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四:上访的不归路

201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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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冬翠近照(章冬翠提供)
章冬翠近照(章冬翠提供)
Photo: RFA

*章冬翆简况与此前节目回顾*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前三部分,今天请收听第四部分——上访的不归路。

章冬翠是浙江温州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她自己是一位农村教师,三十多年前在上班路上被殴打致重伤。为了讨公道、为了要求惩治凶手,她一级一级上访到了北京,不仅为自己,也为本镇54名教师中包括自己在内共9位遭到殴打侮辱的教师讨公道。

在北京,她从中国的教育部一直找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因为上访,她被注销户口,被押送过遣送站、注射过毒药针。因为没有户口,她结婚七年半才终于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孩子六岁多才上了户口。因为嫁给外地来京的农民工,孩子上学每一步都很难,章冬翆不仅为自己,也为更多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学步步维权。她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路优秀,虽然不能与有北京户口的同学一起公平参加高考,但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

几个月前,章冬翆和他的先生丁朝格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来到美国。

 

走过三十多年上访路的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讲述她三十多年的艰辛、执着与奋斗。

在已经播出的本访谈录前三部分,章冬翆介绍了她和她的家庭、上访缘起,以及在家乡温州市上访被骗,直到第一次告状到北京的经过。

 

到北京后,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上访,直到1986年中秋之夜,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家门前绝食,与胡耀邦照面。

1987年1月19日胡耀邦被迫辞职的消息见诸报纸,之后三天,章冬翆被抓。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遣送站,后来被送到上海遣送站,在那里被打了两针毒药针。

 

章冬翠女士回忆说:“昏迷一天一夜,七孔流血,大小便都失禁了,他们把我扔在遣送站一个疯人院,专门是关疯人,大部分都是上访被他们逼疯了的。关在那个屋里。

一天一夜我醒了,发现大小便全拉在裤子里。七孔流血,哪儿都是血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里头喊……有一个人把我放出来,又关在正常人那个屋里,在那里关了五天五夜。

 

《人民日报》记者李而亮后来跟我说‘你这个毒药针打了以后,有的人打两针就会死’他说‘你生命力非常强,你打了两针没死,如果给你打三针,你肯定会死’”。

 

*章冬翆:功德林遣送站,几十人站在台子上多日不能睡觉,地面大小便四、五公分高*

主持人:“您在上访路上还有哪些印象最深的事?”

章冬翆:“ 1986年我第一回被抓,被关在功德林北京市遣送站,那里头不到十平米很小的一个屋。屋里有个台子两尺左右高度,抓到里头的大部分是访民,好几十个人都站在那上面。说形象一点就像‘筷子’,咱们吃完饭洗了筷子, 放在筷子笼里,一根一根站在那儿,没有空间。大家都挤在一块儿,白天黑夜都那么挤着。

 

台子底下有个马桶,没有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倒一回。  反正我有一次被关了18天 ,没有倒过。地上全是大小便,臭死了。根本就没法……你一下地面,整个鞋都漫上来(大小便)。

然后有几个砖叠起来(脚踩走路),警察叫你……警察我们叫‘队长’……你出去,他要打你,或者训你,或者把你送其它遣送站,慢慢给你送回家……你要出去,不能踩地,你踩地,你那鞋整个是大小便了,起码地上(积了)四、五公分高的大小便。

不管是冬天夏天,窗户不让开,里头是封闭的。一进去真的很多人会特恶心、崩溃。我好几次都是关十几天的,有一次被关18天。

他就折磨你嘛,因为你是访民,告共产党嘛,他就折磨你,把你折磨到死他才高兴。没有床,什么床都没有。没有睡觉的地方,人都站在那儿,整天整夜站在那儿,有时候就靠一会儿墙,有两边是墙。

我就会靠一会儿墙。因为我关的时间太长,有的人会短一点。每天有24个钟头,大家轮流靠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大部分都是访民。

 

主持人:“会不会靠在别人身上睡着?人挤人,人靠人的就睡着了?”

