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一 "走上上访之路" 简要回溯 *
在前面节目中播送了“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第一部分，今天请继续收听。
章冬翆是三十多年前在上班路上被殴打致重伤的一位农村教师。为了讨公道、为了要求惩治凶手，她一级一级上访到了北京，不仅为自己，也为本镇54名教师中包括自己在内共9位遭到殴打侮辱的教师讨公道。
在北京，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上访告状，从中国的教育部一直找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因为上访，她被注销户口，被押送过遣送站、注射过毒药针。因为没有户口，她结婚七年半才终于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孩子六岁多才上了户口。因为嫁给外地来京的农民工，孩子上学每一步都很难，章冬翆不仅为自己，也为更多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学步步维权。她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路优秀，虽然不能与有北京户口的同学一起公平参加高考，但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
几个月前，章冬翆和他的先生丁朝格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来到美国。
走过三十多年上访路的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讲述她三十多年的艰辛、执着与奋斗。
在已经播出的本访谈录的第一部分“走上上访之路”中，章冬翆介绍了她和她的家庭、上访缘起，以及在家乡温州市上访被骗，直到第一次告状到北京的经过。
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谈最初上访时的心情说：“刚开始我很天真，又抱着希望，以为北京肯定是有‘包青天’，我哪知道他们官官相护那么厉害，我不知道吔。”
章冬翆第一次到北京（1985年5月）后，先到教育部，然后找到中办，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接待室，接待员接待了她。
主持人：“我们还回到（谈）这第一次，肖治国，代号708，他就说不让你跟其他上访的人说话，那次还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
章冬翆：“然后就写了信，‘你到省里吧，到教育厅吧’他说‘你先回去，教育部也给省教育厅的（说）让他们处理’ 。我就先回去了，（在北京）没待几天，后来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就这么走了。”
* 章冬翆: 1985 年中国首个"教师节"六新闻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报道九老师被打 *
以下请听本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告状见到胡耀邦”——
章冬翆：“到了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是1985年9月10日，在那之前，有省里、中央的记者来……还有温州市来了八个记者，有《中国青年报》、《浙江法制报》、《浙江教育报》、浙江电视台、《浙江青年》（现在是《东方青年》），还有温州市广播电台的，六个新闻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八个记者把（我们镇连同我校附属学校总共）五个学校九个老师怎么挨打的经过全给报道了。”
主持人：“你们学校其他几个老师挨打，几个男老师，几个女老师？”
