市联合绝食之后的第二天，被警方绑架的。我觉得绝食这种形式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是最后一次。
出来以后我更多的知道的是参与绝食的朋友，很多都受到了很大压力。我们失踪是一种性质，还有的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失去了工作，另一些在民间本来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那种维权人士参与绝食之后，又受到了继续的打压。
我觉得所有这些代价不会白付出的。”
谈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的孟庆刚、陈光诚等，胡佳先生说：“在中国大陆的法律里规定，即使是当时现场抓获的人。。。比如说因为偷窃，或者是抢劫这类性质的，警方也需要在十二小时内通知到他的家属，更何况是无罪的公民！即使是按照一般程序来讲，也应该通知家属。”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