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回溯音频访谈录之一内容 *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THE BAREFOOT LAWYER》3月10日由美国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美国出版面世。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在中国争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
2月初得到书讯后，我于10日、12日两天，就此分别以视频和音频提出不相同的问题，专访了现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威瑟斯庞研究所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三家机构从事中国人权法制研究的陈光诚先生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音频访谈的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陈光诚先生介绍了新书中回忆、叙事的时间跨度与篇幅、新书主要章节。他回忆了在东师古村家中被非法拘禁，严密封锁下被毒打的经过。讲述了如何翻墙逃出自家小院，翻越八道墙之后到达邻村，后来找到相互信任的村民刘元成。
以下就请您继续收听这次音频访谈的第二部分。
* 陈光诚:亲友闻讯设法接力接应,堂侄叫了出租车,到新泰买手机,与郭玉闪会合 *
主持人：“后来他们决定用什么方法把您送上去往北京的路？您在他家就决定要去北京？还是怎么样？希望非常概括的讲，尤其是一些以前没有披露过的细节，你们怎么决定，用什么途径……然后在什么地方跟北京的朋友又联系上？”
陈光诚：“ 当时没有这样的计划。记得那天她去跟我嫂子说了以后，我嫂子就打电话给我大哥。我大哥也知道我嫂子被非法拘禁，那时候稍微好一些，早期时就连上地里干活也都有人在地里跟着在地头上。”
主持人：“嫂子打电话给大哥，大哥在外打工还是怎么回事？”
陈光诚：“对。大哥在临沂打工，在六十公里以外。打工呢，电话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在临沂打工，有时也跟着老板到外地去。那么（嫂子）打电话知道
他在临沂，也就把电话挂了。
嫂子还挺聪明的，她没敢走路，是从田间越过田地，还得不断注意看有没有跟踪，就到了几公里以外的村里跟我大哥在一块儿打工的人家里。他家只有一个孩子在家，她就软磨硬泡的把电话（号码）要来，给我大哥的同事打了个电话，要他把手机递到大哥手里跟他说，我逃出来了。
当时大哥很惊奇，觉得不可思议‘是真的吗？’后来大哥就通过E-mail，跟玉闪联系上了，玉闪就赶紧往这儿赶。但我当时等不及，我就让我的堂侄去找出租车，把我从西师古带到了新泰。我就想，最好我先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再赶紧转一下，再离开山东。
至于去哪儿，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定向。能联系上谁，就分析，然后就往哪里去。当然有很多选择。”
主持人：“接下来实际走的路线是怎么样？到北京之前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当时是怎么努力的？”
陈光诚：“到了新泰以后，我也不知道大哥做了什么。我就赶紧让（堂侄）陈华去买了一个二手的手机。”
主持人：“那时候陪着你的是陈华吗？”
陈光诚：“对。是陈华。”
* 陈光诚:忆堂侄陈华在送走我后被抓、被刑、被逼说明我的出逃路线 *
主持人：“陈华以前多年在整个您的案件中有几次也是曾经被抓被打什么的，后来您走了以后他危险不危险，现在能提他吗？”
陈光诚：“现在能提他，没问题。后来我走了以后他也被抓去了好几次，而且让他带着人去指认我逃出来的路线。
后来当然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跟我讲了这些人怎么把他抓去捆在椅子上，怎么穿着皮鞋踩他的脚，怎么逼着他说这个过程。
然后又逼着他领着这些人把我逃出来的路线……他知道的，走一遍。我翻越的那些墙，每道都要问‘他在哪个地方翻的？’……他把我告诉他的一些，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就说陈华撒谎‘（到）现在了，你还骗在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看看这个墙，你瞪着眼睛爬，它都会倒，他怎么可能翻越？而且还不是一道？’
陈华说‘他（说）就是这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 陈光诚:说说我们那儿用石头压石头堆起的墙,我从小会翻墙。也拆墙从豁口逃 *
主持人：“那个墙怎么‘瞪着眼睛爬都会倒？”
陈光诚：“对呀，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墙，不像我们这边的墙都（是）用水泥粘起来的。那个墙就是用农村的青石一块一块的这个压着那个，那个压着那个……就这样摞起来的那样的墙。所以他就说‘那样的墙一爬肯定倒’，（若）不是我小时候锻炼所知道的怎样爬那样的墙，你扳着它往上爬，它肯定会倒。
所以当时……其实这个爬墙的过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七道墙当时是没有办法翻的。虽然没两米多（高），也差不太多，一米八、九的样子。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墙，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垒起那道墙。我走到那儿以后就没办法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翻越，那个地方非常非常麻烦。