章冬翆：“女老师（除我外）还有三个，剩下全是男老师。”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挨打？”
章冬翆：“因为温州对教师非常不重视，而且社会治安非常乱，以前教师……不是我们那学校的其它学校教师也老挨（社会人员）打，甚至有的就把绳子套在老师脖子上拉，都没人管，打了也白打。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尤其在温州，对老师是非常非常瞧不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工资也非常低。我1974年2月份刚参加工作才22元一个月工资，很长很长时间都是22元。
到后来我被打伤那个时候稍微高一点，也就三十多块。那时我教一个班58个学生，里面讲台都没地方放。唉呦，那时候好苦。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当老师。我很喜欢学生，学生也很爱我，我也很爱学生。有时候学生没有饭吃，我会把自己蒸的饭分给他们吃。”
* 章冬翆:多家新闻单位报道我镇教师挨打的事,教师联名控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
主持人：“这是讲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了很多新闻单位对你们教师挨打的事情做了报道，后来事情怎么样？”
章冬翆：“媒体登出来以后，省里各部门第一把手全批示。整个平阳县里那些部门打来电话就是我们学校老师挨打的事。那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我们学校受伤的九个老师也联名控告，我们学校领导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我们整个镇的老师都联名写呼吁信告他们。
然后他第二次又开始了，说处理了。”
主持人：“你们学校校名是什么？”
章冬翆：“全称是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钱仓镇（那个时候是乡，现在变成镇了）中心小学。你们学校当时有多少老师？我们一个镇（中心小学还附属4个小学总共）才54个老师。54个老师当中打了9个。还有一个姓缪的老师被打过两次，早就死了。”
主持人：“缪老师的死和打有关系吗？”
章冬翆：“打了几处伤，很郁闷，心里很不高兴也没解决。还有一个老师比他死得更早，张宗亭老师。因为打被伤了也工作不了了，告状也不让你告，看病也没钱，报销报不了，张老师死了很长时间了，是女老师。我说的都是九个人当中的。”
* 章冬翠:走过场说给我解决,其他八人不解决,对外说解决了。校长、老师被施压 *
主持人：“全国那么多单位报道之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事情是怎么发展？”
章冬翆：“然后又走过场，县委书记、县政法委、公安局上我们镇里，让我们校长、那些老师去，说‘你们这些都不要解决了，就把章冬翆那个解决了就行了，就对外说解决了’，其实没解决。
然后让我校长写一个东西给他。我校长说‘我才不写呢，你处理都不处理，道歉都没有，医药费什么都不赔，你让我写什么呀？表扬你县委还是怎么着？我哪怕校长不当，也不写’。然后给我校长压力非常非常大，很难听的话说我校长，要给他调走，压得很厉害的。校长姓周，现在八十岁了，很正义感的。”
主持人：“校长叫什么名字？”
章冬翆：“周乃锭。给他压力非常非常大，给我们老师压力都很大的。”
* 章冬翠:第二次说给我处理了。医药费、告状费用收据再被骗走。现仍有收据三公斤 *
章冬翠：“然后接下来就跟我第二次说处理了，说给我450块钱，其实到现在也没拿一分，到现在没有赔我半分钱。我的医药费到现在一分也没报，发票（收据）都三公斤多了，包括那些告状的费用，那些发票重量就三公斤多，我都有照片。”
主持人：“您说1982年6月24日这次被殴打，您是九个老师中最重的，当时伤势到什么程度？”
章冬翆：“当时口里吐血、被打得昏昏迷迷就摔倒在地上，脑震荡是重伤。后来我在上海就住过四家医院，在温州也有一个医院住过半年多。重伤一直看不好，到现在也看不好，头天天疼，脑震荡后遗症，像呕吐、恶心，头晕……到现在还没好。”
