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香港卷即将面世 主编杨伟东被限制出境

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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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杨伟东先生近照。 (杨伟东提供)
图片: 杨伟东先生近照。 (杨伟东提供)

*首播日是香港“占中”和平抗争第21天,《立此存照》香港卷即将在港面世*

本集节目第一次播出时,香港占中和平抗争进入第21天,此时由杨伟东先生主编丶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的多卷本访谈录《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四卷-香港卷即将面世。         

*新书封底介绍语:本书绘就“和平占中”迫近时刻气象图,难得的“雨伞革命”前传*

新书的封底介绍语写道:“公民抗命催生‘和平占中’,政府暴力引发‘雨伞革命’……

2014年9月28日,在香港政治心脏地带金钟——政府总部周围突发的数万学生丶市民和平抗暴事件,让这个日子成为改写香港历史的辉煌一天,也注定成为刷新中国民主抗争史册的光荣一日。

香港九七‘回归’中国仅仅17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竞相奋起,挺身而出,勇敢地对北京强权及其操控下的港府说不,以义无反顾丶可歌可泣的抗争行动,决意重新书写自己的新历史丶创造自己的新未来,这是为什么?发生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丶前因后果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深刻背景和动因?

香港人想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做着的是什么?他们是怎样的‘中国人’?

本书尝试给出一个漂亮的回答。

本书系《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四卷-香港卷。20位受访人多为香港政学界知名人物,其中有‘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丶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丶街头抗议运动的健将梁国雄,还有其他多位立法会议员,及记者丶律师丶学者丶社工丶出版人丶人权工作者等。他们精彩纷呈的答问与讲述,为读者绘就一幅‘和平占中’迫近时刻风云激荡的气象图,呼之欲出的是一部难得的‘雨伞革命’前传。”

*专访在北京的新书主编杨伟东先生,通话被严重干扰,此报道录音亦立此存照*

听众朋友!10月14日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立此存照》第四卷-香港卷丶也是近年已经出版的前三卷的主编杨伟东先生。

我最初拨通电话时通话声音正常,但是当进入采访正题后,来自北京杨伟东先生方面的声音信号出现时断时续。因为试图争取更好的通话音质,在采访过程中,我不得不重播了三次,中途还被断线一次。

对时断时续的受访谈话录音,我只能尽力选择完整的句子,或通过剪接,甚至由我来重复原话,以呈现受访者的原意。

因为以上的原因,恳请听众朋友谅解以下访谈录音中不够清晰之处。在香港占中和平抗争期间,介绍《立此存照》第四卷-香港卷的问世,电话采访受到严重干扰,剪除了实在无法分辨的声音之后,现在的一份留用的声音记录,也算是另一种“立此存照”吧。

以下就请听我对主编者——在北京的艺术家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访谈的录音剪辑。

*杨伟东:我采访成文,我爱人杜兴摄影提供图片*


主持人:“请问这本书的采访和记录,以及成文编辑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杨伟东:“现在助手没有了,就是我跟我爱人,她帮我拍拍照片,就是在第二页封三(印有)‘图片摄影杜兴’。”

主持人:“您的这总书名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马上要出版的是第四卷-香港卷,能不能请您讲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500个中国人的心灵记录?’”

杨伟东:“应该是在2011年的时候……”

*电话信号开始不好,试重播*


主持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电话信号开始忽然不好,您的这个手机充电都没有问题吗?”

杨伟东:“没有问题。”

主持人:“我得重新拨一遍……”

杨伟东:“我的这边电话您说话非常清楚……”

主持人:“现在(声音)确实是不好,我重新拨一遍好吗?”