我就想‘怎么办？没有退缩的道理，只有前进。墙既然不能翻，那就要把它拆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到临走的时候花了差不多一小时把那墙拆出一个大豁口，然后我就从这个豁口里翻出来，还剩一米高左右这么个豁口。”
主持人：“您这个前提是说，你们那儿的很多墙是用青石板一块一块搭上去的，并不是用水泥或者什么砌的，是这个意思吗？”
陈光诚：“对。我们那儿的墙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墙，就是石头墙，一个一个（石头）垒起来，没有水泥，没有什么东西……”
主持人：“甚至于没有什麽粘合物，就把它摞上去……？”
陈光诚：“不是‘甚至’，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粘合物，当然以前盖房子，除了真正屋的房子，能用一点粘合物，一般的院墙哪有用粘合物的？就是石头垒石头压起来。”
主持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是这个意思吗？”
陈光诚：“（笑）它也就是那么个墙而已，你说指（望）着它能起防护作用，也可能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一般情况下，墙还都是比较高的，院墙一般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藏头’嘛，就是说要比头高。墙要是比头矮的话，高个子在外面就能看到，比如说踩块石头就能看到你家里。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标准，有很多院墙也真的从外边就能看家里。”
主持人：“这也是解释大家疑问最多的，说您看不见，但是怎么样还能翻墙？而且这个地形，就是哪家的院子连着哪家的院子……”
陈光诚：“对。我从小的时候，是很调皮的，因为我们村道路设计不是很合理。比如说我要从我家到村后的话，需要绕一个大圈。先直着向南走到我们村前边，再向左或者向右拐，绕到我们家后边去。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小的时候身体也比较伶俐，一般就不走这样的路，通过翻墙就过去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翻墙不是问题，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些墙，也都摸准了它的脾气，什么样的墙、应该怎么翻都知道。”
* 陈光诚:在新泰买短波收音机。慢慢了解外界情况,郭玉闪接我到北京, *
主持人：“那您终于和北京来的朋友相遇，然后往北京的路上是冲着什么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决定您去使馆，而且后来使馆又来接应，这个过程如果细讲会很花时间，我们先围绕外界鲜有人知的、决定性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有念头去大使馆？怎么跟大使馆联系上的？大使馆又怎么来接？别人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陈光诚：“这解释起来可能真的是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在逃出来之前也考虑过这个渠道，有可能到大使馆是最安全。当然到大使馆的目的就是潜伏，然后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他不能抓到我，然后这个消息会在网络上、媒体上不断扩展，然后我又可以不断把事实说出来，他又不能控制我。这个事情就逼着共产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出来以后，玉闪他们接我，我当时就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北京’。
我问他‘去北京有那么安全吗？’
他说‘没问题，我都安排好了，我们有专门的房子会把你藏起来，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去了北京。
当然因为我在元成家的时候就听我嫂子提起过有个人进了美国使馆，后来又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个维权人士还是什么人。
当我到了新泰，买手机的时候同时买了个短波收音机。我在河边等着的时候，就听广播，从电台里听到王立军的事情，我就理解‘原来是这麽回事’。
所以说，我虽然有寻求使馆帮助的想法，但那时候我对外界还是不了解，就慢慢的想多了解。”
* 陈光诚:忆友人联络美国使馆,约在五道口见面拍照后发回华盛顿请示,结果同意*
陈光诚：“一直到北京后，在4月25日我跟胡佳见了面，我们分析接下来怎么办。
这时曾金燕提出一个想法‘可能去使馆是最安全的’。当然我知道去使馆最安全，但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后来由于玉闪跟他们这些人权官员有联系，和他们取得联系。这些官员不相信，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东师古的壁垒森严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连‘蝙蝠侠’都飞不进去。
他们就要求‘如果是真的，我们要见一下’，就安排好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在五道口见个面。
所以早早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开车过来，把我从那个房间里接出来，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等着。
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他们到五点多过来，然后就上了我们的车，看到我，他们就真的相信了‘哦，这是陈光诚’，然后就跟我商量，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发给华盛顿。我提出这个要求（去使馆），他当时说，我们们没有这个权力决定，要请示华盛顿。