主持人：“花了多少医药费？”
章冬翆：“医药费花了很多，因为好几次被县里骗走发票，我现在也没法算了。因为我都不在家，他把我发票骗了好几次。”
主持人：“用什么方法骗走？”
章冬翆：“他说‘给你处理了，你把发票都拿出来吧，要赔你钱了’。然后我们家里以为是真的，就把发票给他了。因为我们家的都特别老实，都是信主的人，也不会撒谎，就认为人家也不会撒谎，一看到那些人来，人模人样，其实都是挺害人。因为他跟对方都有关系的嘛，咱们哪知道他们那样坏呀。
除了他骗走的发票，我们家里现在还有三公斤多那些发票，挺多挺多的一大袋子。那个时候，我还把这个发票带到胡耀邦家（门口），他们警卫都看见，把我的发票拿到里头给我保管一天。”
主持人：“你说‘带到胡耀邦家’，见到胡耀邦了吗？”
章冬翆：“见过了，待会儿再跟你说。”
* 章冬翆:说"处理了"开始不给我处理《意见书》怕我继续告。我拿到后又到省里告 *
主持人：“你顺着时间顺序讲。”
章冬翆：“哦，那行。这是第二次了。我说‘你不是要给我处理吗？你给我东西呀！’”
主持人：“你所说的‘东西’是什么？”
章冬翆：“就是处理的《意见书》，‘真处理，你把那东西拿出来，你到底给我怎么处理？’一定要把他的东西拿到以后，我再证明他是再一次包庇凶手。我又拿到东西，又跑到省里告来了。省里又批示了很多……省委书记……本来第一个‘教师节’报纸都登出来，省里每个部门第一把手都批示嘛。”
* 章冬翠:舍卒保帅关押从犯三个月,演审判戏不让我出庭,判缓刑一年当庭放人 *
章冬翠：“后来他没辙了，九个老师被打了，那八个老师又不处理了，然后又开始说第三次处理我那个（事情）了——四个人……三个人打我，一个是教唆犯……然后他就把其中一个女的给抓起来，就是舍卒保帅的意思。真正主犯他不抓，把从犯给抓了，但是她也参与打的，关了她三个多月。
本来我这个是自诉案子，是我告他的，不是检察院替我告的。后来他就变魔术似的变成检察院替我告的。他想包庇嘛，公检法都勾结在一块儿，被凶手买通，县委都被他买通了。
他（主要凶手）花了很多钱。后来他自己家里打架时说出来‘花了很多钱’，都是人家被他骗了，因为平阳那边有集资，非法集资他从人家手里骗来很多，然后就花在这个官司上把这个官司‘摆平’了。
公安局就把我（告）‘故意伤害罪’的案子送到检察院了，让检察院提起公诉，变成公诉案子了，说公开审理。
我是受害者，我也是诉讼的参与者，不让我参加，法院也不通知我，检察院也不通知我。
县里公诉案子开庭之前应该贴公告，这个公告没贴。县里要出传票，各个局领导要去旁听，他们传票也没传。其实就是暗箱操作，想偷偷给她放出来，就是演一个戏，再把人放出来。
本来公诉案子都在那个大戏院（审判），以前都是那样，别人判决的时候我都去听过。但是（审判打我）那个凶手不是——（是）在党校里，很偏僻的一个胡同里头。开庭我们家一个人也不知道，不通知我们。凶手（女）关了三个月，开庭完了就给放走了。他们买通上海的两个女律师，因为反正是凶手单方开庭，我这方也没人在呀，律师跟他们对着演，把这个戏给演完了，人就可以放了呗。”
主持人：“这准确的是哪一年？”
章冬翆：“1986年3月6日判决的，就是走过场演戏哪。‘故意伤害罪’公诉案子一般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恶劣的才是公诉案子，你看他判刑是怎么判呀——‘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其实就拘役3个多月，然后缓刑一年，所以当庭给她放了，等于一天（实）刑也没判就给放走了。”
* 章冬翠:法院怕我告,不敢给我《判决书》,我从别处得到复印件,又上访到北京 *
章冬翠：“《判决书》里也不说那三个打我的，没有提，然后替那个凶手寻找打人的理由。还捏造事实说‘调解两次，赔我两次钱’，说两次钱拿来，就是750元跟450元的那个，其实我到现在没拿，他也没给我。
《判决书》到现在没给我，我向县法院院长要《判决书》，他不敢给我，怕我告他。我就把发票、病历给他看，我说‘我这个是重伤，省法院是省法医鉴定过，报纸上都有。那时候北京最高法院还没有鉴定我的病（后来也鉴定了）。《浙江法制报》里头都有，鉴定过我是重伤，领导也批示过。我确实是重伤到现在没好，他把人给放出来。
