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殺戮 記憶的墓碑 ——談《沒有墓碑的草原》中譯本面世(之一)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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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PNG 《沒有墓碑的草原》中譯本封面(出版社提供)

*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沒有墓碑的草原》中文譯本,日文原著者與譯者簡介*

2014年11月,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劉英伯、劉燕子父女翻譯、楊海英日文原著《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中文譯本(中譯本書名副標題是“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在中文世界引起很大反響。

日文原著者是日本靜岡大學教授、來自鄂爾多斯草原的蒙古族人俄尼斯.朝格圖,中文名楊海英博士。日文原作在2009年由日本最大的書店之一巖波書店出版,該書獲得日本紀實文學大獎,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獎”。書中記錄了十四位不同背景、身份地位的蒙古族人,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文革”遭遇和見聞,呈現中國大陸“文革”中以挖肅“內人黨”爲名的大屠殺,並追溯更久遠的歷史。

中文譯者劉英伯先生是湖南衡陽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是冶金化學高級工程師,在“文革”中九死一生。本書另一位譯者是他的女兒劉燕子,劉燕子女士1991年留學日本,獲大阪市立大學教育學碩士、關西大學文學碩士,現任教於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是中、日文雙語作家、翻譯家,有多部中、日文詩歌、散文、文化評論集、作品和譯著。

 

*作家王力雄先生爲中譯本作序,題爲《所有漢人都該讀的書——<沒有墓碑的草原>*

中國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爲中譯本新書《沒有墓碑的草原》作序,題爲《所有漢人都該讀的書——<沒有墓碑的草原>》。

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在北京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請他談談爲什麼他認爲這是一本“所有漢人都該讀的書”?

王力雄:“之所以我認爲楊海英教授寫的這本書是所有漢人都應該讀的書,主要的一個出發點就是,我們漢人一方面對蒙古人所做的這些行爲,確實對他們傷害太大了, 但另一方面很多……絕大多數漢人又是渾然不知,甚至會認爲給他們帶去的是幸福,根本不知道在歷史上給蒙古人造成的這些災難和現實當中給蒙古文化造成的這些摧毀性的後果。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漢人都應該看一下楊海英教授的這本書。

這本書有一種震撼的效果,讓我們看到,原來蒙古人在歷史上會和我們漢人之間曾經是這樣一種關係,受到這樣廣泛的迫害和遭到這樣的摧殘。我覺得從這個角度,讓我們來反省我們過去是怎麼做的,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樣來重新看待它,未來應該怎麼重新改變。”

 

*王力雄:劉英伯、劉燕子父女投入鉅著翻譯、人文關懷非常可貴,值得漢人思考*

主持人:“現在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兩位翻譯者是漢人,您對此有什麼觀察和分析?”

王力雄:“中國的民族關係主要是取決於……當然一方面是政府對於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的態度,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另一個幾乎同樣重要的方面就是從漢民族、漢人的角度,怎麼對待其他民族的。在這方面我覺得漢人真的是做的不夠。不僅是從做的方面有問題,在基本的想法上,最基本的對人的人道主義的,或者是人權角度的,或者是人文關懷的,更不要說更高的那種宗教意識上的博愛、普世的那種東西,這方面確實是都非常少的,只是追逐利益。而且是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基礎上,對他們用的幾乎是不帶有任何其它方面顧慮的、肆無忌憚的從利益上的爭奪。

那麼在這方面,我覺得劉燕子和她的父親劉老先生一塊兒,能夠用這麼多時間……劉老先生已經是八十多歲了,能夠投入到這樣一部鉅著的翻譯當中。我覺得從這個角度,能看出在漢人當中是非常可貴的,能夠對少數民族的問題有這樣一種關懷。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特別值得其他的漢人好好思考。如果不能做到同樣的程度,至少要去考慮自己在民族問題上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對他們的態度。”

 

*劉燕子:這本書出版後,父親說“我們心安了”*

我打電話給《沒有墓碑的草原》中譯本譯者之一、現住在日本大阪、在關西學院大學任教的劉燕子女士,先請問‘另一位譯者、她在中國的父親劉英伯先生是不是方便接收我的採訪?’