章冬翆:“那有可能啊,睡着了就站不住了,靠她身上,经常有这样。反正在那儿也不敢怎么睡,怎么睡呀?睡着了整排翻倒了,大家都摔到尿里屎里了,底下是那样的,大家都不敢睡觉,就是轮流靠一会儿墙。

有的人可能时间短一点就要被送出去,因为我是重点的对象,有时候会坐下来。夜里没睡觉,脚盘着,因为没地方伸脚。大家就讲讲自己的冤案啊,讲故事啦,我有时候也会讲一些圣经故事啊……就这样,在这里头度过日子。 ”

 

*章冬翆:在遣送站人不如猪,我们亲眼见把访民拉出来绑在电线杆上用电棍打*

主持人:“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度日……”

章冬翆:“看见他们有打访民的,我们就喊,就起来抗议……每天都是这些事。”

 

主持人:“吃什么呀?”

章冬翆:“一天吃两个窝窝头。后来我拿出两个窝窝头,晒干了,不到一两重。因为我在里头很少吃那玩意儿,大部分都是绝食的。他们一天会给两个窝窝头、一天两碗菜汤,菜都没洗,也没油,什么都没有,就给你喝那玩意儿。在里头还不如猪,猪吃的食还比这个好。我们老家那些猪圈都比它干净,那地上谁有四、五公分的屎和尿?你起码拿稻草或什么东西给铺上,是吧?

 

他就拿你不当人,就要折磨你,谁让你告状啊?

就像我在《中国教育报》上访的时候,二龙路那个派出所警察来了两个,是教委让他们来的。说 ‘谁让你告状?告状就要把你抓起来打死,告状就是坏人’,就公开这样说我。

我说‘你妹妹、你妈妈到时候被人家强奸了,难道你也不告吗?你不冤枉吗?你妹妹、你妈妈上班路上突然被人家打伤了,难道你也不告吗?你告,你也说你妹妹、你妈妈是坏人,要把她抓起来打死吗?’

后来他不敢说话了,就使劲打我。从教育部把我塞进警车时,不让我坐,就趴在那儿,然后他们两人的皮鞋就踩在我的背部和腰部,一直踩到功德林,就有上面的对话。

1986年、1987年,一九九几年,我都被关过,一共被抓四次。在北京功德林遣送站两次。后来我让路透社记者采访功德林,以后功德林(遣送站)搬走了。

 

还有我亲眼所见的,就是把访民拉出来,给她绑在电线杆子上,是露天的。那个功德林是迷宫似的,里头房子很多很多,你根本走不出来。她被绑在露天,正好下雷阵雨。她被打昏过去,然后雷阵雨又下,把下醒,又打她。用电棍打,好几个警察打,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还喊他 ‘法西斯! ’喊他‘土匪!访民都喊的。”

 

*章冬翆:让路透社记者丁凯采访功德林,以后遣送站搬走,每周给丁凯夫妇讲故事*

主持人:“这是哪一年的事?”

章冬翆:“是1986年,出来以后,我就告到官媒,官媒根本不管。习近平的爸爸是管信访的,谁敢捅这个遣送站啊?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其实胡耀邦也知道,很多访民都上胡耀邦家,难道他们都不写材料,都不反映吗?就我一个人反映吗?我不信。

 

不过我胆子是很大的,我就请路透社记者 、英国的丁凯去采访。

那时候,中国人跟外国人说话是会被跟踪的。我一个礼拜都要跟他见面一次,把共产党所作所为都给他说一次,每个礼拜找他。他的太太也在中国,她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两口子特同情我,特别喜欢听我说这些故事,说共产党对访民迫害啊这些故事。

一个礼拜会去公园,去颐和园玩半天,就听我讲这些故事。”

 

主持人:“这是哪年的事情?”