没给我《判决书》我没办法，怎么告呀。我告他他会说‘处理了，人也判决了’，他会撒谎啊。法院到处发这个《判决书》说‘处理了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书记，法院发给他，他让秘书给我复印了。后来我就拿着这个根据——他怎么包庇，我又开始告了。
又去省里，又请律师。律师说‘他这个不是判决，一定要告他，一定会告赢’。我的律师也让我到北京，让（带上）病情、判决……看看最高法院是怎么一个意见。
我又开始跑北京了，来北京这是1986年。
* 章冬翠:在北京打持久战,从找信访办转到找大官,得到北大、师大学生同情帮助 *
章冬翠：“后来就长期在北京‘打持久战’了，一直在打。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我很天真呀，我以为他们就是‘包青天’。到了北京一开始这样，我一直找、一直找，后来就不怎么找那些信访（接待室）的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上下……县里、市里、省里、中央他们都是一家，因为共产党统治‘一党制’，所以我就不相信那些信访的。我专门找大官，就是部长、副部长……专门找他，到他办公室找，到他家里找，都是那么找的。
我跟他们那些访民好像还是不一样，因为他们老坐在接待室。”
主持人：“您一个从外地来的人怎么会知道那些大官的地址呢？又怎么能够找到他们？”
章冬翆：“反正你得想办法。因为那时候我也年轻，人家以为我也是学生，有时候就不看你的《学生证》就进去了，我就住在北大、住在北师大两个学校。后来时间比较长了，老在那儿住，人家以为我真是学生，他也不看你什么（证件）了。有的时候我跟大学生一块进出，住那些学生宿舍。反正一个女宿舍有一张床是空的，搁行李，后来她们就让我住。
她们也很同情我，我确实是很冤很冤的。其实每个大学我都有认识人，就一块儿进去了，然后她们也帮我出主意，帮我找人。因为北大毕业很多，北师大毕业当官的都挺多的。她们告诉我地址，每天都找那些大官。她们都会帮我，地址告诉我，我就能找到。”
主持人：“你说的是北大、北师大的学生帮你，是吗？”
章冬翆：“对。他们有校友毕业了在中央当大官的挺多，他们有一个（校友）《通讯录》，住哪儿啊，都会告诉我。”
* 章冬翆: 1980 年代大官真的好见一点,扮装保姆等混进大门,或堵住大官的车 *
主持人：“您说您找了那么多部级以上的干部，甚至于找到他们家，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是这些官儿还比较好见？”
章冬翆：“八十年代我见了很多人。对，那时候真的也好见一点。像找到了雷洁琼，她是住晨光街那个大院，都是副市长级的人住在这儿，以前雷洁琼当过北京市副市长。我就去她家，拿着一个布袋，打扮得跟保姆去买菜似的那样，他（门卫）就不知道了。
如果去教育部啊、团中央、妇联……正好赶上他们上班，因为上班就是一个点嘛，打个比方是九点上班，我正好是九点，然后人最多的时候我就在那人群里，就混进去了。
1986年来的时候每天要找三个高干，不找三个高干我睡不了觉、吃不了饭。因为我要看看这个共产党的干部，你中央最高级的，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帮老百姓处理问题的？还是跟底下一样包庇的？
先找到部长，教育部长何东昌他家我经常去，后来我就搬到海淀区，就住在清华大学墙围外头，墙里头就是清华大学，他就住在十一公寓。
我天天要堵他的车，因为他那个教育部接待室说‘老师（被）打死不管’，我就不信嘛‘教育部会不管老师？那教育部干嘛？不多余嘛！早就应该撤销嘛！’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我到底看看何东昌管不管！’天天要堵他的车。
因为他早晨要出来上班，有时候他上班会被我堵住出不来，然后他就给清华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警员就给我买东西吃，说‘是你（们老师）的部长让我给你买东西吃’。
我说‘我不吃，我吃他的东西干嘛？’
警员说‘不是他的钱’。
我说‘不是他的钱我也不吃，你的钱我也不吃。我有工资，他们不给我工资。我是工伤，是无缘无故被打的。处理问题就好，帮我说句公道话就好。为什么他教育部接待室说我们九个老师（被）打死也不管，我要听听他到底管不管？’
