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光诚:新书中的回忆叙事跨度与篇幅 *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THE BAREFOOT LAWYER》3月10日由美国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美国出版面世。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在中国争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
2月初得到书讯后，我于10日、12日两天，就此分别以视频和音频以及提出不相同的问题，专访了现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威瑟斯庞研究所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三家机构从事中国人权法制研究的陈光诚先生。根据出版社与陈光诚合约，推迟到今天3月10日发表。
以下是音频访谈录全文版。
主持人：“祝贺您的新书出版！”
陈光诚：“谢谢！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主持人：“您这是一部回忆录，能不能请讲讲在这本书里，讲到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您所回忆的事情，起止之间有多长时间？”
陈光诚：“从最早，一九四几年的时候开始谈起，当然那内容不多，后来就过度到我的生活，一直到我来到美国的那天晚上结束。这个跨度也好几十年啦。（笑）”
主持人：“您是出生在1971年，那您从一九四几年……是讲到您的家庭背景，家事的一些事情……”
陈光诚：“对。讲到我的爷爷那一辈家庭的那种苦日子，那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就是在那种家庭背景下，我的父亲怎么成长，后来我的成长，然后就是一直到维权，然后再到中共的迫害，再到来美。”
主持人：“您说写到来美那一天晚上，具体到……”
陈光诚：“写到我进了我的公寓，然后公寓里边一些基本的准备，思想的活动。写到那儿。”
主持人：“这本书篇幅多长？多少万字，当然是英文的计算。”
陈光诚：“按英文的统计数字计算差不多可能十二万六千多字吧。”
主持人：“多少页？”
陈光诚：“三百三十几页。”
* 陈光诚:新书主要章节 *
主持人：“您能介绍一下主要的篇目吗？”
陈光诚：“总共有十三章。
我拣重点的说一下——前言就是我的逃亡。第一章是童年时代。
第二章，我把它称为‘自然大学’或者叫‘天地为师’，就是说那个时间我主要是在自然界中成长，在自然界中学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后边就是我的最重要、也是最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章，就是第七章，叫‘看到邪恶’。这章我主要是谈当时调查中共‘一胎化’政策对老百姓的迫害。
还有第八章‘绑架’，因为我调查了中共的一系列邪恶，而且都在国际媒体上曝光以后，中共就恼羞成怒，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对我实施了绑架、殴打等等一系列迫害。还有就是，到了我们在家里被非法拘禁的时候，那段日子非常非常惨烈。共产党直接脱掉了它的画皮，露出狰狞面目。什么法律，什么都不要了，所有的公检法脱掉了制服、把车的牌子摘掉，就到家里实施打砸抢。
还有就是我出逃的过程，以及我到美国大使馆以后发生的重要事情，大使馆这个……可能真的是 很多很多故事超出大家想像。在那里我所经历到的事情，以及我发现的东西，既有令人欣喜，又有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真的是超乎大家想像。你不亲身经历是没办法想象出会是那么复杂，而且那么令人窒息。
最后一章就是到一个有承诺的地方，就是我来美。讲了整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里边那种复杂的心情，那种各方面之间……怎么说呢，是感触很深的那么一段吧。
大体上有这么多章节。”
* 陈光诚:忆翻墙逃出自家小院,翻过第五道墙时摔伤右脚 *
主持人：“外界对您逃离您家，在重重包围之下能够翻墙出去，一直到踏上美国土地这一段，非常关心其中一些细节。而您到美国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包括跟出版方有合约，在新书出版之前不在受访中谈人生经历的一些回忆。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书出版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您这本书中那些您以前没对外界披露过，或者说在受访中没有机会能够谈到的事情，能举些例子吗？”