杨伟东:“好。”

我又拨打。对方的反应是“暂时无法接通。”

后来再拨,拨通了。

*杨伟东:本书第一卷为什么在大陆不能出,香港可以出?由此念头开始去香港*

主持人:“好,请您讲。”

杨伟东:“从2011年7月份时,我出第一卷,为什么在香港可以出,大陆不可以出啊?大陆这个环境,因为(香港)是回归了吧,我认为是香港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不会差距太大,再‘两制’的话,都是生活在地球上,为什么在那边能出呢?所以,从这个念头开始,我这几年去了(香港)有十几趟。”

*杨伟东:做多卷本《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因我父亲之死*

主持人:“第一卷之前,又是怎么样想到做这样一套书,叫《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

杨伟东:“因为我是2007年……”

主持人:“电话(声音)又完了,看来还是有问题。在我上次放下电话之后,再给您拨,曾经有过一次是‘电话无法接通’。我们接着谈吧,谈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杨伟东:“因为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去世,在去世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家里经常会晚上两丶三点钟(有)电话打来,(接起来)没有声音。2007年的9月25日,他们口口声声是‘来看望’我母亲,最后把我父亲给打了,打了以后,最后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是个医生,在整个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都是大家比较受尊重的,因为我母亲在工作之余,经常免费给一些邻居啊,或很多人,给他们做治(疗)……,所以就很好,很受尊敬。我们也是在这个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但是到了我父亲被打死以后,(和)体育总局去交涉,始终就没有一个答复。这个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一个生命就这么被人有意识的给从这世上消失了?可是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我就感觉社会发生问题了,我就开始做这个片子了。后来到2011年,我也收集了有将近两百人吧,我就准备出第一卷了。”

*杨伟东:从第一丶二丶三卷,到新书香港卷*


杨伟东:“这时候在出书的过程当中,与香港开始发生这种关系,我要出书嘛,因为在国内(大陆)根本出不了,所以到香港去出,香港的那个环境……是从这儿开始对香港产生了这种兴趣的。”

主持人:“您这一卷正好是集中访问香港人士,您在做这个第四卷选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选了香港?”

杨伟东:“选题就是……我在做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时候,尤其是第二卷的时候,我已经被限制离境了。当时宋庄通州的警察我觉得跟黑社会一样,耍流氓那种手段。我的车带曾经被扎过。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采访这些敏感的人?’警察……(听不清)我说‘好,那我采访红二代’……”

主持人:“伟东先生,还是不行,我试着再拨一遍。”

又拨通。

杨伟东:“如果说‘我前两卷都是(访问)敏感人的话,第三卷就出(访)’红二代’,‘红二代’全是你们共产党自己的孩子嘛,我采访他们可以吧?’

主持人:“既然话题说到这儿,因为您刚才提到也有想法采访‘红二代’,那您能不能把第一卷主要集中采访的人他们是什么色彩丶特点是什么?第二卷丶第三卷把它回溯一下好吗?”

杨伟东:“第一卷(访)的人比较杂,当时出版的时候,我不想做得特别过于敏感,因为……(严重听不清)”

*因严重听不清,再重拨电话*

主持人:“伟东先生,我再给您打一遍。”
杨伟东:“好。”

主持人:“这些质量不好的声音我也会选一段放在节目里,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真正采访开始的时候,和我们一接电话时候的那种清晰有一个对比。”

*杨伟东:已出版的前三卷受访人选特点*

我又重新拨通电话。

主持人:“您刚才先说的第一卷(访的)是什么人呢‘第一卷比较杂’,第二卷是‘政治色彩比较浓’,是吗?”

杨伟东:“对,对。第三卷就是‘红二代’,所谓的‘太子党’吧。”

主持人:“‘红二代’里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您是怎么选择的呢?”