有时候，何东昌会让他们车给我送到教育部接待室，然后那接待人员赵大津就更恨我了，何东昌肯定批他呗。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绝望。”
* 章冬翠:中宣部长朱厚泽的秘书约见,我却被传达室扔材料打伤,办公厅有四页纪录 *
章冬翠：“有一次我去中宣部，那时候是朱厚泽当中宣部部长嘛，跟胡耀邦关系非常好。其实那个时候胡耀邦已经（就我的上访案）批示过，都知道已经批示了。找到中宣部，中宣部可以管教委。我找教委，教委说‘打老师死了不管，九个老师打死不管’。
因为要找胡耀邦本人比较难找，我想找朱厚泽。找朱厚泽秘书，也等于找朱厚泽一样，他的秘书愿意见我，让我过去要收我材料接待我。
我就过去，他那个传达室（的人）指着我鼻尖 ‘你是老几，让我给部长秘书打电话？你是老几，要给部长秘书送材料？你是老几，要部长的秘书接待你？’就这样指着我鼻尖，这麽点我。然后我给他看介绍信，把来龙去脉告诉他，我是代表学校，代表所有老师来，报纸什么都给他看。他看也不看，就让我出去。
我说‘你就打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好话，我说‘我跟杨秘书约好了的’。那个时候北京公用电话也很少，我身边根本没有手机，谁买得起呀！1980年代中国通讯不是很发达，我只能求他。杨秘书也说了‘你只能到传达室告诉他一下，说我让他打’，我就这麽告诉他，他就不打。
因为他很年轻，‘老几老几’骂我三个‘老几’，出来很凶的吔，然后就把我拽出去。先把我手上那个档案袋……就是要给朱厚泽的秘书杨少山的，扔到离中宣部大门有十米多远的地方，有一堆石子堆在大马路边，他就扔到那上面。然后回来就把我两个胳膊给我拧在后头，就给我拽出去。
我不走，我多冤呀，东西也被扔了，他还撵我。不走他就使劲，因为那时候是夏天，我穿着短袖，他就把我弄伤了。”
主持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章冬翆：“1986年。在我这儿有四张中宣部办公厅写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那次打我的经过。”
* 章冬翆:团中央耿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会议,胡耀邦对我的上访有批示 *
章冬翠：“找到最后，可能找了一百左右部级……包括副部长、部长（和底下秘书那些）一百多个人。”
主持人：“这些有名的人也好，高职位的人也好，他们所给你的回答，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因为你光说见了他们，到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章冬翆：“当官的他不是说话那么明白就说要给你解决，因为他也解决不了。你就是找胡耀邦，他也不能说‘我给你解决’，他不可能。你去他会收材料，然后让你等着，肯定是这样。他要跟中央信访局联系，让他们把底下人召过来，或者怎么着给你解决——他肯定是这么答复你。”
主持人：“胡耀邦后来有批示吗？”
章冬翆：“有。胡耀邦早就批示了。”
主持人：“批示什么内容？”
章冬翆：“其中……主要说我们九个老师的事嘛，其中提到我，就是要改判嘛，他那个根本不是判决，我的善后问题胡耀邦都提出来了。是团中央一个（姓耿的）人跟我说的，因为他也参加那个会议。”
* 章冬翆:中办接待员 708 号肖治国不让我告中宣部打我的人,很多人说要告会整死我 *
主持人：“是不是你们后来有一天在门口照了面之后……”
章冬翆：“不是，不是。早就批了，批了以后中央才发红头文件，才把你当大案要案嘛，那个接待员708肖治国跟我说的，肖治国让我不要告中宣部打我的那个人，说（中宣部办公厅写的东西）让我不要复印，他说‘你去复印了到时候去告状，到新闻单位去告，他们就倒霉了、完蛋了’。
然后说‘你给我吧’，他要先拿去看。看完了他就揣他自己兜里不还给我1了。八天以后他才还给我，他说‘打你那个人就不要告他了，我马上要到省里调你的卷宗，把打你的那个事情处理好一点就可以了’，意思是到此为止了。他就把那个中宣部写的东西给我拿走了。