他拍了照片走了，我们就开着车，不敢再回那个房间了，因为那个房间毕竟知道的人比较多了。然后我们就在北京随便在路上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就在北京绕了一会儿，开到鸟巢那个地方，车停下来等，一直就在等待他们的决定。
十二点钟的时候接到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同意了。（笑）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 陈光诚:忆北京大街上的"飞车大赛",林业大学校园内四车围成狭小空间 *
陈光诚：“后来（约定）仍然在五道口那个地方见面。他们开车来接我们。
结果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发现郭玉闪被四辆车盯着，（美国）使馆的车就停在旁边，
那也没办法啊，避不开。
郭玉闪就上了我们的车，跟我们说了这些情况。一上我们的车，四辆车就紧紧围着、咬着我们的车，使馆的车根本靠不过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开车走。
那四个车就紧追着我们，使馆的车被隔在后边，根本就靠不上。
然后我们就展开一场飞车赛，在北京大街上，到处绕啊、绕、绕……结果就跑到林业大学的西门，然后从西门进去。他们四辆车紧跟着我们也进去，使馆的车跟在后边。
我们走到学校里边、中间的地方，开始拐弯向南，打算从南门再出去，总之要找个机会把他们绕开。
但是发现南门是锁上的，出不去。我们就只好停下来调头。向左转调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土匪的车就从我们的车子右边‘刷’的抄到我们前边，它也在向南、向东调头。
当我们的车调过头来以后，正好使馆的车冲过来，也开到我们车的南边。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结构就形成了——最南边是一个土匪的车，也就是共产党特务的车，他们车头朝东、车尾朝西横在那儿。它也没法调了，因为东边还停着一辆车是学校的车，南北方向放着。
他那个车头调到东边以后，使馆的车跟过来，它也没办法再动了。使馆的车就停在那儿。我们的车跟使馆的车……还有土匪的车和停在那儿闲的车共四个车形成了中间一个小小的空间，两米多宽、可能三、四米长这么一个空间。”
* 陈光诚:玉闪带我下车到使馆车旁,"上车!"公使拉我进车,约一小时后到使馆 *
陈光诚：“这时候，玉闪下来跟他们打过招呼以后，就把我从车里带出来。然后其中一个外交官就站在土匪车的北边，也就是站在使馆自己车头的左边。我就从北边过来向南，越过我们的车尾，然后到了使馆车的旁边。
他们（使馆人）就告诉我‘上车！’我就赶紧上了车。然后那个王公使就在车里拉着我的手，一下把我拉进去坐在他旁边。然后另外的外交官也上车关门。王公使就赶紧说‘马上开车回大使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开车走。
另外两个共产党特务的车就紧咬着使馆的车。
在整个路上我们那个司机还是非常好的，那个车也非常好，是那个大的相当于大越野车，司机技术非常非常高。开始看他们跟得那么紧，就试图把他们甩掉。一踩油门，那车速‘蹭’就上去了。当然在北京嘛，跑太快了有问题，后来王公使就命令他‘你就正常开’。
主持人：“这时候车里坐着几个人？”
陈光诚：“五个人。我的左边是站在下边要我快上车的那个外交官。我的右边就是王公使，他始终拉着我的手。还有一个司机。还有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外国朋友，我不能确认他的身份。
就这样，我们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美国使馆。”
* 陈光诚:忆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的几天 *
4月26日——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书中已经披露了一些细节鲜为人知，而且很复杂，如果您简要的把这个脉络归纳一下，进了使馆以后经历了怎么样一个过程，一直到您坐上飞机来美国，踏上美国的土地？”
陈光诚：“我刚进使馆时，能感觉所有人都很兴奋。他们似乎都是在为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而兴奋，那种兴奋溢于言表，包括从公使到那些所有知道我们这件事的人员。
他们亲自给我铺床、弄这些东西……而且找医生来给我看病。甚至有的外交官高兴的说……因为他们使馆里没有（设备照）X光片，就说‘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华盛顿会非常支持’。这个话就代表他们那种兴奋、高兴，那种支持。当然这是刚刚去了，26日的事情。
4月27日——
后来到了27日晚上，他们说华盛顿白宫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早晨很早他们都必须去参加。总的来讲，这个会议就有一个惊人的透露，这个我在书里也都讲了。当然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不具名的消息。
