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之一:走上上访之路


2016.01.11
章冬翠:章冬翠近照-75.jpg 章冬翠近照(章冬翠提供)
Photo: RFA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6,01,09)

*因被殴打重伤上访维权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师章冬翠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在美接受专访*

章冬翆是三十多年前在上班路上被殴打致重伤的一位农村教师。为了讨公道、为了要求惩治凶手,她一级一级上访到了北京,不仅为自己,也为本镇54名教师中包括自己在内共9位遭到殴打侮辱的教师讨公道。

在北京,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上访告状,从教育部一直找到胡耀邦。因为上访,她被注销户口,被押送过遣送站、注射过毒药针。因为没有户口,她结婚七年半才终于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孩子六岁多才上了户口。因为嫁给外地来京的农民工,孩子上学每一步都很难,章冬翆不仅为自己,也为更多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学步步维权。她的孩子学习一路优秀,虽然不能与有北京户口的同学一起公平参加高考,但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几个月前,章冬翆和他的先生丁朝格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来到美国。

走过三十多年上访路的章冬翆接受我的专访,讲述她三十多年的艰辛、执着与奋斗。

 

今天请听访谈录之一:走上上访之路——

 

*章冬翠:简介我和我家*

 

我请章冬翆先简单介绍一下她自己。

章冬翆:“我叫章冬翆,来自中国浙江省平阳县。1974年2月任平阳县钱仓镇中心小学教师。原来是住在平阳县敖江区钱仓镇,后来居住中国北京长达三十年之久。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在美国。

我父亲是基督教的传教人,我爸是1992年去世的。我有一个98岁的老母亲。有三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他们都是农民。我二哥和三哥曾经在军队服役,现在早已退伍了。这就是我家的很简单的一个情况。”

 

*章冬翠:我在上班的路上被揪住打至重伤吐血——最初发生的事情与背景*

主持人:“您从浙江到北京去上访,最初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章冬翆:“因为我们那个钱仓镇总共只有54位老师,其中就有9个老师被侮辱、殴打,或者是伤害,有一个老师被打过两次。我就是为这个事,后来一直上访。因为我是其中的一位被伤害得比较严重。

我是1982年6月24日上午六点左右,那天早上我正好是值班教师,然后就去学校上课。路过那个凶手家门口,他们就把我头发揪住,然后把我两个手伸开,就把我打得重伤。当时口里吐血,被打得昏昏迷迷就摔倒在地上。”

 

主持人:“那起因是什么呢?在此之前怎么一回事,怎么引起的,有没有前因?”

章冬翆:“有。是这样的。因为1960年代我二哥和三哥都在部队当兵,我爸爸是传道人,家里生活很困难。因为我们(兄妹)都比较小,还要上学。当地政府就给我父母安排了一个柴禾市场过秤的工作。那个市场正好是挨着打我的那个凶手家,在门口。

凶手的爸爸是共产党员,又是供销社经理,在我们那地方就是‘地头蛇’似的。因为他有背景,他侄子是派出所指导员,他的老朋友是公安局副局长,在公安局呆了28年。县里县委、信访室主任都是他的老朋友。他经常打人。

然后他就唆使那个邻居姓刘的,还有一个姓金的,把我妈妈的那个秤钩给夺走了,扔河里了,秤锤也给扔河里了,后来就把我妈给打伤了。当时我妈是65岁老太太了,我们都不在场。

下午经过我们镇和村调解以后,赔偿了我母亲的医药费,然后就放了鞭炮。”

 

主持人:“‘放鞭炮’是怎么一回事?”

章冬翆:“放鞭炮就是我们当地一个习俗,就是人做错了事,向人家赔礼道歉,就要放鞭炮。从他自己家放到我们家,就表示‘做错了’。那些围观的群众一看,就知道他做错事了。打我母亲的那些凶手也给我们家赔礼道歉,这件事呢,本来就已经结束了,了结了。”

 

*章冬翠:我被停工资、粮票,医药不报销,兄弟告状被踢皮球,医院领导带我去告状*

章冬翠:“想不到我第二天去上班路上,就是1982年6月24日上午他又打我。”

 

主持人:“打你母亲的人和打你的人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伙人吗?”

