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回顾*
听众朋友新年好！当新的一年，2010年来到，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个十年，2010年代开始的时候，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恭祝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安康幸福！
圣诞节刚过，在上次节目里，播送了回顾2009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处境的采访报道的第一部分今天请继续收听。
*范亚峰博士：2009年底家庭教会在逼迫打压中获胜，复兴前景可预见*
上周您听到在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范亚峰博士接受专访。他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9年11月,因政治原因被法学所告知不再续聘,下了岗。在北京家中的范亚峰先生说:"2009年底,家庭教会在遭受全面逼迫打压中获胜,对于整个中国2010年代的全方位影响和冲击,就是家庭教会全面复兴,这是可以预见的前景。
到2009年末,回溯过去三个月的打压,已经告一段落。这轮打压使中国政府在奥运之后第三轮打压,总体讲没有获得成功。这对中国民间力量成长而言,意义巨大,使中国民间力量从点线的发展,飞跃到了面的层次。家庭教会作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二分之一以上实力的战略板块,已经顺利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从此以后，家庭教会不再可能遇到全局性逼迫。这样，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宗教自由的空间在2010年代会大大拓展。那么，中国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国进民退’趋势受到有效遏制。
2009年，中国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多领域的‘国进民退’，由于民间力量过于弱小，都没有受到很好的遏制，而在社会领域，由于家庭教会的抗争得以成功遏制了这股趋势，使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官民矛盾力量对比发生了深远变化，所以我预期‘恩典中国为自由中国奠基、家庭教会是自由的堡垒’这样的命题，可以说已经得到检验。
所以说，在2010年代，我们因为2000年代最后一年2009年末家庭教会这三个月抗争的胜利，有望为中国民间力量的发展，乃至民主法制建设带来新局面，有望迎来一个稍微乐观些的前景。”
*吴成莲女士：2009年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大倒退*
在北京的基督徒法律人吴成莲女士，参与过一些教会维权案辩护。她说：“2009年对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从今年六、七月份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事情，到今年9月13日开始的山西临汾市浮山一个教会的例子，到对北京守望教会和上海万邦教会的一系列打压，可以清楚看到，2009年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从最近几年来看，今年是个大倒退。
从山西临汾教会五位弟兄姊妹被判重刑，其他五位被判劳教两年来看，虽然他们的罪名与信仰没有关系，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团队五年来接触的判得最重的案子。
临汾教会属于农村教会，北京守望和上海万邦都是城市教会。对农村教会的打压一直在升级，并采取较重判刑。到11月底，政府对城市教会又作出了一些妥协。可以看到对农村和城市教会态度不一样。”
*吴成莲女士：从阿里木江被判十五年刑的“绝密”看当局的疯狂状态*
吴成莲女士谈到阿里木江案中所说的“国家秘密”“绝密”所指，她说：“12月份，新疆阿里木江弟兄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被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名被判刑的’。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秘密，就是阿里木江弟兄向外国人讲了宗教局向他调查的有关宗教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问他‘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受洗’啦，类似调查。他向外国人讲述，他们内定有关这方面讲述，就是提供国家秘密，而且定性为‘绝密’，就把他判了十五年。
从对临汾教会基督徒判刑，到阿里木江被判重刑来看，可以说中国政府达到一个疯狂状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完全失去理智。”
*吴成莲：大倒退中局部地区有好转——希望和曙光*
吴成莲女士也看到另一面。她认为：‘在局部地方有一些好转。比如我代理过四川南部一个教会的案子。这个教会今年初受到逼迫，十来个信徒被拘留，有两位先起诉，另几位后起诉，开庭我过去代理，之后有的晚了两个多月才起诉。几天前，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说当地公安局作出让步，把原来扣押的教会的一些乐器、圣经和其它有关信仰的书籍，都还给了教会。
所以说，我们看到宗教信仰自由大倒退，也看到宗教信仰自由的希望和曙光。”
主持人：“对上海万邦教会呢？”
吴成莲：“没有抓他们的人，只是传唤了一些同工。几个小时后都放了，他们回到原来办公楼去聚会了。”
*吴成莲女士：今年特点，选择打压大教会系统，提前打招呼，禁止庆圣诞*
主持人:"您看今年的打压与往年比,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吴成莲:"今年很大特点是选择性打压,并且都是选择大教会系统。虽然对上海万邦教会和北京守望教会后来有让步,但当局自己的逻辑,不管是选择农村还是城市教会,都是大教会。就像试点一样,大教会如果扛不住,他就知道家庭教会整体的力量了。这几个大教会的反应使他们后来态度有所改变。"
主持人：“今年对农村教会的打压，与历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吴成莲：“除了从9月份开始对这几个大教会逼迫之外，对其它一些农村教会小规模打压今年有所减弱。今年圣诞节前，很多教会事先都被打招呼，不允许家庭教会进行圣诞活动。”
主持人:"您能举一、两个例子吗?方便吗?"