劉燕子說:“我們父女來做了這麼一件工作。這本書出來以後,我父親說‘我們心安了’。他說,他真的是很高興,他年紀也很大了,如果說媒體或者是其他的介紹,他說就特別感謝,不用了,能夠做一件他自己覺得比較安心的事情,他已經很開心了。”

 

*劉燕子:日文原著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獲日本紀實文學最高獎“司馬遼太郎獎”*

談到當初是怎樣想到要將日文原版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譯成中文,劉燕子女士從日文原版2009年12月出版後在日本的反響談起。

劉燕子:“這本書出版後,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有二十幾篇評論,從不同的角度……比方說國際政治、人類文化,從歷史、從蒙古與日本的關係……有好多評論。楊海英獲得‘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他當時來大阪參加這樣一個授獎會,我就看了一下這個授獎的詞語。有機會來拜讀這一本書,然後他又把書給寄來了。

司馬遼太郎是日本的國民作家,在日本有很大影響,這個獎是對於紀實文學最高的一個獎。

這本書獲獎時,有這樣一個獲獎詞‘2011年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這個獎,獎勵楊海英教授以高度逼真的日語再現了基於周到縝密的採訪之上,因爲反自民族主義遭受大漢族主義迫害的蒙古人痛切的呼喊。”

 

*劉燕子:瞭解慘痛歷史事件,聽不同的聲音,以引起警覺,關注民族和解*

主持人:“那您決定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時,又是怎麼想的呢?”

劉燕子:“我只是想通過這本書,如果讓大家能夠知道還有一種不同的聲音,就是認爲這一場以‘挖內人黨’爲名義的這麼慘痛的歷史事件,蒙古人他們自己其實不認爲是因爲‘文革’的‘左傾’錯誤,而認爲是一場種族屠殺,是反人類罪這樣一個不同的聲音。

哪怕是不同意這個聲音,我們也知道原來有人跟我們的這個說法是不一樣的,能夠引起這個警覺,而因此來關注這些問題,可能會對未來的民族和解、對未來的真正的和平可能會好一些吧。”

*楊海英:蒙漢民族矛盾突然以大屠殺方式出現是從1966年爆發的“文革”期間*

《沒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著者楊海英教授早年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來自鄂爾多斯草原的楊海英教授說,他最喜歡的蒙古族民歌之一是長篇敘事民歌《嘎達梅林》。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達梅林》片段)

南方飛來的小鴻雁啊 ,
不落長江不呀不起飛 。
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 ,
(是) 爲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1989年3月楊海英留學日本,後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在靜岡大學任教的楊海英教授談他的日文原著《沒有墓碑的草原》成書經過。

楊海英:“我到了日本,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用嶄新的方法,一張白紙,開始學人類學。用這個人類學的方法調查研究,回過頭來研究自己本身的民族,也就是蒙古族和周邊各民族的關係。雖然蒙古人和漢人之間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在1949年以前,雙方一直有一種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也就是說,有矛盾,但不是那麼非常激烈的。

那麼,雙方的民族矛盾突然一下子以大屠殺的方式出現是從1966年爆發的‘文化革命’期間。”

 

*楊海英:歷史的諷刺:解放者成屠殺者;蒙古人給我的任務:代筆者的使命*

楊海英:“這正好是一個歷史的諷刺,也就是說,共產黨打着‘要解放全人類、讓各民族平等’這樣一個旗號的時候,無論是內蒙古的蒙古人,還是內蒙古新來的漢人都接受了共產黨。但是呢,新來的這個‘解放者’反而把矛盾激化了,以最惡劣的形式表現成漢人屠殺蒙古人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蒙古人一談到自己的歷史,不管你問他‘你的文獻’、‘你的歷史’的時候,他都要談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這個事情。所以我就決定,再也不要談什麼文獻了,再不要談什麼十三世紀的歷史……這當然對我們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六十年代這十年的故事。