陈光诚：“可以啊。可以讲当时……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细节的故事。在我的脚摔伤以后，我几乎就很难站起来走了，只能用爬的形式……”
主持人：“我能插一个问题吗？您的脚摔伤是在哪个时刻？是从墙上翻下来就摔伤了吗？”
陈光诚：“不是。其实那个最高的墙我在下去的时候虽然摔了一下，但是没有摔伤。当我翻越第五道墙的时候，我是从西向东翻，但是就在这个墙的北头不远处……可能有那么不到十米的样子，就有看守坐在那儿盯着那个地方，我必须迅速地翻越那道墙。所以我翻到那边，墙下边有很多石头，我在翻这第五道墙的时候，就一下子把脚摔伤了。”
主持人：“我想再插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网上看到您自己家的院墙已经很高了，差不多有两个人高，您翻那道墙的时候，没有摔伤脚，是吗？”
陈光诚：“对。那道墙没有，那道墙虽然摔了一下但是没有摔伤。那个墙吧它是……怎么说呢，在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习惯，大家都喜欢盖一个平房，平房一般都会有一个台阶，顺着这个台阶可以爬到平房顶上去。那么我，还有我的东邻居呢我们的家都是这样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从下边上去，上到这个平房顶并不是特别困难。”
主持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个平房顶上之所以一般盖的时候就考虑到能上房顶，是晾晒东西方便吗？还是怎么样？”
陈光诚：“是啊，你可以把粮食啊什么扛上去，都要走这个地方，所以一般都有这样的地方可以上下。所以我上去倒并不困难，但下去是比较困难。那个地方也非常高嘛。最重要的也不是因为它高，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翻墙上树的，这对我来讲都是小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身体的状况实在太差了，所以这对我就构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从那个四米高的墙上下去的时候，尽管最后掉在地上，还是没有摔到硬伤。但是到第五道墙的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共八道墙。”
主持人：“在摔伤之前的这五道墙和您所说的一共翻的八道墙，这中间是包括穿越别人家的院子吗？”
陈光诚：“对呀，比如说我从我家，到我东邻居家，就翻越第一道墙。然后再翻越我东邻居家和第三个邻居家的这道墙，就是第二道墙。其实看到最高的那个（网上照片）就是第二道墙，我东邻居家的墙。”
主持人：“最高的那个还不是您自己家的院墙？”
陈光诚：“对。我自己家的那个也就两米多高。他（家）那个是最高的，第二道。”
主持人：“您翻越那个没有摔伤脚？”
陈光诚：“对。后来又翻越几道猪圈的墙，也没有摔伤。一直就是到第五道墙的时候，因为下边放了很多石头，一下子踩在上边，把脚摔伤了。脚下去，一下子重重的踩在石头上，这脚就受不了了。
另一个就是不容迟疑，如果我能慢慢的下去，可能还会好一点，哪怕把身子先垂下去再下也好。因为北边有看守的人盯着，当然之前我已经清清楚楚的听到他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这样我知道我必须迅速的下去。
这时候当然是一个机会，因为他如果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话，我没办法翻这道墙的。
正是因为早上我在那个猪圈里躺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农村的手扶拖拉机从北边过来，到那个地方正好一拐弯，他这个看守就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那样的话就影响人家车拐弯。他就拿了板凳躲到西边去。那是个丁字路口，从北边来的（路）通到一个东西大街上。他躲到西边，车拐过去他再回来坐上。
到晚上快天黑时，拖拉机从地里干活回来，然后还要从这个地方走，这个看守还得拿起板凳到西边来让路。我就是用他躲开的这一瞬间来翻越这道墙，所以必须要快。只要等到拖拉机过来了，拐弯过去了，他回去又坐在这个地方，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就迅速地跳下去，这一跳下去可能是太高了吧，一下子我（脚）就摔坏了。”
主持人：“当时实际上已经骨折了吗？”
陈光诚：“我的一只脚（右脚）上有三块骨头骨折。”
* 陈光诚:忆在十五、六个小时内翻过八道墙,其间有时躲在猪圈等候时机 *
主持人：“您说一共（翻越）八道墙，这是穿越了几家邻居的院子？”
陈光诚：“实际上加起来应该算是四个邻居的院子。还有另外那个墙呢，是我们村边上一个菜园子的墙。 ”
主持人：“这些邻居他们都没有发现您进去吗？”
陈光诚：“没有。我知道他们活动的状况，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我。因为我躲在猪圈里，我靠在墙根躺在那儿，一般是发现不了的。”