八天……后来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浙江，他说去了，确实八天没见他。八天后回来了，然后我问他要，他还不想还给我。最后我发脾气了，后来还给我。但是因为有很多人说，要告，中宣部肯定要把我整死。后来我就没复印告。
到赵紫阳来了（接替胡耀邦作总书记）以后，我复印了告了，没有单告，就是合在我整个教师被打的那些资料里……学校资料啊、报纸……合在里头，反正把办公厅写的纸给搁里头。
刚开始胡耀邦在的时候没敢搁，因为我也怕给胡耀邦压力，当时我也不说，因为胡耀邦毕竟……大家都说他好人嘛。
后来就是县委有一个东西，待会儿我还会告诉你，所以中央就相信县委，不相信我。——不管你报纸登了多少，你也是一个小老师，人家是县委，有公章加文件嘛，把我变成一个凶手，他们是受害者。”
* 章冬翠:在中宣部传达室被打后,中央部委和地方三级为我的事开会,后期让我到场 *
章冬翠：“ 胡耀邦批示是七条。后来我去中宣部（被打）那个事发生以后，有一次中办就开会为我那事。中央八个部委再加上我们浙江省温州市、还有平阳县他们下面三级的十个人，场面很大很排场的。但是什么问题都不处理，这一班官官相护很厉害的。共产党是一家嘛，你告他底下那些县里啊、市里啊，或者告省里，都是他孙子、儿子，他能帮我们吗？他能得到什么好处？把他官给免了，或者给他处理了……
当时我觉得胡耀邦批示应该差不多会处理，我还抱着希望，后来特别特别绝望了。”
主持人：“这次为您的事集中开会，让没让您自己到场？”
章冬翆：“刚开始没让我去，后来就让我去了。八个部委就是中纪委好像没来，公安部没来，那些……法院、教育部人来了，国办、中办来了，还有底下的那十个贪官都来了，都跟我谈话，说‘给你处理两次了，连那个判决三次了，你还想捕他们全家啊？’
国办（国务院办公厅）姓何的就说‘再给你两千多块钱就不错了’。最高法院说‘你想把他们全家都给抓了？’（温州）市信访局的那个人说‘都给你处理三次了。我是给中央汇报的，不是给你处理的，我是来北京玩的’。（温州）信访室就是这麽个态度。”
* 章冬翆:在中宣部门前绝食绝水八天抗议,九老师问题不处理,想饿死在胡耀邦门口 *
主持人：“您见胡耀邦是什么时间？”
章冬翆：“见胡耀邦是1986年‘中秋节’（1986年9月18日）那一天，因为正好是省里市里县里来了10个人，中央八个部委正好就是说所谓的处理我的案子，其他老师被打的案子都不说。其实我告的是九个老师，不是我一个。
因为中宣部（传达室）迫害我、打我，我在那儿绝食绝水八天八夜，所以我就想绝食饿在总书记门口，因为饿在总书记门口也好啊，因为他们人很多都在那儿（开会）呀。
我去胡耀邦家就是绝食绝水的，一天一夜……”
* 章冬翆: 1986 年中秋之夜在总书记胡耀邦家门口绝食,与胡耀邦照面 *
主持人：“1986年‘中秋节’见的胡耀邦，是吗？”
章冬翆：“对。晚上12点过后。”
主持人：“在什么地方？”
章冬翆：“在他家门口。他夜里12点过后才下班。其实胡耀邦从那个（中南海）小西门可以直接到家，但是我估计他可能想见我，他完全可以从中南海地道到他家。但是他没有，他就从那个西门然后就过来。”
主持人：“胡耀邦他凭什么见你？他见你又说了什么？见你有多长时间？你把这件事前因后果说清楚好不好？”
章冬翆：“好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告诉那两个警卫……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是老师’，我给他看介绍信，报纸什么的都给他看，把中宣部的那个也给他看。我说‘现在就有八个部委还有省市县来的十个人，所谓在那儿处理，其实不是，要给我抓回去，真的要给我抓回去’。我说‘我就到这里来了，找胡耀邦评评理，他们为什么抓我？胡耀邦都批示来着’。
后来有一个警卫就进屋了，打电话。然后又出来，说‘胡总书记让你上小西门’，他说‘你不要上新华门，上小西门。胡总书记就在那儿办公，他会安排人接待你’。我说‘不去，我哪儿都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绝望，我说‘打死我也不想告了，因为我知道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主持人：“因为您提到见到胡耀邦，详细的情况见了多长时间？有什么对话？”
章冬翆：“一分多钟。因为我不跟他说话，那时候我真的打死不想告了。”