章冬翆:“1986-1987,后来好多好多年,我一直跟他联系,老被跟踪的。因为那时候中国人不许跟外国人说话,电话都有窃听。去公园跟他夫人玩,然后我就讲故事,就有人拿着步话机老跟着,我都知道的。丁凯也知道。他说 ‘我车开出来,就有人跟着了 ’。

有的时候警察会找我。我说 ‘我说的话哪个是伪造的?全是真的。你到功德林去看,是不是地面大小便有这么高?是不是打人?有很多人看见的’。

后来给我打毒药针、关疯人院,我也都跟他说,他也报道了。

1986年一个礼拜采访我一次,直到后来他调到上海了,我就断了联系。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固定电话,没有手机,一九八几年我哪买得起啊。后来,他调香港也给我电话,但是我没法打,我在中国的电话不能打香港,他没有我的电话,没法联系。

 

他这个人特别好。西藏那个时候拉萨军管什么的,他都去采访,共产党特恨他。这个人比较靠谱,我有什么话都跟他说。”

 

*章冬翆:因我上访家人遭报复,四个兄弟被吊销户口,弟弟被关半年,被吊打、砍伤*

主持人:“在前面采访中,您也提到过,为了上访,家人对您有很多支持,朋友也对您有一些支持,包括您向他们借钱……”

章冬翆:“学校老师都会支持。”

 

主持人:“您的上访,对您家乡的亲友带来什么影响?”

章冬翆:“因为我上访,就引起……不光我家里四个兄弟户口被吊销,国籍被开除,我弟弟就是因为我那个事引起,后来被凶手的堂哥 ……在派出所当指导员,打击报复,把我弟弟抓走,关了半年多。

两、三次已经下文件了,就是说把要我弟弟放出来,但是公安局就不肯放,他就是打击报复,把我弟弟 ‘倒吊’,脚朝上,头朝下吊起来。那些当兵的用枪托打我弟弟,打昏了又用水泼,就那样,很坏。特邪恶,很恐惧、很恐惧的。”

 

主持人:“对于家乡的人来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上访的访民,他们会受到影响,这普遍吗?”

章冬翆:“特别普遍,有的人不了解。现在中共越来越对我们访民……好像拿我们访民当’敌对势力’。其实以前也是,虽然有的地方没说出来 ‘访民是敌对势力 ’,但是他们其实是害怕。因为很多都是政府部门他自己做错了,给你判错了,或者是怎么着,包庇那些坏人,然后就迫害我们。

不光迫害受害人本人,还迫害你的亲属。我弟弟后来被放出来以后,没多久又被平阳县公安局一个科长的表弟……跟他不认识,他用菜刀把我弟弟给砍了,砍了很长很深的。后来平阳县的法院不知道有没有判他。

我自己请律师,律师一分钱也没收,杭州两个律师,一个曹星,一个陈雄光,曹星是很有名的,他们没收我一分钱也,非常非常好,我要给,他们知道我很冤很冤。

有的朋友会帮你,或者借你钱,或者帮你找人告状,也会影响他,受打击报复,所以有些人会远离访民,就是很害怕。因为共产党会找他麻烦,到时候跟着你倒霉,不断地倒霉,有的人会害怕。”

 

*章冬翆:很多官因支持我付出代价,朋友同事都很支持我,我借这个时机谢谢他们!*

章冬翆:“但是明白的人……因为共产党很会洗脑,很早就会洗脑的,宣传很厉害,有的人明白了,就不怕了。他会站在你一边,支持你到底的都有。

甚至我那个平阳县公安局有的副局长会支持我到底,真的,我到现在还欠他钱。但是我找不到他人,他退休了。我每次回家找他都找不到,这个人是好人,我想去直接谢谢他。虽然钱不多,100元,但是那个时候100元是很大的,他觉得我很冤很冤。

还有我的局长,听说我在北京受迫害、在县里受迫害,都会替我流泪。 我非常感谢他!后来还为我的事,他被排挤了。这些都是好人。

还有我们那个县长李孟光,后来也被他们排挤了,县长不让当了。

还有我那个省里的副省长、兼教育厅厅长,后来被排挤了,他原来是农业大学的教授、校长,后来什么(职务)都没有,都被弄掉了。正因为支持我告状,他为我付出代价。

很多官为我付出代价,我非常感谢!想借这个时机谢谢大家!