杨伟东:“只要是接受采访,我都采了。其实我采访了将近五十多个人,这‘红二代’其实不应该界定说完全是‘太子党’,也有他的父亲的职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师团级的那种干部,也是所谓的那时候参加共产党,最后离休的。(被采访者)是个艺术家,(也是我)采访的一个样本,来放到整体‘红二代’里去。基本上这三卷构成就是这样。

第四卷其实是……因为我向政府官员都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国务院直属的86个部门的正部级的官员发了两次邀请,还有106所大学的校长发出了邀请,结果没有一个人给我回信,就等于说是在政府这个层面上没有人出来接受采访。”

*杨伟东:港人和大陆方都谈《基本法》,但解读为何不一致,是诱发采访一原因*

杨伟东:“所以,在一丶二丶三卷出完了以后,从2011年开始的这种感受丶在香港的这种感受,就萌生了我要采访香港(人)。正好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才开始逐步有了这种声音,就是(关于)普选的。香港人说‘按《基本法》办事’,大陆那边呢,也是说‘按《基本法》办事’。但是《基本法》到底是什么,大家是怎么解读的?为什么不一致?对这个法的理解不一致。这是诱发我采访的一个原因。(声音又更不好)”

主持人:“我们再说几句,如果再不行,我再重拨。

您刚才讲,从《香港基本法》这个情况,您感觉到听到香港的声音,所以您希望能够把到底香港人想什么展示出来,那么您是怎么选择采访什么人呢?”

杨伟东:“我就尝试一下给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七十个议员我全都发了邀请信,包括(给)梁振英也发了丶曾玉成也发了。梁振英给我回信了,说谢绝采访。包括曾玉成也是如此。但是有8个议员同意接受采访。

这样呢,我在一年零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二十个人,第四卷就是以这二十个人为整个访谈的内容。”

主持人:“您是电话采访呢,还是到香港去?”

杨伟东:“我是到香港。这个采访有视频,有录音丶有照片。”

*杨伟东:四卷出版共采访三百七十多人,已收入一百零五人谈话*

主持人:“那您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视频怎么处理呢?”

杨伟东:“我现在已经采访了三百七十多人……”

主持人:“您指的是为这一卷还是整个的?”

杨伟东:“整体的。这三百七十多人都是,我有照片丶有录音有影像。”

主持人:“您说已经采访三百七十多人,到目前为止四卷里容纳了多少人的谈话?”

杨伟东:“105个人。”

主持人:“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的谈话,按人头算是在里边,先不说谈话的全部肯定不会都包括,对吧?”

杨伟东:“对。”

*杨伟东:前三卷采访提问与第四卷香港卷提问的相同与不同*

主持人:“在前面的三卷,您对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问同样的问题,然后看他们怎么回答,而这个第四卷是问香港的人,是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您也是问同样的问题……还是不是?”

杨伟东:“同样的问题占百分之八十五……”

主持人:“(声音)又不行了。您听我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杨伟东:“对。”

主持人:“但我听您的话,有至少三分之一是被弄断了的。”

杨伟东:“我(采访香港人)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在香港这个问题上,我又加了几个问题。”

主持人:“您先说百分之八十五那一样的问题,您简要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杨伟东:“比如说,‘你怎么样去看待人性?’‘你怎么去看待历史?’‘你怎么样看待信仰?’‘你怎么样看待中国大陆的选举?’这是基本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我就加了几个问题:如,香港……你们喊了半天民主,我就想问一下,‘九七年以前跟九七年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问了所有的人。问他们‘怎么看占领中环’?当时是没有行为的。(听不清)……口号。”

主持人:“当时只是计划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是不是?”

杨伟东:“对。我问了他们‘怎么看这个口号?’我问的‘今年是六四二(断)……’我问了‘关于六四……(断)看’的问题。”

主持人:“(声音)又不行了。完全是干扰这个采访。现在‘六四’ (声音)有,‘二十五周年’(声音)没有,我知道您在说‘二十五周年’,但是没有(声音),其它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杨伟东:“有一个是‘中共1997年的时候对香港人民的承诺是否兑现了?’这是基本上我新加的问题。”

*杨伟东:我为什么要问香港人“中共1997年的承诺是否兑现?”因我的家庭故事*

我为什么要问‘兑现’的问题?是因为……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因为我的祖父是中共的烈士,我们家有一张中央政府给我的父亲颁发的《烈士证书》,我把《烈属证书》上的内容给您背一下——

‘查杨梓材同志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其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享有社会上之尊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对我们全家的承诺,他没有兑现。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在延安保育院丶延安保小中共干部子弟学校长大的,一直到大学毕业,是共产党培育起来的。”

主持人:“马背摇篮的一代?”