主持人：“见胡耀邦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
章冬翆：“警卫问我，我都说了。说完了他进去打电话就是给胡耀邦打的，然后他说‘胡耀邦总书记让你到小西门去，他会接待你’。要派人接待，到底是他本人还是别人我不知道。我没去，因为我不想告了，我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待着’我就告诉那个警卫‘我也不想告了，就有点想饿死在他门口，因为省里来了十个人嘛，和县里的都在呢，没走啊’。
后来胡耀邦来的时候我没有说，因为说也是重复，警卫早就给他打电话，中办也给他汇报了，他全知道。”
主持人：“他说什么话了？你们彼此照面了？还是……”
章冬翆：“他没说，照面。他车停在门口，然后两个警卫就拦我一下，让我靠边站，以为我会弄着他衣服啊，然后就说‘总书记啊，我有冤啊’，让他处理啊怎么怎么着‘替我申冤啊’……他以为我会说这个话，做什么过激行动，其实我什么也没有。
因为我知道他都知道，因为我在那儿停一天半夜了嘛，我跟警卫聊了很多，警卫都会跟他说。”
* 章冬翆:胡耀邦垮台三天后,我被抓,先送北京功德林遣送站,后送上海遣送站 *
章冬翆说，随着胡耀邦失去职务，她的命运又出现了新变化。
章冬翆：“胡耀邦垮台（1987年1月19日见报后）三天，教育部就把我抓走了。如果他没垮台，可能还不敢抓。关了不少天，才打毒针的。
先关在北京遣送站功德林，然后又送到上海遣送站。打毒药针是在上海打，不是在北京打的。
就是那个教育部赵大津把我抓起来，送到上海遣送站，然后给我打毒药针，关疯人院。”
主持人：“送到上海叫什么地方？”
章冬翆：“上海市遣送站。那个时候就是叫‘收容站’，给我关在里头。刚开始本来说春节到了，让我走‘给你买船票还是买什么票？’那个时候我们温州没有火车，只有船，或者是你要坐火车到金华，再倒汽车到温州。问我要买车票还是船票，说‘先回去过春节，过了春节再返回北京告状。”
* 章冬翠:原说送我回家乡,后遣送站接一个电话,警察变脸,说我有病要给我打针 *
章冬翠：“刚开始那个遣送站也比较同情我。后来不知谁给他打电话，我听到了，说‘章冬翆’……当时警察队长不在，早上去吃饭了，是一个跟我们关在一个屋里的‘牢头儿’接电话，她说‘哪个章冬翆呀？’因为我刚来了几天，她不知道，人知道，名字不知道。她说‘哪个章冬翆？她走了没走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知道有人给遣送站打电话。
等警察来了以后就变脸了‘你给我出来，章冬翆！’挺凶的。
我说‘干吗？’她说‘你不能走了’。
我说‘为什么呀？买不到船票还是买不到火车票……’
她说‘你想走就走？没有那么便宜！’说‘你有病，我就给你打针’。
我说‘怎么回事呀，走也是你说的呀。我也跟你无冤无仇，我是浙江人，案子发生在浙江，又不是发生在你上海，我跟你也没冤，为什么呀？’
* 章冬翠:给我打两针毒药针,我被扔进遣送站疯人院,昏迷一天一夜七孔流血险丧命 *
章冬翠：“她说我有病给我打毒药针，然后真给我打了。
给我拉过去，第一针打了，我有一点点点昏头昏脑，但是还有意识，他们说什么干嘛我还知道。
再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又开始给我打第二针。然后就昏迷了不知道了。昏迷一天一夜，七孔流血，大小便都失禁了，他们把我扔在遣送站一个疯人院，专门是关的疯人，大部分都是上访被他们逼疯了的。关在那个屋里，也没吃饭，昏迷了嘛。
一天一夜我醒了，发现大小便全拉在裤子里。七孔流血，哪儿都是血了，就这样。
我就一直在里头喊，那时候正好过年了嘛，我一直在喊……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放出来，又把我关在正常人那个屋里，在那里关了五天五夜。
《人民日报》记者李而亮后来跟我说‘你这个毒药针打了以后，有的人打两针就会死’他说‘你生命力非常强，你打了两针没死，如果给你打三针，你肯定会死’”。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告状见到胡耀邦”。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