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年代”示警:周勍和他的《民以何食为天》(之一)

由作家周勍先生所著《民以何食为天 ― 中国食品安全透视》获得2006年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该书是作家周勍先生“透支年代”实录系列之一,该书早在“毒饺子”、“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问题爆发前一、两年,就以大量调查结果为依据,向世人发出警号。现在他应邀在德国访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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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周勍著《民以何食为天 - 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一书封面
图片:周勍著《民以何食为天 - 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一书封面
Photo: RFA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9,02,14)

*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被译成越来越多种文字*

近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关注。一本两年以前在德国柏林获得“尤利西斯”优秀报导文学奖的周勍先生所著《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正被译成日文、意大利文等越来越多种文字在各国陆续出版。

*“透支年代”示警,周勍:如果吃喝都成为高风险的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民以何食为天》是作家周勍先生“透支年代”实录系列之一,该书早在“毒饺子”、“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问题爆发前一、两年,就以大量调查结果为依据,向世人发出警号。

周勍先生在该书简短的“前言:系于口舌之间的民族命运”中写道:“钟南山院士坦言: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常此以往,50年后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

周勍先生在他的书中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如果都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作家周勍:食品不安全,谁为将来发现的疾病“买(埋)单”?*

周勍先生因为出版这本书,在国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现在他应邀在德国访问,接受我的采访,先谈了站出来讲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因。

他说:“我之所以能出来讲,就是我对中国食品现状的绝望。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是一个父亲,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人。在我们国家,几万分之一的人才能吃‘特供’,普通老百姓随时都面临着食品不安全的威胁。而且食品不是毒品,毒品一吃毒死人,马上警察会抓你。食品里面的化学添加剂是在天长日久之后才在人身体里发酵、病变、不断裂变。这样,对这个国家民众身体非常可怕,谁来为将来发现的疾病买(埋)单呢?”

*周勍:写书为使读者了解现状,规避风险,改变现状*

周勍先生简要介绍他的《民以何食为天》说:“我觉得这是让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食品现状的书,也是提供自我保护的书。我不是为把丑闻剥开,我在中间也大量附录了很多如何防止不安全食品的一些方法,是四年多我从各种食品专家、医学专家手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对执政者来说,真有执政理念、理想的人,你一看这本书,知道中国食品怎样改,是非常简单,不是很复杂的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使你了解中国食品现状。

我一直在讲,地球是一个村庄,现在东头感冒,西头就打喷嚏。中国的毒食品对全世界人也会构成危险。你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怎么来规避危险。我也提供了你作为一个西方政府或个人,怎么协助中国政府改变食品不安全现状的一些方法。”

*仲维光“序”:一系列透支如釜底抽薪,民族、国家、山河失去了基础*

在德国的学者仲维光先生为《民以何食为天》一书作序,序言中说:“为写这本书,周勍花了两年多时间,为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城市乡村、天涯海角,亲自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和访问。结果令人震惊,我们这样一个以‘美食文化’著称,几千年来推崇忠孝礼仪廉耻的民族,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的。为了求生和金钱,美食也罢,礼仪廉耻也罢,在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都遭到彻底的蹂躏。食品污染、毒化已经几乎无处不在。你吃的猪肉是用有毒的瘦肉精催发的,面粉有添加剂,水果有催熟剂,甚至驰名中外的咸鱼和泡菜的泡制,为了制作更便利居然使用了剧毒的‘敌敌畏’”。

序言中还说:“《民以何食为天》只是周勍一发不可收拾的计划要写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立足于神州大地的周勍的目光,早已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透支的年代。眼下这种食品不安全的现状,是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正是这一系列的透支,犹如釜底抽薪,使民族、国家和山河失去了基础...”