主持人：“（翻）这八道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第八道墙翻越过去之后，这个时间是那天……就是（2012年）4月20日的……”
陈光诚：“翻这些墙的时间差不多花了十五、六个小时吧。”
主持人： “从4月20日几点到几点？”
陈光诚：“从4月20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多一点儿吧，到21日的凌晨两点左右我才完全翻越了这些墙。当然这些时间并不是都用来翻墙，而是在等啊，找时机啊，想办法呀等各方面时间都耗费掉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多看守，一层一层的，一旦被他们看见就麻烦了。”
主持人：“第八道墙，那个菜园子的墙翻过去之后，就已经脱离他们的监视范围了吗？”
陈光诚：“还没有。第八道墙翻过去以后，仅仅是出了我们村。因为他们（当局）在我们村外还有两层岗，就是说一出村，在村子外边有一层岗；再往外走，快到村边到河边之间，还有一层岗。所以说，实际上那时候还是不安全的。只能绕着曲线，最大限度的跟他们拉开距离，所以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的安全。
第八道墙是比较有特点的，在我们农村你知道地势都不一样，高的地方、低的地方差距很大。我从菜园里翻到外边来，它那个地方地势就相差一米多，如果从菜园里看这个墙比较矮，只有半米高；但是下边就很高，可能有一米半还高，这么一个距离。
那道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翻下，就是因为有一个水坝。是河一直通向我们河的一个水坝。差不多有一米半高这么个水坝，西头就顶着那个墙拐弯的地方。我只有从墙里边找到这个地方，才能踩着这个水坝，然后再从坝上下来，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个墙实际上是没法翻的，因为那个墙就是乱石头，大的跟茶壶一样，小的跟拳头一样，甚至更小的跟鸡蛋一样壘成的这么一个墙。只要一翻，它就会倒掉，也没有任何的水泥，就是乱石头堆起来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那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墙。
当然，我在这书里配了一些照片，大家也能看到我翻过的一些墙。”
* 陈光诚:忆在东师古村家中被严密封锁下如何告知外界被毒打,再遭彻底断电 *
主持人：“您决定动身逃走的时候，有没有事先和外界联系好？”
陈光诚：“完全没有。那时候是超乎大家想象，我们家什么都被抢走，连一个纸、一个小小的铁丝都被他们抢走。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让你有，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外边联系。他们每天都有六到九个看守跟你住在一块儿，就坐在你屋里，你吃饭他就坐桌子边上，他就躺在你沙发上睡觉，那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很复杂的……他们一次次封锁，我又不跟他屈服。他封锁，我就想办法往外发信息；他封锁，我就想办法。
最后，他们用自己的话说‘我们只有瞪眼跟你面对面看着你，才放心。一眼看不到，我们就觉都睡不着’。
所以我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那么多年各种各样的封锁方法他们都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但最后都是失败的，所以他们也很不能理解这些消息怎么传出去的。”
主持人：“之后有哪些细节是您在书中谈到，但是以前很少对外界讲过，比方说是怎样与外界联系，然后走上了往北京走的路？”
陈光诚：‘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记得我们完全被封在家里，（当局）用好多干扰器，家里完全没有信号，而且所有的手机都被抢走。后来我们发现只有一个他们没有弄走，但是手机没有电了。
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个五号电池的充电器……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坏了，他们没拿。后来我就把它重新修了一下，用在泥土里找到的一些铁丝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记得还包括我母亲出去时在地上捡的一个别人装修房子时的小铝片拿回来。我就用剪刀剪成一个什麽东西，做成一个人工的充电器，还有两个小的钥匙环结合起来。就用它把这个手机充上电，发了个信息给我一个朋友，当然不是做维权的朋友，他又辗转把那个消息送出来，就说我们在家被打得什么样子。
这个消息我以前没有跟大家讲过。当然在书里也有配的照片，就是我做的那个充电器怎么为手机充电，当然这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动脑筋都要去做，最后我还是成功了。也是由此，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中共就真的疯了，把我们家的电彻底断掉。”