杨伟东:“对,对。包括我母亲。我采访我母亲的时候她说‘我们那时候上学,就是要作一个诚实的人,作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母亲我父亲都做到了,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可以说一句真话?这是在过去包括我在内,在共产党教育下都是要叫我们去讲真话的,现在讲真话,我父亲的命没了!

就是因为我母亲在七十年代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抵制兴奋剂嘛,造成了我们整个这个家庭,我母亲的工作待遇……包括我的弟弟工作给丢掉了,我妈……可以这么说,是在国家体育总局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生。

所以,我才问到香港(受访者)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的时候对香港人的承诺,是否兑现了?’”

*杨伟东:2012年出国曾在机场被阻,近年去香港面对面采访都未受阻*

主持人:“明白了您为什么加这个问题。”

杨伟东:“后边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宪政的问题他们是怎么看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称里边‘共和’两个字,大家是怎么理解的,我就想看看大陆的人对这个‘共和’的理解,跟香港人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那现在这个制度就会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您去香港采访几次,都顺利吗?过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您有一次想要出国没有成行。”

杨伟东:“那是2012年的4月18日。”

主持人:“那次是在什么地方阻挡的呢?”

杨伟东:“是在飞机场。”

主持人:“后来您去香港,包括这次采访中间有没有受阻?”

杨伟东:“没有。”

主持人:“您采访所有香港的人,都是面对面采访吗?”

杨伟东:“对。”

*杨伟东:采访中印象特别深的人和事*

主持人:“想了解您书的概貌概况,也想听听您做书的背景。您和受访者这次打交道,与前三卷不同,他们的背景和采访地点都不同,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事情想讲讲吗?”

杨伟东:“我想讲一个……有个出版人,叫陈愉林,是‘五七出版社’的总编辑。他是一个‘右派’,1989年以后去的香港。我就问他‘您在国内,在上海就已经是副局级干部了,应该算个高干了,你为什么……(听不清楚)这些待遇以后到香港来呢?’他说‘就是自由’。

我觉得这个……我去香港,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新书若干访谈篇题目和观点介绍*

在书中,陈愉林先生受访篇的题目是“我不认为香港会大陸化,我却认为大陸迟早要香港化”,他在其中谈到“当今社会最需要的是真相,包括历史真相和现实的真相”。

香港立法会议员丶大律师公会主席梁家杰先生受访篇的题目是“把香港的价值丶香港的制度保留下來,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參考”,其中说“ 政治我想都应该服务於人性”。

香港立法会议员单仲偕先生受访篇的题目是“ 占領中环是绝望中的一个希望”,其中说“国家的利益也不能够取代普世价值”。

香港大学副教授丶“和平占中”三位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先生受访篇的题目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说“必须让整个管治制度改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结束自己的共产党专政统治做准备。”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先生受访篇的题目是“ 一个政府不应该制造恐惧,当这个政府制造恐惧的话,这个政府就应该被推翻”。其中说“未来的两年,整个香港的焦点都在政治改革上了”。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于硕女士访篇的题目是“香港的本土价值正是人類的普世价值:自由丶公平丶法治丶正义”其中说“我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思考都是从‘六四’才开始的”。

*杨伟东:从受访者于硕教授的“六四”经历,想到我自己“六四”及其后经历*


杨伟东先生说:“于硕是因为‘六四’后来流亡到法国的一个社会学者。她就给我讲了关于‘六四’的……因为我就是‘六四’的一个受害者,我是‘六四’以后。开学以后,后来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嘛。”

主持人:“那您被开除当时在哪个学校,读几年级?”