我很快就知道，就在这个会上，奥巴马非常清楚的表明一个态度，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中美关系。而且说有的人员表露出一种态度，说中国民主化了并不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所以在整个那天早上很早开的这个由国家安全部门参与的一个会议上，当时据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应该捍卫我们自己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国之本价值’。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真是目瞪口呆，而且跟我讲的这个人我感觉就是几乎都快要哭了，非常非常的消极。一下子就跟刚刚把我带进去（时）那种兴奋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在此之前我似乎也有预感，因为下午他们问我有什么需要时，我说需要上网，需要了解外边的信息，需要收音机，需要听广播。他们就拿了一个iPad给我上网听广播，记得那天下午我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后来在那儿照顾我的一个杨先生说‘我出去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六点多就回来。可是他一直到快九点钟才回来。回来后我就要求说‘杨先生能帮我上网看一下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这事情据我所知那天消息就走漏了，外边就知道我进了使馆。
他说‘哎呀，太晚了，我得回去陪我太太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形势有变，就知道问题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很快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会议，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会议。
4月28日至29日——
当然尽管有这个会议……坎贝尔28日到了中国，29日中午我们有一个会议……这个过程至少他们还是试图在解决问题。但是到30日情况又有了变化，华盛顿可能又有了新变化。然后在那时候他们就希望快点把我送出使馆，来避免跟共产党的关系搞糟，这也是出乎我预料的。
接下来就是他们给我施加各方面的压力，想让我接受他们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条件，整个过程可以就这么说吧。”
主持人：“这些都写到书里了是吧？”
陈光诚：“对。”
主持人：“那外界都说在这段时间内您始终坚持说您想留在国内，并不想去美国，而且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甚至于问您的意愿时，您都是表示留在中国，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另外……”
陈光诚：“这个当时确实是这样。他们问过我好多次‘要不要去美国？’我就说‘我不去，因为我们即使要去美国也需要先解决问题嘛，因为不解决问题怎么能去，我的家人还都在魔爪之中呢，我一个人去美国吗？’
所以我说‘我不去，我需要在中国继续努力’。我当时想，他们如果这种事情……我们也看到山东这种恶劣的形势，人人去都被打，然后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他（她）就胡搅蛮缠。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这儿，至少我们可以问你中央‘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是真的被下边蒙蔽了，还是本身就是一群坏东西？’至少我们把这个问题摆到面上，他总得解决吧？
我就想，希望在国际的参与下，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所以在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没有想离开中国的意思。”
主持人：“那当时使馆希望您能够离开使馆，后来又作出了去天津一个大学的决定，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怎么样安排您和太太、孩子见面，然后一直到事情有转折，您又提出要离开中国希望到美国，您能简述一下这个脉络吗？”
陈光诚：“这个脉络比较复杂。事实上有个误解就是大家都认为后来……其实在坎贝尔去中国的时候，他就已经带了一封纽约大学校长亲自签名的对我的一个‘邀请信’，在29日中午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就当面唸给我听了。这个可能也都是出乎大家预料的，或者说是没有想到吧。当时这封信清楚的跟说，邀请我到上海分校读三年书，然后去纽约大学本部读书等等，谈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的很清楚。
尽管在纽大的事情出来以后，他们一再说一开始就是一年，这显然不是事实。
后来……他们当时曾经就在这一天，坎贝尔就跟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我需要你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接他们，如果中方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开使馆的车子去接他们。你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我说‘这个没问题’（笑），所以后来他们就去跟中共谈，再后来那实际上没什么进展，那就是让我离开使馆。
我……那离开使馆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你不要再回东师古了，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在山东。我想‘这不是在哄小孩吗？这种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可能还是……还是村里的事吗？这是想把事情推给村里吗？不可能’。所以我就拒绝。
后来他们又去跟中方再谈，中方就开出一个条件‘那就不在山东了，在其它地方’就开了七个大学，天津是其中之一，当然没有一个是北京的。还有长沙的，河南郑州的，还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当然这只是个方法，他们就让我接受这个条件，‘你不接受，可能就没有别的更好的条件’之类，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且说‘如果你答应之后，你到了那儿，回头他们会把你家人接来’，那我怎么可能相信？