有那么一天,我能安全的回家,有机会回国也要去谢谢他们,有的退休了,早就退休了。再有些我的朋友、同事,都很支持我,借这个时机谢谢他们!”

 

*章冬翆:北京家庭教会聚会受到警方监视*

主持人:“您的家庭有访民、农民工和基督教传道人的背景,您和您的先生也都是基督徒,在北京有机会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吗?

章冬翆:“我怎么忙也不会忘了聚会,因为我家以前就是家庭教会。我不是教会领导,当时因为我做公益,特别忙。我们教会领导都要做很多事。教会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因为那时亲戚还有两个孩子在我家,我自己家一个孩子,(带)三个孩子。再加上我做公益,没有白天黑夜的,很忙很忙。甚至有时候我女儿都陪着我,因为我晚上出来,很多农民工白天要上班,甚至夜里也上班,上好几个班。只能夜里去他们家,因为调研,各层次的人要全方位调研。我八个区都跑,北京那个时候八个区,现在是六个区, 整整调研半年。”

 

主持人:“您在的那个家庭教会,北京的家庭教会有什么特别敏感的问题吗? ”

章冬翆:“有。后来那个教会在我家就比较危险,因为我是访民,又做公益,然后那些人就怕出事,后来就把我那个家庭 教会挪到郊区了。郊区离我家太远了,后来我就转教会了,转到北京市中原教会。

中原教会很多都是访民,或者是‘六四’的……”

 

主持人:“能不能讲一讲您自己和您的亲人在基督教北京的家庭教会、在您家乡的家庭教会,近些年,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告诉外界的情况?”

章冬翆:“有。中原教会我第一天去,就看见安全局穿着黑衣制服的,坐在电梯门口监视我们基督徒聚会。”

 

主持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章冬翆:“具体记不住,反正好几年之前。我就挺奇怪的,就问他们(教会的人)……其实,我那个家庭教会当时在我家也可能有监视。也有可疑的人,后来就转移了,但是没有进我们家来。因为我们家弄得特别严,夏天没有空调,我把窗户和门都关得严严的。我会摆着 ‘安利’的项目,如果他进来,我就说做‘安利项目‘,做了一个假象在那儿。

我问(中原教会)他们,他们说老监视他们,长老也说,公安局人有时候也会参加教会聚会,然后还在那儿受洗,受洗后第二个礼拜就不来了,因为他就是要监视你(洗礼情况)。 这个教会大部分都是访民。”

 

*章冬翆:圣爱团契被抓14人都刑拘一个月,我们夫妇那天因去美使馆申请签证而幸免*

章冬翆:“还有我们那个团契,大部分基督徒也是跟中原教会差不多的人,就是‘北京圣爱团契’,也是很有名的。”

 

主持人:“是徐永海他们那个教会吗?”

章冬翆:“对,就是那个团契、他那个教会。我两头跑,星期五到徐永海那边,星期天下午到朱长老那边。我跟我先生都是那么跑的。

 

那天我正好是第一次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是2014年1月24日。那天我没去教会,要不然我们俩也被抓了、刑事拘留一个月了。抓了14个人,每人都是刑拘一个月。

 

我再举个例子,北京守望教会,我好几个朋友在那里,聚会也是经常被抓、被骚扰,在楼顶上聚会还那样。他们说,买了教会(聚会场所)都不让教会搬进来聚会。

 

就这样,中国宗教一点都不自由。本来中国宪法里规定,个人的宗教应该是自由的。但是自由吗?事实证明一点不自由。基督徒应该参加每个礼拜的正常聚会,学习圣经,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呀?在中国是不行的。然后又说是‘宗教自由’,我也觉得挺莫名其妙。