吴成莲:"不能说具体的名字。比如,有个温州人在北京做生意,教会不大,四、五十人,一个聚会点。前几年(庆圣诞)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年准备举行圣诞晚会的前一天,被禁止举行。还有其它一些农村教会,政府、公安事先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作了一些妥协。"
*吴成莲女士：现行宗教条例多处违宪，公安、官员不懂法，不按法律办*
主持人：“按中国现行法律，目前政府对家庭教会的这些举措，是不是合法？”
吴成莲：“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理由，现在基本可以认定就是认为教会没有经过登记，所以是非法聚会，要对教会进行取缔，对教会领袖进行打压。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是政教关系的焦点。
当局就是一定要教会加入‘三自’，如果纯粹按照宗教事务条例来看，也没有说教会要成立宗教团体，必须要加入‘三自’。但是有个不成文规定，要成立宗教团体必须加入‘三自’。
这就引起我们家庭教会很多人不同意。因为‘三自’协会成立，都是在党委领导下，核心跟教会目标完全不一致，要遵循党的领导。我们教会要求直接完全从圣经教导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所以‘三自’和教会有很多冲突。我们从法律角度看，这个宗教条例的规定，很多和宪法‘宗教自由’规定相违背，
当局现在打压教会的手段，很多存在违法性。例如取缔农村教会，很显而易见。比如，最基本的一些公安、行政条例，当局不遵行。很多官员不懂法律，所以执行的时候，完全不按法律来。对宗教的一些案子，他们更加完全不走法律程序。
到了法院，像阿里木江弟兄的案子、临汾教会的案子，他们的很多‘证据’。。。首先，检察院要有足够证据来证明这个罪名，然后，法院不考虑，就完全偏袒检察院的起诉，所以在判决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也不核实证据充分不充分 ，事实是不是清楚，直接就下了判决书。”
*李方平律师：临汾教案简况*
参与临汾教案辩护的北京李方平律师说：“我只能很简单讲。临汾教会是我所了解到的地方最大教会之一，目前有三十六个分堂、六万多人。也都是过去十几年的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型教会。
去年他们的‘金钟堂’建成以后，有十几次大规模的聚会。可能因为这样一些事件，也引发了地方政府高度关注，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或控制他们的发展。今年他们五个人被判刑，五个人被劳教，就是打压的结果。”
*李方平律师：给当事人的罪名和我的辩护扼要*
主持人：“关于给他们的罪名，和您在辩护中强调的，您能简要说说吗？”
李方平：“我觉得，两个都是普通的罪名。比如第一个罪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二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关于农用地罪的来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么多信徒，以前都是在城郊，随着城郊拆迁，他们被迫在一个教友的塑料温室大棚里聚会。这个大棚正好是108国道的三次拆迁，导致它成为非常危险的房屋，随时有可能倒塌，相关方面也作了这样的鉴定。
到2007年、2008年，他们多次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民族宗教局要求批地，去建教堂，但手续交上去，迟迟不得回复。随着房屋危险程度增加，他们被迫开始建新的教堂。
从这点讲，我们觉得，宗教自由、宗教用地，实际上严格的教堂用地审批，导致所有家庭教会不可能取得合法建堂用地。这也是他们指控的一个理由。
但我们认为，即便是就构成要件来讲，也构不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第一，首先是面积，第二，土地的性质，都存在巨大争议。所在占用的土地，是不是基本农田？现在公诉方拿不出充分的证据。第二，土地测量的面积，不是一个司法鉴定结论，而且是无法进行质证的。
这两方面，我们都认为，在法律上，也构不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第二个罪名，‘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实际情况是这样，因为当地浮山县多个部门，采取野蛮暴力拆迁方式，在凌晨三点多，几百人，手持凶器，用推土机把当地教会一个教友所有的‘福音鞋厂’围墙拆掉，破门而入冲进去。对很多基督徒进行殴打，造成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七到八人重伤。
事件发生后，很多教友就在公路上祷告，持续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当地政府没有去处理暴力拆迁造成多人重伤的犯罪行为，反而对这些雨中在马路上祷告的基督徒，马上认定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我个人认为这是颠倒黑白的。”
主持人：“实际上，他们在公路上是否妨碍了车辆通行？”
李方平：“我们觉得，即便妨碍了车辆的通行，责任也完全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采取这样的方式，打完人就走，很多人需要救治，打120电话，也没有车过来把人送往医院。就是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他们被迫采取了这样一种抗争的方式。”
主持人:"您觉得后来在量刑上怎样?"