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寫這本書的。

所以我認爲,這是好多蒙古人的聲音在推動我做這本書。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採訪了一百多人,我寫了五、六十本日記,這好像是給我的一個使命、給我的一個任務,只能由我來寫。所以我就開始寫這本書。

我認爲,這本書,我僅僅是一個代筆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筆,是所有的蒙古人……好像他們也並不是有意識的讓我寫,突然一下,我一看,結果就是好多蒙古人好像在對我講‘這本書,我們的這段歷史好像就能由你來寫了’。在這點上,我有一種‘老天爺賦給我這樣一個使命’的感覺。

還有一點,就是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做任何我個人的創作。

蒙古人有這樣一個傳統,有中亞民族長篇敘事詩的傳統。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每個人很會把來龍去脈講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你問他‘我想了解文化大革命這個事件,您能不能給我講一講?’

他說‘可以呀’。他講的時候,不見得是從1966年開始講,他很可能從1945年日本戰敗講到現在。從日本戰敗,然後如何1958年人民公社,然後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後纔給你講這個‘文化革命’。因爲他自己頭腦裏有一個歷史觀。

我採訪一百多個人,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認爲僅僅做了把他們的聲音變成文字。我當然加進了一些社會背景啊、國際關係方面的背景啊、中國政治的背景,僅僅是這些,但是主線都是蒙古人自己講的。”

 

*楊海英:書中收入十四位蒙古族人的講述,他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主持人:“實際上成書的時候,裏邊真正收入的是比較完整的十四個人講的嗎?”

楊海英:“上下卷是十四個人。”

主持人:“這十四個人的訴說,是在您採訪的這一百多個人裏您選取了其中十四個人的談話……”

楊海英:“對。這一百多個人裏我選的是十四個人,因爲其他人有的講‘我給您講了,但是你不要把我寫出來,因爲我害怕重新被捲入政治鬥爭’、‘(給)我寫出來了,我害怕我的兒女受到牽連’等等。那麼,這十四個人就說‘沒關係,你把我寫出去,這是我的歷史,我們蒙古人的歷史’。這十四個人可以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楊海英:日文原著在日本的反應*

主持人:“能請您簡要講講日文原著出版後的反應嗎?”

楊海英:“2009年12月從日本巖波書店出版,這個書店是日本最大的書店之一。該書獲得2012年度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獎”。司馬遼太郎是一個代表當代日本文學界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他主要寫……比如說,中國歷史題材方面的小說,還有西域……中國人叫西域,也就是中亞,還有北亞遊牧民族,還有寫日本近、現代歷史,這樣一個著名的作家,我們叫‘國民性的作家’他去世以後,辦了一個文學獎。”

主持人:“每年都頒發嗎?”

楊海英:“每年都頒發這個獎。”

主持人:“每屆有幾個人獲獎?”

楊海英:“基本上是一個人。有很少一、兩個年度是兩個人。”

主持人:“因爲我們不懂日文,想知道您得了這個獎之後,日本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反應?引起的反響也好,對這本書的注意也好。

楊海英:“我的書出版以後已經引起了各界積極的反響。日本的各大報紙……像《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五大報紙都做了書評。

《朝日新聞》講‘這本書書突破了本民族主義歷史觀,他通過寫蒙古,又表現出了和日本的關係、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和旁邊的漢人的關係’,是這樣評論的。

各個學術雜誌到一般的公論雜誌也都出了好多書評。

另外還有一個獎,也基本上要決定頒發給我,但是日本一個著名的左派外交官,以前是駐中國大使,他就強烈反對要給這個書獎,就說‘這個書出來以後,會不會引起中日外交論爭?這本書寫的是中國的文革期間蒙古人被大屠殺這樣一個民族問題,那麼這個民族問題會不會因爲用日語出版以後,覺得日本干涉中國民族問題?’所以他基於這種自束,日本人叫‘自束’,這個獎就沒有發給我。

我並不是說因爲沒有得獎有什麼看法,我只是覺得,就是因爲出了這本書能引起這樣一個關注,日本輿論界當時也分爲兩派。那麼,它當然和‘干涉內政’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日本的左派,或者是日本有一部分人,認爲這個書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他們能想象的影響。