杨伟东:“我当时在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二年级。我从1989年被开除以后,因为首先要生存嘛,我得每天都得挣钱嘛,后来放弃了……原来学油画,后来(听不清)……建筑,室内设计。”

*杨伟东:黄毓民议员提出我没想到的问题,近日计划访台会问台湾人*

主持人:“刚才您讲到香港的自由,讲到您个人的经历,然后讲到自由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我们还回到刚才的话题,您接触这么多受访者。您特别印象深的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杨伟东:“我觉得黄毓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他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好这个问题呢,我会在马上要去台北……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会问台湾人。黄毓民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也是媒体人。他曾经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后来退党了。他原来是媒体做评论的,他提出一个问题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他说‘现在中共开始握手了,开始合作了……’”

主持人:“他说的‘中共开始握手’指的和谁握手?”

杨伟东:“就是国民党跟中共握手了,又要谈统一了,又要合作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国民党杀了很多共产党人,但是中共执政以后,‘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丶‘五反’也杀了很多国民党人。这些人就白死了?而且你怎么去面对这些家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是整个这个(采访)过程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么一个……他问这个问题,说出这话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

但是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就想这件事,马上就可以想到远征军,去缅甸二战时期的远征军,后来遗留在大陆的这些士兵,生活很悲惨。但你国民党怎么去对待这些人呢?他也是中华民国当时的军人嘛!

这个就是后来我想转变成一个问题,去问台湾的那些官员和包括一些国民党人。”

*杨伟东:前三卷受访者都签了《承诺书》,香港卷受访者都拒绝签《承诺书》*

主持人:“您谈到有一些在采访中让您意想不到的事情,同时又启发了您进一步的去扩展您采访的题目,关于在采访过程中有些让您预料不到的事情,还有没有?”

杨伟东:“如果要是说大的意想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的谈话要比大陆人放得开,敢说,也不太计较后果。

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每一个人我都要跟他签一个《承诺书》的,但是在香港,人家就拒绝了,他说‘你随便发就可以了,只是你在发之前给我看看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主持人:“您既然提到了在大陆采访要做《承诺书》,您能说一下《承诺书》主要是做什么承诺吗?”

杨伟东:“一个就是我要针对每一个人在访谈结束之后,当时我就要把录音和录影给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让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要对他(说)的负责;我问的是什么,我要为我自己说的负责任。

第二,我们整理出的文字以后,把原始版文字要给他,他过目以后,审阅以后他同意出版了,我们就出版。这等于说第二个承诺。

第三个承诺,就是我们在剪辑影像的时候,我们剪辑成什么样,如果涉及到他了,会把涉及到他这块儿要给他,他要是同意让我们用呢,我们就用,不同意呢,我们就可以拿下这个关于他的访谈。

第四个承诺,就是我们跟媒体合作如果涉及到他,我们会马上告知他。

就是这四个承诺。”

主持人:“您想到做这个承诺书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杨伟东:“我原来是做商业的,也是做生意吧,我觉得因为要采访各种各样的人,这样会……这里面有肖像权丶有个各个方面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对每个人权利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会触及到一些权利问题的时候,会出现纠纷的话就不好了。所以在之前,我会把所有人的……都要先把《承诺书》给他,他要给我一个回执,同意接受采访,而且他要把他同意出版的这些权利,比如说影像的权利,都要给我,我才能够出版。”

主持人:“那后来在香港,您的受访者中有多少人签了这个《承诺书》?”

杨伟东:“没有一个人签,他们说‘你拿去吧,我为我说的话负责任,而且我既然说出去了,就不怕登出来。所以我采访的这20个人,这一卷是唯一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出版的,全都同意了。

我访问的20个人,8个人是立法会议员……”

主持人:“(为这卷)所访的人都收入了。没有没收的?”

杨伟东:“对。”

*杨伟东:“一人一票”,港人要的“真正普选”和大陆方所说“普选”的差异*

主持人:“这卷书如果请您归纳的话,您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一些谈话内容的要点,还是亮点,您会首先向我们介绍些什么呢?”