* 陈光诚:忆在东师古村为我盖私人监狱——建筑与拆除 *
陈光诚：“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从此也下定决心就给我在我们村前建了一个私人的监狱。据说投资也是不菲的这么一个监狱，据亲眼看到的人说，这个监狱的设计是相当相当高级的，里边用的钢筋比一般的都要粗很多，标准是完全照着看守所的设计标准来设计的。而且还盖了好多监室在里边，好多房子，当然也有给他们住的，也有准备给我们留的。这个工程从那时开始好几个月一直在为这个努力，当然最后由于这个事情被曝光，他们就匆匆把那个专用监狱给拆掉了。这些呢，外界可能都不是很了解的”。
主持人：“实际上您并没有真正被他们带到里边去，就是在建过程中。”
陈光诚：“对。他们几次威胁要把我们强行弄过去，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后来在外界的帮助、网友的声援下，他们可能也就……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也没能实施。
尤其是最后这事情被香港的媒体曝光以后，他们就很紧张，也有人命令他们‘赶紧拆掉！’于是他们就连夜拆。
这个也是很新的消息，外界从来不知道的，就是他们赶紧派了很多重型的挖掘机啊、装载机啊，去把这个房子整个拆掉。把地里埋的钢筋编成笼子，全部拆掉而且连夜运走。
刚开始时把这些建筑垃圾只运到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后来共产党说‘那不行，你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将来人家还能发现。于是就命令那些施工人员把这些东西拉到七、八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据说是连夜加班干，几天时间把它拆光。
那拆光这个地方也不行啊，还得恢复原来的样子啊，就想尽办法把它再恢复到原来那个建筑的样子，但是不管怎么做，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现在也还有很多痕迹，包括当时他们专门为我建的那个铁笼子，用钢筋做的那些痕迹，现在都清晰可见，照片里都有。
这个就告诉大家，对于共产党的邪恶，是超出大家想象的。
他究竟有多么邪恶，你是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但是它能做出来。
你想想，监狱——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建监狱，但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们就可以随时为你个人建一个监狱。这个对于还指望共产党能够守法、还能依法行事的那些人可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 陈光诚:从新书中照片看我怎样设法用坏掉的五号电池的充电器为手机充电 *
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个自己改制的充电器……然后又用那给手机充电，发出信息，以后暴露，后来手机和充电器都被搜走了吗？”
陈光诚：“对，就全部被抢走了。”
主持人：“那您说有一张照片，照片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陈光诚：“照片是我来到美国以后重新做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把它拍的照片，那个原来的东西肯定找不回来了。那些包括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东西……什么书啊、手电筒啊，全部东西都被他们抢光，到现在都没还给我们。”
主持人：“那您（书里的）照片就是个示意图。”
陈光诚：“它那原理大家都能看清楚，看当时那个做法。现在我还带着呢，我还留着呢，可能到书展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给大家展示，我做给大家看。”
* 陈光诚:墨镜及其它 *
主持人：“您逃出去的时候，身上都带了什么东西？”
陈光诚：“逃出去时，我身上实际上只有一点点钱，家里用的，我准备实在不行出来付出租车费的一点点钱，然后……其实就没什么东西了（笑），就是准备好的一些穿得稍微厚一点，我担心如果我在外边，在某个地方，也可能在野地里，在哪里，可能需要躲避，可能需要缓一步，可能需要藏很长时间……基本上也就这些东西。我的眼镜也在跳下第二道墙的时候摔得稀碎了，也没法用了。”
主持人：“后来眼镜怎么解决的？”
陈光诚：“后来到了西师古村以后，就是刘元成……他附近的一个邻居，我们就从他那儿拿了一个眼镜我临时先用着，在途中就只好用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合适的一个眼镜。当然到北京以后，郭玉闪朋友就帮我买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那位刘元成，名字可以公开，是吗？”