這個故事呢,可以講這點。”

談到來自中國的人獲得日本大獎,楊海英教授說,據他所知,他是第二個。

楊海英:“還有一個作家,叫楊逸,是東北人,是一位女性,她得過日本的芥川龍之介獎,她是第一位能夠獲得日本著名獎的外國人。我很榮幸,我是屬於第二位。”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達梅林》片段)

“ 天上的鴻雁從南往北飛 ,
(是)爲了追求太陽的溫暖喲。
反抗王爺的嘎達梅林(是) ,
爲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楊海英:日文原著已經或正準備譯成蒙文、韓文、英文、德文等*

楊海英教授的日文原著《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出版後,已經和正在被譯成多種文字。

楊海英:“2012年已經譯爲蒙古語,已有兩種版本的蒙古語在烏蘭巴托出版。兩種版本意思就是,內蒙古用的是……我們叫老懞文,就是那種豎寫的蒙古語;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就是現在的蒙古國,用的是斯拉夫文,用俄羅斯的文字表達蒙古語,現代蒙古語。所以這兩種是兩個不同的版本。

這兩個版本出來後,這兩年內蒙古自治區的人經常要去蒙古國旅行,他們去了以後,大批帶回這本書。現在內蒙古已經有‘地下版本’或者說是‘盜版’,引起內蒙古執政方面的震驚,他們認爲‘怎麼把這個事情又給挖出來了?會不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目前還有韓國語,翻譯過程正在進行中;美國的蒙古人正在準備英語版;德國朋友正在準備德國(文)版。我想,過兩年各種版本還會增加一些。”

 

*楊海英:中譯本文筆好,並加入論文及作者、譯者對話,某種意義上成爲全新著作*

主持人:“現在中文譯本新書出版,您覺得中文譯本在翻譯過程中有什麼能夠告訴我們的?無論是關於譯者,還是現在看到的中譯本怎麼樣?”

楊海英:“漢語譯本精彩度非常高,譯者是劉燕子小姐和她的父親大人劉英伯。劉英伯先生是五十年代北大的高材生,劉燕子呢,是當代的一個作家,所以他們的文筆非常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劉英伯先生和劉燕子對‘文化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們在……比如說用詞,或者是解釋一些事件的時候非常準確。

還有一點就是在中文版的最後一個部分,我們加進了一些新的內容,也就是我這幾年研究中國民族問題單獨寫的一些論文。

比如說,我提到中國對少數民族的這種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殖民地統治。我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全世界的歷史教科書都說,殖民地統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結束了,包括阿拉伯,包括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以後,殖民地就不存在了。我說,中國和俄羅斯蘇聯的這種社會主義殖民地還在進行中——這是我提的一個新的觀點。那麼,把這個論文收進去了。

還有一點,中文版最後,有一個我和翻譯者劉燕子小姐的對話。

就是說,一個蒙古人作者和一個漢人譯者之間,我們如何溝通,達到一個蒙古人如何與他的鄰居漢人,我們和平共處。因爲寫這本書並不是爲了把問題寫出來,要播下新的仇恨的種子。

我的意思就是,問題寫出來了,首先要做到理解真相。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基於真相然後再和解,和解以後我們才能和平共處。

你不知道真相的時候無法和解。雖然現在漢人和各個民族表面看起來和平共處,但實際上那不是真正的和平共處,因爲少數民族害怕這個強大的漢族,心裏還是沒有達到和解的地步。

所以這樣一個蒙漢對話,我們寫到這本書的卷末。所以我認爲,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漢語版是一個全新的著作。”

 

*劉燕子:父親的經歷與他讀這部書、譯這部書的心情*

在採訪中譯者劉燕子女士的時候,我很想知道,他的父親劉英伯先生是一位工程師,雖然有科學方面的著作,但沒有人文學科背景,他老人家是怎麼想到要和女兒一起翻譯這部書呢?