杨伟东:“我觉得就是‘占领中环’他们的回答其实就是要要求一个‘真正的普选’。他们所要的‘真正的普选’,通过采访我才真正明白了,香港人所需要的‘真正的普选’,就是一人一票选特首丶选议员,但是大陆这边就是说,(笑)你要选特首的话,得有一个一千两百人的审核,才能由这一千两百个人里头选出,所以这里头那个差异……我的来理解就是,他们那一千两百人他们(听不清)……了两个丶三个人,完了以后再由全民选。”

主持人:“这样的话,香港人提出了‘真普选’,定义是两层意思,第一是‘公民提名’,第二是‘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假如是在候选人圈定在极小范围内一两个人的话,这个一人一票,和公民提名的一人一票,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杨伟东:“对,对。”

主持人:“所以现在香港人‘真普选’的要求集中在八个字‘公民提名丶一人一票’。这样就不是由……”

杨伟东:“对。

*谈到香港“普选”,电话被断掉,再打通后,双方听不清*

主持人:“不是由哪怕一千多人啊‘界别’啊什么……(电话里咚的一声响)喂,”

电话断了。我又拨打,拨通。

主持人:“又在谈香港(时断了),您在编书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占中’,当‘占中’开始以后,您有没有到过香港?”

杨伟东:“喂,我没听清楚……我没”

主持人:“现在(您)连我这边也听不清了?……”

杨伟东:“我没……啊,啊……”

主持人:“我是说您在编书的过程中,‘占中’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您的访问中也有这个话题,那么真正香港占中开始的时候,在最近几周您有没有到过香港?”

杨伟东:“没有。其实我每天在看微信,有很多香港朋友发的微信在我这个朋友圈,我能看到照片,能看到他们在说的是什么……(电话杂音)”

主持人:“喂,您怎么看这个局势发展?”

杨伟东:“我觉得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但是中共不会让步的,这是给我的感受。”

主持人:“那您和您访问过的港人在这个期间,最近这十几天来,有没有沟通?”

杨伟东:“没有。因为……(电话杂音)”

*杨伟东:警察因我计划访台已找我谈两次,我说“尽量不激怒你,来完成我的采访”*

主持人:“又听不清了,您说。”

杨伟东:“警察因为我关于去台湾这件事,他已经找我谈了两次,关于……(听不清),让我谈我怎么看香港的,我首先第一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支持他们,但是我要完成我的这个(听不清)……,我肯定不会站出来,像那个……宋庄被抓了十几个艺术家,他们来支持香港,我说‘这个行为我肯定是不去做的,因为我不想触及你们的底线,我尽量不激怒你,我来完成我自己的采访’……’(声音不清楚)”

*杨伟东:四卷都是真人说真话真实的声音,我尽量在有约束的框架内真实记录*

主持人:“我听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再提更深层的问题了,我只是提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这个第四卷马上就要面世,在这个时候,您觉得如果您要向读者介绍这本书,希望他们看这本书,您会怎么说?”

杨伟东:“我觉得我所有的一丶二丶三丶四卷都是每一个人真实的声音,他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说一句人话。”

主持人:“您是指的记录的真实?”

杨伟东:“对,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对我来讲还是有约束的。我尽量在这个约束的框架之内丶范围内,我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真实的记录。就是这样。”

主持人:“我也要真实的告诉您,我今天采访中提的一些问题,希望能达到的深入细致程度都打了折扣。我经历过和‘六四’难属(采访)的三次断掉,都有过,每一次断我也会放在节目里,让大家听在哪儿又断了,在哪儿又开始了。这一次也算是与往常不同的一次,把很多的话都弄断。

我们就说到这儿。谢谢您!谢谢!再见!”

杨伟东:“好。再见!”

*10月18日上午,杨伟东先生告知外界,他被限制出境,台湾之行不能成行*

听众朋友!在本节目播出前三个小时,杨伟东先生告知外界,他已经被限制出境,计划中近日的台湾之行,不能成行。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丶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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