陈光诚：“对。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像他的状况共产党知道的肯定比听众知道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没必要隐讳，因为我们要谈的东西共产党都已经知道了，不会因为我们的暴露而对他有什么威胁。”
* 陈光诚:忆从刘元成家到新泰小镇,与北京朋友郭玉闪会面,兼忆刘元成夫妇被抓 *
陈光诚：“当时他们知道我逃走以后，就把他们（刘元成）两口子都抓到派出所里，然后就在那里威胁。他们后来跟我讲，威胁他‘你也不要觉得他能跑得了，现在已经把他抓到了，在往回带，已经到天津了’。而且那些公安气急败坏地拿着手枪在那个桌子上‘啪啪啪’地摔着，威胁‘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怎么样……’共产党的公安拿着个手枪，去吓唬一个字都不认识的老百姓——农妇，这是非常滑稽的。
后来他们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哎呀，共产党到头了。”
主持人：“那您和外界……就是与去往北京这趟行程有关的人士联络上，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
陈光诚：“这个联络上……当时我是在离开西师古一段距离以后，也就是说差不多两小时车程以后的新泰那儿一个小镇。那天晚上差不多十点时，郭玉闪和朋友们过去，才跟我接上头。也就是说一直到那儿，我才跟外界的朋友真正接触上。”
主持人：“您和刘元成见面前有机会打手机吗？”
陈光诚：“没有。完全没有。”
* 陈光诚:忆翻过八道墙入邻村西师古, 20 小时饥渴讨水喝之后又找到刘元成家人 *
主持人：“从您离开自己家，到刘元成家，这是什么时候了？”
陈光诚：“这是到了第二天差不多早上六点钟了。”
主持人：“刘元成后来怎么帮助您……换句话说您跟郭玉闪又联系上，那时候实际上早已经离开了刘元成家？”
陈光诚：“这个也很复杂，说起来话长。当时我到那个村以后其实并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敲另外一家的门，我从离开家到那时候已经20个小时差不多一点东西没吃，一点水也没捞到喝，已经渴得非常非常难受。我想不管怎么样先找点水喝。
我就敲一家的门。这家出来一个妇女，问我从哪里来。她肯定是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当时浑身除了血就是水就是泥嘛，连滚带爬的，天又下雨，她完全不认识我是谁，眼镜也坏了。
我说‘我就想跟你要点水喝’。
她就问‘你要喝热水还是凉水？’
我（心）说‘这个人很不错，还想到热水’，我就说‘你给我弄凉的就行’。
那时我想‘如果她给我热水，我再半天喝不进去，那我太难受了’。实际上那时候我脚肿得鞋子如果脱下来，肯定就穿不进去了，所以我站都站不住了。我就靠在她的大门上。
她就给我端了从自来水管（接）的一碗水，给我赶紧喝点解解渴。
我就问她‘你知不知道刘元成家在哪儿？’她说‘我知道’。我说‘你能不能去帮我叫他过来？’
她说‘你认识他？’
我说‘是。我认识他。’
她说‘那这样的话，也不远，我领着你过去吧。’
我就跟着她走。结果走了几步，我就再也走不动了。因为一个是我的脚痛得要命，一个是各方面原因吧，就确实走不动了。然后我就靠在墙上等她，她去到刘元成家叫他们。 ”
* 陈光诚:忆刘元成的爱人描述东师古村岗哨与巡查严密,以及假如被发现的危险 *
陈光诚：“但当时刘元成好像还没起床，他爱人起来了。她就叫她过来，说‘有人找你’。
我远远地听到她们两个回来，我能感觉得出刘元成家人其实也不认识我了。因为她在往我这儿走的时候，老远那个脚步就越来越慢。我能理解她在看到我不认识，在犹豫，在一边想，一边往前走，脚步就放慢。
一直走到我面前差不多一米远的时候就停下来，我赶紧跟她打招呼。
我说‘表嫂子，你还认识我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稍微迟疑了一下，说‘认不出了，你是谁？’
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谁，她一下子好像是震惊了‘啊？你怎么出来的？哎呀！那么多人天天开着车在我们村里巡逻，你……你……’
我说‘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快点先带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回家我再告诉你。’
主持人：“她是东师古还是西师古的人？”
陈光诚：“她是西师古的。接下来我就跟她要求，我说‘最好赶紧帮我找一个出租车，我先出去，你们村里有没有？’以前我记得他们村有出租车。但是现在她说他们村没有，说‘要找出租车得到什么什么地方’。
后来我就再三催促她找，但她事实上也没给我找。到了早上她想去找的时候，吃完早饭，走到村口她又回来了。