章冬翆:“是同一伙,不是同一个。但是打我母亲的那些人也是打我的那一家人唆使他、挑拨他打的。是两个案子了。

被打伤以后……我们家都是农民,也没有背景……当时我三个哥哥、两个弟弟到处告,到处碰壁,人家都不收控告信。告到县委信访室,他也不收控告信。派出所、公安局也不收,当时不知道他们家里有这个‘关系网’在。

后来我一直在温州住院治疗。医院里的领导都看不下去了,说‘你在上班路上,无缘无故被打,怎么公安局就没人管?’我说‘对呀,我现在工资也没有’那时候是发粮票的,我说‘我粮票也没有’,一个季度就是八81斤,一个月27斤粮票也给扣掉了,工资也扣掉了,医药费也报不了,就在那儿住院。

医院领导知道我是工伤,被那些坏人无故打了,就看不下去,说‘那我带你去市里告状,你去不去?’我说‘我走不动路啊’,因为打伤了嘛。他说‘那你坐我自行车,我给你推过去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啊,那太好了!’因为我家没有背景,去哪儿告人家都踢皮球似的,医院领导就带我去告了。”

 

*章冬翠:市领导有认识医院领导,收下控告信处理。结果骗走调解书及医药费等收据*

章冬翠:“到了市公安局、到了市委、市政府。他们看医院领导来了,有人认识,就收了控告信。

然后市委领导就批示,后来公安局就害怕了,没几天就到温州那些医院找我来了,说要给我解决了。到我们家里把我住院的医药费啦,住院费发票、告状的那些费用……我兄弟当时替我去告嘛,我走不了路了嘛……(收据)都给骗走了,第一次就是这样的。让我大哥签字,我大哥也不识字,农民嘛,骗我大哥说赔你750块钱,最后我大哥也看不懂那调解书。然后他们就骗,发票也骗走了,让我大哥签字了。750块到现在一分也没拿,到现在都没给呢。

 

调解书拿过来第二天,又从我大哥手上骗走了。我在温州住院,后来又去上海住院。在上海出院以后,我要告他‘因为这是刑事案子啊,故意伤害,你为什么把调解书都拿走了,不让我们告?’

后来我就到处找。一个县委办公室姓陈的,是他从我大哥手里把调解书骗走了,钱一分没给。

调解书后来寄给我了,那调解书写的说‘章冬翆今后的医疗费用在她任教期间由教育部门按民办教师待遇对待’,希望我‘安心教育工作,珍惜人民教师荣誉,把主要精力放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上,不要为此案纠缠不休’调解书上写的。就是不让我告了,750块钱了事,其实750块钱也没给呀,他就是跟你(作)假的。

 

凶手他爸爸说了‘打死一个也花不了五分钱嘛!’他们家到现在也没有花一分钱,花到我头上一分也没有,当然花到平阳县的那些坏官……就是包庇他们的那些……花在他们身上的,那可能花了很多。

后来我又去市里告,去中央告……”

 

*章冬翠:1985年第一次到北京告状,先去教育部大楼,被误以为是来开会出差的*

主持人:“第一次到北京是哪一年?当时什么情况?”

章冬翆:“是1985年5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上北京。1986年判决(后面再讲)以后我又开始到北京,那个时候就长期了,一直在北京。”

 

主持人:“先讲您1985年到北京当时是先找到哪儿……?”

章冬翆:“教育部。”

 

主持人:“当时您多大年纪?”

章冬翆:“案发的时候我是二十六、七岁,1985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应该是30岁了。”

 

主持人:“到北京先到教育部的什么地方?”