5月1日——
后来在5月1日的时候，我就拒绝了他们这个要求，非常清楚的拒绝了。他们好像都准备好了，也很着急。
（4月）29日的时候坎贝尔就提出来24到36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好像是29日的晚上九点，他们又有一个会议，又是白宫主持召开的。那么这个会议根据后来形势发展，原则很清楚，那就是快点把我送出去。
这时候能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非常着急了。所以到了后来，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让我接受他的条件，我拒绝。
到了（5月）1日上午，我记得有几个人包括骆大使到我住的房间里问我说‘我们
一切都准备好了，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能清楚的感觉到这时候背后是有摄像机的，跟着他们 。我就告诉他说‘我不。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只是让我出去，中方没有做任何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接受’。然后他们就走了。
后来中共的外交部着急了，就打电话到美国使馆说‘怎么样啊？’然后（美方）他们就说‘陈先生不接受你们条件’。
‘为什么啊？’（中方）他们当时就是这种口气，在（美方）他们转述当中就透露出这种口气。
（中方） 他们立刻就急了。然后使馆的人就告诉他们……当然那时候可能已经不是使馆的人员，就是华盛顿的代表团……就告诉他们‘很简单，陈先生不相信你们中央政府了’。
‘那我们马上把他们家人接来行不行？’马上中共就往后退了一步。可见那个谈判不是那么成功的，对方很多很多空间都没有被挤出来。
我当时一想，不管怎么着先把家人接出来先脱离虎口再说，然后我就说‘那就先去接，以后我们再商量’。
本来他们跟我说好，是他们派使馆的车去接，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你们去接了吗？不是说好了去山东了吗？去了吗？’
（使馆人）说‘中方不让我们去’。实际这样的推脱之词……当时在他们逼我出来的说‘你如果出去，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有一个美国老大哥，你的美国老大哥会始终跟你站在一起，我们会不断地去看你。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奥巴马也会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清楚，那时候就可以问一句话，当然我没有这样说，问他‘如果你现在让我去……比如说去天津大学，我在那儿住下了，你们再去看我，他就是派人拦着你不让你进，你怎么办？东师古不就是个样子吗？’。当然我没有说‘你当时就说中方不让你去，你们就不去了，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找谁去？’我没说，可这个我当时很清楚。
（美方）代表团的一些人员好像觉得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吧也许，他们拿我当孩子了吧。
总之这个事情后来中共就安排人，要求山东人员把伟静和孩子们送到北京。”
* 陈光诚:忆 5 月 2 日被送出大使馆进入朝阳医院,从伟静处得知家中情况 *
陈光诚：“接着我们后来就去（朝阳）医院，当我走进病房以后，那些人就都不见了，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因为这个手机也是玉闪当时我走的时候给我的……就发了个短信说‘我们走了’。
因为本来他们要我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在朝阳医院期间我们会跟你在一起，住在你隔壁房间里’。那么这样一走，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给他们……收到短信以后，怎么打也打不通，几个人员的电话全部都打不通。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共产党行事又发生变化了，一直也不给我们送饭，而且我们的窗外也都开始在架设工程、安装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又是另一个东师古，接下来的情况很危急。
再加上伟静跟我讲了我走之后家里发生的事情。共产党直接就疯了，然后把她绑在椅子上，并且准备要对她进行殴打。后来从29日就在我们家里安摄像头，很多人就去测量，29日就开始安摄像头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开始了。
但是安上一天以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京谈判的时候提出了要求的缘故，到了4月30日就开始撤，把摄像头啊、电网啊什么东西又开始撤。到后来据我所知，当（当局）他们一听说我从使馆出来了，5月2日共产党又开始在我家里把撤掉的这些东西再次安上去。很显然他们以为‘这回可出来了，这回肯定就会把他弄回来’。
但是2日开始安，安到3日，3日晚上又开始撤。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过程。至于山东又听了谁的指示又在那儿安，后来又从哪儿指示又撤，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是周永康和别人的较量？还是他们自己觉得会这样？等等，这个都无从得知，总之是这样一个形势。”
【待续】2月12日音频专访陈光诚谈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面世的第二部分就播送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