据她跟我讲，她觉得这样不行，她说‘你不知道啊，你这个事情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这两天我们村……也就是从你们村到我们村的必经之路这个水漫桥上，这两天没有人，以前每天都有八个人坐在这个桥上值班。然后还要求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长必须在那儿陪着他们，还得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像开水啊，什么东西的。还好，现在没有那么紧张了’。
而且说‘以前除了固定的人员以外，在几公里之外的那些车站、高速公路边’……当然我们村（东师古）的高速公路边是一直有，‘就是几公里之外也一直有这些人在那儿24小时蹲守。这还不算，还有很多流动岗哨，有人骑着摩托车，有人开着车就不断地来巡查’。她说‘如果那时候你从这个桥上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后来我请她找出租车的时候，她觉得不妥，说‘你这样出去……我听说很多人在来临沂的车站上就被他们堵下来。有些人侥幸来到离我们这些村可能三、五公里的时候就被他们派去的一大批流氓在那儿殴打，打翻在地，有的人说打得到处都是血。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你这样自己出去，那不等于送命吗！’”
* 陈光诚:忆刘元成爱人到我村告诉大嫂我已逃出村,我在刘家躺下感觉再也起不来 *
陈光诚：“ 她说‘所以我想了想，没有去给你找出租车，我就返回头来又去东师古，去跟你嫂子说了这件事情’。
‘哎呦’，我说‘你这一去东师古，麻烦了，东师古任何一个入口处，除了有站岗的以外，那儿都有摄像头。将来发现以后，他们就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来过东师古，那肯定与你有关系’。她说‘没事儿’。
尽管她嘴上说没事，我也知道她……当然也没有好办法。然后我就问她‘发现他们有异常吗？’她说‘没有异常，那些站岗的还是几班倒，几个人还是该在哪儿在哪儿，跟以前都一样’。
那我就知道，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我已经逃离他们的魔爪了。这让我稍微有一点些许的安慰。
但是由于这种劳累，由于这种在路上我不能站着走，有时站起来一下子就摔倒，可能摔了几百个跟头。再加上从高墙上下来摔呀，再加上我的骨头……那天我在他家躺下来就真的是再也起不来的那种感觉，浑身的骨头节都疼。
哎呀！这段经历怎么说呀，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苦不堪言。”
* 陈光诚:回忆参与刘元成维权案和与他之间信任感由来 *
主持人：“那您为什么就选定了他家？是位置决定的，还是您对他的信任？”
陈光诚：“这里边又牵扯到……就是话又说回来，说到2005年时，刘元成的女儿叫刘清华，当时生了二胎。共产党……实际上这是允许人家生的，并不是说不让生。生完了，非得让人结扎。
当时人家就不想结扎，结扎对身体影响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就躲起来。结果就把她父亲刘元成给抓到‘计生委’去了。里边分管‘计划生育’的一个副镇长叫张廷举，据她和刘元成给我描述，他手上戴着戒指，对刘元成实施殴打，满头满脸的打。他说‘手打本来挺疼，他手上戴着戒指，就显得更疼。后来手打累了，就拿着扫地的笤帚，好几个笤帚都打碎了。脸上到处都是血’有个人给他个纸，让他……说‘你擦擦吧。他就拿过纸来在脸上擦了一下就扔到一边，也没好好擦，也没去洗’。
这种非法拘禁，这种株连九族的十足的做法……当时正好我回去就了解了这个案子，非常气愤。后来我就帮他联系律师，写了诉状，就在我们当地提起了一个诉讼。当然很多以前‘计划生育’这种恶劣的案子有的是，但是共产党那时候有清楚的一个就是有关‘计划生育’的问题，他们明令禁止公检法介入，所以说你是甭打算走法律途径，我们这个当时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首例关于‘计划生育’侵权案子的立案（后获赔）……
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曾经帮过他，而且当时他的女儿还跟我说‘表叔，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们起诉当然可以，可是我们非常担心到时候，如果政府来找你，给你很多钱，你如果不管我们了，那我们到时候可就难办了’。（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你放心，我要是为了钱，就不会管这样的案子了’。这就是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去找到他们，他们肯定会帮忙的一个原因。因为过去打过交道，知道他们为人。”
【待续】2月12日音频专访陈光诚谈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面世的第一部分就播送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