如果我在中国再这样下去,也早晚会被抓的。那次不是去签证的话,我跟我先生也被抓了,关一个月刑拘,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做)。”

 

*章冬翆:家乡浙江温州被拆十字架和教堂最多,牧师守护被判刑,这还叫宗教自由吗*

章冬翆:“然后说我的家乡,我爸爸那个教会在很偏僻的地方,不在马路旁边。那个十字架也被拆了,真是莫名其妙。

你说十字架碍他什么事啊?基督徒不是对国家都有利的吗?基督徒有神管教咱们,有约束力啊!咱们什么坏事也不干,大部分基督徒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谁还脏贪?都不会。谁会做啊,因为有神管教嘛。都变成基督徒你还天天去‘打老虎’、‘打苍蝇’,打什么呀?肯定是少了。因为你是无神论,所以会这样出很多贪官。

我家乡,把我爸爸那个教会的十字架给拆了。强拆很多人去守护,我弟弟他们都去守。我姐姐那个教会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去守护,最后也是给拆了,还抓了好些人。

 

信耶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奇了怪了。而且那些被拆了的,都是‘三自教会’,是所谓‘爱党爱国爱教’的教会,他都给拆了。这还叫宗教自由吗?像在北京或在我们老家那些家庭教会,没有十字架在外头挂着,因为都在居民区里头,私人住宅里,十字架挂在屋里,不是挂在外头。

他们拆的大部分是‘三自教会’。我在网上看到,说是拆了一千多接近两千个十字架。到底浙江有多少教堂,我现在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拆得差不多了。

温州是浙江的重灾区,浙江是全中国大陆重灾区的一个省,十字架被拆得最多、教堂也拆得最多。

报刊上都登了,温州三江教会教堂造价三千多万,是温州市的地标,最有名的温州的一个建筑物,最后都被拆了。那也是‘三自教会’,那是基督徒出了三千多万元盖起来的,都被拆掉了。最后还把人给打了、抓了。

我们平阳县黄益梓牧师被判刑,也是为守护十字架。

唉呀,很惨很惨,那次刮台风,还要拆十字架,后来把我们平阳县水头镇……洪水冲走,两个基督徒死了。

黄益梓牧师,我姐姐认识,他传教传的非常好,他也认识我爸爸。

 

北京的律师我也认识,他们去温州,温州聘请他们去辩护,为拆教堂或者抓基督徒(的案子)。

最近温州那些公安机关跟政府部门,把办公室都搬到‘三自教会’里办公了。星期天不让温州那些教会聚会、学圣经,要听他们的什么法规,太邪恶了吧!就根本不让我们信不是?信基督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作基督徒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做好人,行善事,神管教他,谁敢做坏事啊?只有他们不信的才会干坏事,缺德丧失人性。”

 

 

*章冬翆:三十多年前北京访民较少,现在很多,到处可见,各省来京截访的车也很多*

主持人:“听您讲您走过的道路,33年前因为被无故殴打致重伤,以后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要求一个公道,然后因为在当地没有办法实现,而且不光是您被打,还有自己的同事……”

章冬翆:“对。我多半是为了这个学校,老师这么多被打,要讨一个说法,对不对呀?你凶手打了以后道歉的话都不说,那我们当老师往后还怎么当?在学生面前还能好好上课吗?我们是人,人就得有尊严。教师也有《教师法》,教育也有《教育法》,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不是随便让人打了就打了,还不让人家告。所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死我也要替大家告状,我是这样才出来的。”

 

主持人:“这样您就到了北京,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好像上访的访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被定性是不是?”

章冬翆:“对。那个时候访民比较少,现在访民可多,到处都看到,连每个胡同都有访民,每个社区里住的有访民。尤其是郊区特多,公共汽车上都很多,哪儿都是。敏感地带很多很多,到处是。

截访的车也是到处……在胡同里、马路上全是全国各省公检法的车来截访,很多很多。”

 

*章冬翆:征地拆迁……访民成千进京告状,陈大姐上访后家里连续死了八个人*

主持人:“以您粗略的估计,比方说,三十年前时您自己所接触的……当然因为没有统计学方面的依据啦,您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当时看看有多少访民,现在又看到访民的状况是怎么样?人数多了有多少?这30年的变化是怎样一个比例?”