劉燕子女士說:“因爲我爸爸的妹妹,我叫姑姑,她曾經在‘文革’的時候下放在內蒙古的林河縣,我父親正好在‘文革’期間去過一趟內蒙,所以他能夠感受到內蒙當時因爲‘揪出內人黨’而感到的那種恐怖的狀況。

因爲我從二十三年前來日本留學以後,我父親就開始一直在自學日語,他的閱讀能力是很強的。所以‘文革’深刻的體驗和他自己在內蒙看到的一些狀況……我父親閱讀了楊海英教授這一本書以後,心裏覺得特別難過和內疚,他說是‘傷心傷骨,心肺兩痛’。

我父親是1957年在北大上化學系的時候曾經遭遇了‘反右鬥爭’,他也因爲‘嚴重右傾’,是一個‘準右派’,而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我父親說當時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名了,他被開除了學籍、黨籍。

他當時是個北大的翩翩學子嘛,那麼被下放在江西省的偏僻的礦山工作。然後在‘文革’期間,他自己因爲寫了詩歌的問題,又被叫 ‘無產階級專政’的‘千鈞棒’揪出來。我父親說是打個半死,當時是說要判他一個死刑,由於種種原因又留了一條性命。

所以他特別覺得,自己很疼,所以看到人家有一點疼……他說‘真的是非常難受’。

另外,這一本書,他一直告訴我說‘燕子,這是楊老師的書,把我們的介紹(寫的)越少越好,甚至可以不要介紹’。所以才寫了他一行名字(和簡介),就爲了這一行字 ,他都跟我死較勁哪。”

 

*劉燕子:我向日本讀者翻譯介紹:西藏圖伯特,維吾爾,再日譯中關於內蒙古*

劉燕子:“ 我們父女來做了這麼一件工作。我自己因爲在日本已經二十幾年,前半是留學,後半是在教書。一邊教書,一邊在寫作,一邊在翻譯。這一本書之前,我已經向日本讀者翻譯和介紹了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這本書。還有,推動了王力雄的《你的東土,我的西域》這一本書的出版。王力雄先生的這一本書也是我寫的解說。實際上就是從西藏圖伯特,到維吾爾,到內蒙古,三本書。這一本是中文的。”

 

*劉燕子:2012日本地震海嘯,研討會仍進行,與楊海英、王力雄見面,課題沉重*

劉燕子:“兩年半以前,日本發生海嘯和核輻射事件時,那年正好是我邀請王力雄先生來日本參加一個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的學術研討會。

正好3月11日那一天,日本發生了大地震,(他們)正好在我家,我們就以爲,在日本出現這樣一個大難的面前,可能會取消‘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這樣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實際上也有一些人因爲地震而沒有趕到京都來,可是我們這個會照常舉行。

之後,我們又去了靜岡大學,然後到楊海英教授的研究室,看到他二十幾年來所採訪的一百多位因爲‘內人黨’……按照楊教授定義,他認爲是一場民族大屠殺。那麼多受難者的口述歷史,他全是用日文寫的筆記,我都很喫驚。

楊海英教授和王力雄先生他們後來就對民族問題、對許多問題交談,我都在旁邊。我覺得這個課題太大了,非常沉重的主題,一直覺得沒有耐心和精力、勇氣來做這件事情。閱讀,覺得真是傷心傷肺、傷筋傷骨。”

主持人:“您能舉一兩個印象最深的事件、細節嗎?”

劉燕子:“哎呀,太多。尤其是……比方其中有其莫斯仁這個小孩的回憶,因爲她全家全部死亡,只剩下這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兒,她的記敘是特別的令人心疼。

書中還有許多關於女性的被屠殺,對(加)於她們的殘忍我很難用語言來表述,就是強姦,還有肚子裏邊的小孩都給鉤出來……我覺得超出了我們(心理)所能夠自我調節的能力呦。

 

*劉燕子:父親讀原著老淚縱橫,說“燕子,我替你打個基礎你再修改,好不好?”*

劉燕子:“我父親來日本探親,我就跟他介紹這本書。我父親就說‘誒,我在這個期間……正好發生大肅清事件的時候(去過內蒙)’。

因爲他當時被‘千鈞棒隊’打得個半死,他就想,最小的妹妹在內蒙,他就想去看她一眼。他就從江西曆盡千難萬苦,在當時又沒有錢,我父親說‘就像叫花子似的’趕到內蒙古林河縣去看我的小姑,她是個北京‘知青’。