李方平:"量刑上,总体上来讲,我的当事人被告杨荣丽被判刑七年,应该说是非常重的。其他最低的是三年。另外还有劳教的。"
*张凯律师：公民信仰权利受侵犯后，以不违背自己良心的方式抗议*
参与临汾教案辩护的另一位北京律师张凯说：“临汾教案我是为张花梅作刑事辩护，张花梅（被判刑四年）涉及只有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我的辩护分成两大部分，辩护词在网上可能也能找到。
第一部分是关于信仰自由、集会自由、良心不受侵犯的辩护。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一个核心焦点问题，背景是发生在公民基本信仰权利受到侵犯以后，公民自觉使用不违背自己良心的方式进行抗议、救济的法律性质问题。
我这位当事人在当天晚上被暴力殴打，之后他们就在他们教堂旁边，因为他们的教堂当天晚上被推倒，他们在旁边马路上，有的跪着祈祷，有的救助伤员，最后被定这么一个罪。
这里就涉及到，当他们的信仰自由受到侵犯以后，可不可以使用自己的这种不违背良心的方式进行抗议？
*张凯律师：临汾教案审理中，程序多处违法，中国问题当归于法律化*
张凯律师继续谈辩护：“辩护的另一部分，具体到法律条文当中，这个罪涉及的问题，主要辩护从实体和程序两部分。
我们看到在审理这个案件中，程序有多处违法。比如说，我们看不到全部案卷。一审结束后，我会见当事人，也被拒绝。我们质证他的证据，他没有全部出示，甚至在法庭上可以省略，这都是我们看到本身可以法律化的问题却做得这么粗糙。这么不按法律程序做，让我们觉得非常失望。
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很多问题，政治问题，任何问题，还是应该法律化。当把它归于法律化的时候，才真正体现理性，体现普世价值，这样才能够合理解决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这一案件背后是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我们的辩护也是从信仰自由的维度，去作了相应解释。”
*张凯律师：权利是有“阶位”的，当宪法赋予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时。。。*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在马路上祷告和救助伤员，因为很多人被打伤，有的很严重，报警求助也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所以才到马路上去。实际上对交通，比如过往车辆的通行，到底有多大影响？”
张凯：“确实当时影响到交通。但是我们说，即使是影响到交通，权利也是有‘位阶’的。像这种信仰自由，比如集会自由、良心不受侵犯的自由，是规定在宪法里的。而交通秩序，只是规定在刑法里的，从法律角度上，是两种‘位阶’的关系。
两种‘位阶’的权利，当第一种权利都不能得到保护的时候，我认为可以牺牲第二种权利。而且，我们看到他是说‘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聚众’本身就表达一种共同的意愿，所以这个罪是需要非常谨慎利用的，因为它极容易与集会自由相冲突。”
*张凯律师：临汾教案判刑比三年前萧山教案重得多，法治倒退明显*
主持人：“量刑方面呢？”
张凯：“因为我们都是作的无罪辩护，也就不存在量刑问题了，我们都认为应该是无罪的。
三年前，我作萧山教案的辩护人。萧山教案与这个案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因为盖教堂，政府把教堂推掉，当地群众和政府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当时萧山教案最多判刑三年半，现在这个案件最低判到三年半。从这种量刑上看，很显然要比原来重很多。
另方面，我们法律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近几年，法律的倒退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让我们法律人非常伤心的一点，法治的倒流、逆流，在大篇幅地去讲政治、讲稳定，以此来作为毁坏法律尊严的代价，代替品，我觉得，中国社会的真正稳定，真正和谐，一定需要法治社会，只有法治社会才可以做到。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社会结构必须是理性的、法治的。”
*张凯律师：法律要真正鲜活有生命力，需要民众坚实的信仰基础*
张凯律师认为：“民众是需要普遍有信仰基础的，这个信仰是良性、趋于向善的，这个社会才能够在道德上日益完善，在结构上日益合理，人们才有真正进行自我完善的空间。
就像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说，每个人才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否则，如果是一种蒙昧状态、政治化状态，民众可能很难寻求到个人发展空间，而导致更多人人格扭曲，社会变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伯尔曼曾经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沦为僵条’。光有法律是不行的，很容易变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成为法律工具论。我们的法律如果真正要变得鲜活，变得有生命力，需要民众有坚实的信仰基础，才能敬重法律，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
*傅希秋牧师：我相信，我盼望。。。*
2009岁末年终，我相信、盼望着2010年会有更大的复兴，灵性的复兴带来更多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我期盼着中国的执政当局真的能够去掉他们灵性的盲点，真正以公正、和平、爱来治理万民。期盼福音在中国的复兴，能够更新中国的大地。
我还是想重复中国教会一个古老的说法——
‘多一个教会，就少一座监狱；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罪犯’。
我相信并希望，在中国现在这个道德滑落、信仰迷失、腐败丛生、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教会成为一个社会的良心、一个明灯，能够洗涤中国目前的这种非常可悲的状况。”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