章冬翆:“我觉得现在保守估计……你看农民的地……能够利用的,能够卖掉的,他全给抢掉了,好一点的地方……除非是特别的山区偏僻的地方,盖房子盖不起来,他就不要,剩下的地基本上好地方都抢光了。要不怎么被征地的那些农民一队一队的去北京,挺多挺多的,你算都算不清。

去告状还有拆迁的,上海的每个月礼拜五,都有好几千好几千去北京告状。”

 

主持人:“他们所受的损失,比方说企业不能经营了,损失多少啊?您遇到的访民目前的冤情冤到什么程度?”

章冬翠:“唉呦,那可太冤太冤了。我记得东北有一个大姐,姓陈。她刚开始来北京告状,后来他们家连续死了八个人。她都崩溃了,每天都在北京街头最热闹的地方唱《访民歌》。什么访民歌她都编了一本一本挺多的,有时候还在那儿卖,编了歌曲天天在那儿唱。你想想这有多少代价,那是死了八个人!钱能买亲人的生命吗?这是真人真事啊!”

 

主持人:“这些访民告了以后,能够得到他们所要的结果的能有多少啊?”

章冬翠:“不可能。他们人……你想啊,家里人都死了八个,怎么赔呀?”

 

*章冬翠:访民都特别刚强。上访是条不归路,出去就不能回来,回来也是死*

 

主持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在那儿坚持,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他们是怎么权衡的呢?

章冬翠:“有啊。但是你知道访民有个特点,他们都特别刚强。哪怕他是没钱,住马路,风餐露宿,他也会坚持告状,总要讨这一口气。这个气不出来,他死都不甘愿。

有很多访民,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比较冷时很多访民也住不起旅馆,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呀?那时候80年代也不让你做生意,刚开放,家里都没有钱,穷的叮当响。来北京都住马路,然后就用塑料袋(编织袋),就住在马路上,然后公安局还点火给烧了。他们都要坚持告状,很多人就被打得残疾了,家里死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还是坚持告,很多人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你想想我吧,我们家里房子也卖掉了,我娘家夫家的都卖掉了,我自己被害到那样,半残废了。然后结婚也耽误了,本来可以生两个、三个孩子,也不让我生孩子,也不让我结婚,我就是生一个孩子也没有户口,你怎么弄啊?我还是坚持不是!

最后真的告不下来,我还是做公益,其实还是有一点告状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就是特别刚强。

 

上访,其实说白了是一条不归的路。你出去了,就不能回来了,你回来也是死,他会把你弄死。访民就要坚持这个信念,非告,告到死为止。知道告不下来,知道北京没有地方说理,可以说,没有一个清官。

如果有清官……像我这个就特别典型,就是中办信访局他自己都说,我是中央的大案要案,中央都发了红头文件,总书记也批示过了,那么多报纸登过,那么多人批示,你说有用吗?我找了一百多个部长、副部长级的人,你说有用吗?

哪个上访人像我这样找人、这样登报纸、批示这麽多,有吗?也不行。

你想想吧,我还认字,是老师,你如果不会写,不会找人,你不会说,那你更吃亏了。你在中国告状,真的一点用没有。”

 

*章冬翆:一党专制无司法独立,访民越来越多、越告越冤,被送监狱,或迫害致死*

章冬翆:”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访民?然后就越告越冤?其实,这就是跟共产党一党专制完全有关系,一党专制造成的。

因为中共没有司法独立嘛,公检法司都要听共产党的,共产党让他干吗,他就干吗。所以,就造成冤民越来越多,而且会越告越冤。很多访民最后都告到监狱里,或者是告到死,被迫害致死。”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资深访民章冬翠访谈录”之四:上访的不归路。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相关访谈。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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