然後看到‘哎呀,怎麼這樣一個氣氛?’瞭解到當時的一些狀況。但是因爲我父親他自己已經是戴罪而逃,所以沒有特別的那麼深刻的體驗。

隔了這麼多年,他七十九歲。我說‘爹你看一下楊海英教授的這三本書’。哇,他看了以後可以說是老淚縱橫啊,我父親說‘天地良心,怎麼幹出這麼多太對不起少數民族的事情!’

我就說‘我很想翻譯成漢語,可是我又沒有這個時間,也沒有精力、耐力’。

我父親就想了很久。有一天顫巍巍的捧着書來跟我說‘燕子,我替你打個基礎,你再來修改。好不好?’

那些個片假名中間的事件、人物非常難(譯),比一般的書要難得多。”

 

*劉燕子:草原上沒有一塊墓碑,我們這裏用紙張做一個紀念碑,墓誌銘就刻在我們心*

燕子:“父親回到湖南省以後,他就是用手寫啊,好厚的幾本,天天趴在那裏。我媽就說‘也好,就靠一件事情把老頭給套住了吧’,就很支持他。我就給他裝備好電子詞典,因爲他還在查老式詞典嘛,一干就幹了兩年。

然後再到我這兒來的時候,跟背個寶貝似的背在背上,用細鐵絲把那稿子給串上,因爲老人家還沒有我這麼會用電腦,他要用那種手寫……背過來以後,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說。

我就說‘好,爹我再來對照一下時間、地點’。

這麼兩、三年的功夫‘吭哧吭哧’就把這本書給弄出來了。

書出來以後,我父親就說‘我們心安了’。雖然草原上沒有一塊墓碑,這件事情也逐漸被人淡忘,可是在我們這裏,用紙張來做一個紀念碑,它的墓誌銘就刻在我們心裏。他覺得很寬慰。”

 

*劉燕子:感謝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和總編輯富察在紙媒受到極大挑戰時願意出版此書*

燕子:“因爲現在在中國大陸言論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和侵害,上哪兒去尋找出版?香港出版那麼難,現在的狀況也沒有以前那麼好,如果出版沒有人買,就要打成紙漿。

所以我去臺灣時就通過朋友去尋找。沒料到八旗文化出版社會那麼快給一個迴音,願意來做這一件大家認爲可能商業上不太會成功、但在出版意義上很大的事情,總編輯叫富察。我和我父親都非常感謝!

在今天,先不說政治方面的言論自由吧,在商業上紙媒受到極大挑戰的時候,能夠出版這麼一本有意義的書,能夠另眼看歷史,我覺得非常有遠見。而且這位總編一直跟我說‘燕子,你不要考慮到它的銷路狀況’,就是一再給力。

這次在臺灣召開新書出版會,這個八旗文化出版社,還有‘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楊憲宏先生,我覺得他們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哪怕這個聲音非常微弱,但也能夠不斷髮出聲音,說‘有這麼一件事情,有這麼一個另類的聲音說,歷史不能忘記’。非常感謝!”

 

*劉燕子:把不同觀點拿到平臺討論,爲未來民族和解、真相究明、未來和平作鋪墊*

劉燕子:“我很感謝楊海英教授他對我們這樣的漢字的信任!也許還有不足的地方,我想這是一個平臺,可能出版這本書以後,即便是漢族自由派,也未必完全同意楊海英教授這個聲音,或許說‘這仍然是一個文革的左傾所造成的事件,而非一場有意圖的種族屠殺’。

但是,哪怕這個‘種族屠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也可以拿出來談,有一個平臺。加害者很容易忘記這個疼痛,受害者不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所做的,這十幾年所做的、我所摸索的和我父親所想的……我們都想說,爲未來的民族和解,真相究明,爲未來的和平,能夠做一些鋪墊吧。”

【以上是本專題報道之一,待續】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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