章冬翆:“先到教育部那个大楼。因为我不知道公共汽车怎么坐,北京很大,一下火车,会有出租车司机,我就问他‘我想坐公共汽车,这个我坐不起’。他说‘你是干嘛,你是来北京做生意?’那个时候已经开放了嘛,我说‘不是。我告状,我没钱,也没工资,我身体还不好,被打伤了’。他说‘那我可以给你便宜一点,你给我10块钱吧’。那个时候10块钱也是很大的钱。因为告状的那些东西挺多嘛,信一封一封,中央很多部门我都要去呀,装了一大箱,满满的,坐公交车要走(路),我也拿不动,然后就坐他的车了。后来就到了教育部,他给我开到大楼,没有去接待室。

 

教育部以为我是出差,因为那时候我岁数还小嘛,他们以为我是出差,或是到教育部开会来的,然后他们就下来迎接我,说‘你是开会来的吗?’我说‘不是啊’。他说‘那你是干嘛?’我说‘告状’。他说‘你告状还坐小车?’就这么说,所以我还记得。‘纸箱里是什么东西?’我说‘都是告状的东西呀,给中央各个部门。因为我是教师,我一下火车就到你们这儿来了’。他说‘那我这里有接待室’他就告诉我从哪儿走。然后我就去接待室了。”

 

*章冬翠:教育部接待室赵大津说“老师被打我们管不着。你去公安部!你回去!”*

章冬翠:“我去了接待室,(那里)赵大津看了我学校介绍信,因为我是代表学校,代表受害教师,代表整个学校老师出来,他看完介绍信和报纸,知道我们学校这麽多老师被打了,看了受害教师联名控告信,看到我学校领导写的控告信,还看了我本人写的。他说‘你们学校老师被打了,我们管不着。你去公安部!你回去!’

我说‘为什么呀?我是教师,教育部是教师的娘家,为什么管不着呀?’我就觉得挺奇怪的‘这些人是不是疯了,怎么教师被打了不管?’我当时很想不通。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搞信访的不管你是谁,告状都是不管的。因为共产党是一家嘛,你告的是底下的公安局里的领导啊、县委啊……我当时不明白,以为北京肯定是有‘包青天’,教育部肯定是帮老师说(话)。我哪知道他们官官相护那么厉害,我不知道吔。

刚开始我很天真,又抱着希望,后来太绝望太绝望了。”

 

*章冬翠:中办肖治国,代号708,不让我跟其他几十位访民接近*

主持人:“就讲第一次,你从教育部出来以后去了哪儿?”

章冬翆:“去了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都去。中办有一个男的,叫肖治国,他是接待员,他的代号708,到现在那么长时间我都记得。他就跟我说‘你不要跟那些上访的人说话,你不要听他们的’。我当时莫名其妙,说‘为什么呀?他们身上有病会传染啊?’不是,让我不要跟他们在一块儿接近,怕他们跟我说什么。因为他们在那儿呆时间长,对他们特别了解,我刚来时不了解的。”

 

主持人:“你去上访的时候,看到上访的人多不多?”

章冬翆:“那时候不太多,但也有几十个。他让我不要跟他们接近,不要跟他们说话,说他们有病。”

 

*章冬翆:第一次在北京没呆几天就回去了。后来访民太多太多,各接待室人山人海*

主持人:“您说上访的人当时看到也有几十个,不太多,那后来到您(几个月前)离开中国的时候看……”

章冬翆:“哎呦,后来就太多太多了。”

 

主持人:“‘太多’是什么概念?”

章冬翆:“那就到处……就是各个接待室都……人挤不进去,人山人海的,乌压压一片的,凌晨都去排队,登记编那个表的。1985、1986年那个时候没有征地啊这些,后来有征地、拆迁这些……房子拆了,地征了,那些农民集体访客,可多可多喽。”

 

主持人:“那您那时候……就先集中说第一次去北京,您说有几十个人,你们是不是也有机会说‘你是为什么来的’,‘他是为什么来的’?”

章冬翆:“有。老师被打的比较少,但是被冤枉的老师我在教育部(接待室遇到的)都是挺冤枉的。有的就是提学校那些贪腐的啊,有的是学生被人家强奸,然后帮学生告状被迫害的,反正挺多的。

然后就这样(批复)写着‘你到省里吧,到教育厅吧’。

这是第一次,就这么走了。(在北京)没呆几天,后来就回去了。

 

以上是“资深访民章冬翆访谈录”的第一部分“走上上访之路”。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添加评论

您可以通过填写以下表单发表评论,使用纯文本格式。 评论将被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