*学者仲维光:周勍语言干净,把握问题准确,不惧危险*

序言作者仲维光先生谈对《民以何食为天》一书最突出的印象:“周勍是这几年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年轻人。他1965年生,比我小将近二十岁。看到这本书我很奇怪,书里几乎没有共产党社会文化和知识界那种假大空特点――微言大义,知道一点儿,马上就发挥,说大话、用些形容词虚张声势。

周勍《民以何食为天》里的语言非常干净,谈的都是些具体事实。周勍并不精通外语,到底为什么他的语言和思想能这么干净?到今天也还是个谜。有的人离开大陆那个封闭社会到西方以后,生活多年都达不到这程度。

所以,看了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写书序,我当时就答应了。

第二我很奇怪的是周勍把握问题的能力...从现象到造成它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周勍把握得都非常准确。而且这些常常涉及比较敏感的问题,甚至是带有政治性的危险问题,周勍并不回避,而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把这些问题说出来。

周勍对政治活动并不很感兴趣,但是涉及到政治的时候,他毫不畏缩。例如,在《民以何食为天》这本书中,周勍看到食品污染问题,将会涉及到中国大陆社会的安定、以后的动乱、甚至涉及到共产党政府统治问题。周勍毫不畏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要求一般民众注意到食品污染关乎健康、环境因素、整个民族未来发展;他也向共产党政权提出,如果你们不注意食品污染,这个问题大了的话,会危及到你们的统治。他也向其他人提出,食品污染最根本在于这个制度、这个社会栽下了很多造成不可避免的食品污染的原因。

我觉得周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客观真实所应该承担责任的毫不畏惧。”

*周勍:从“六四”坐牢,办报纸,到作“口述历史”访谈*   

当我请周勍先生谈谈最初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从1989年“六四”后坐牢说起:“我1989年被关监狱时,觉得好多事很荒唐,很大一个事件过后,几乎没留下任何声音。从监狱出来,我作第一份报纸《历史故事报》,发现非常可怕。我们所知道的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的说法可能都充满了荒唐和谎言。”
主持人:“对您1989年之前,能不能作个简要介绍?”

周勍:“1989年前我一直写小说,1984、1985年出过第一本书《终南山的传说》。那阵文学比较热,觉得自己也是所谓年轻有为。1989年我逃亡几个月,后来被关到监狱,判了两年,然后我越狱,又加了八个月刑。出来以后,1995年开始办《历史故事报》,发行多的时候,有十多万份。我创办这报纸,是承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报,中国没有自由办报的可能。因我承包,最后国安当面跟我讲‘一份发行十多万份的报纸在你手里掌握着,我们领导睡不着,领导的领导都睡不着。如果你给你的报纸全印上共产党万岁,我们领导都觉得你寒碜共产党’。这个报纸我就作不了了。

后来到深圳,大概1997年又作《经贸报》,一年左右,发行两万份,最后也是有关部门在找,我自己就离开了。

后来去了俄罗斯、去美国待一段时间。我当时在美国,跟一个口述历史学家聊天,他一句话打动了我――‘口述历史就是让普通人进入历史’,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所有的历史,比如1976年以前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以外,基本上那个时代几亿人就白活过了。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在历史上,普通人基本不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我回到国内就开始作‘口述历史’,到现在大概音像资料有一千多个小时。”

主持人:“访问的都是些什么人?”

周勍:“可能也比较偏,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反右’时一些边缘人物、上访的民工、上访的农民、也作一些学医学当了院士的科学家,都算比较特殊的人群吧。”

*周勍:被谎言掩盖的历史与现实*

我发现常识性的东西经常会被谎言掩盖。比如,我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每省找五个农民,电话或见面访谈,是抽查,根本没有任何意向。所有农民一张口就说‘三年自然灾害’。我紧接着问‘当年你记忆中下大雨了没有?发洪水了没有?出蝗虫了没有?’回答‘都没有’。我说,那为什么会叫‘三年自然灾害?’他们说‘大家都习惯这样说’。我们的历史已经让习惯的假话整个从名词上就篡改了。”

主持人:“您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周勍:“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的非常少。开始就访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我想让证人走回历史的现场。比如给西安那个老人林牧。。。可能唯一是我给他作过一生整个过程的访谈。还包括像胡风集团的一些人,更大部分是普通人,不是事件核心,他们也可能离历史真实更近。”

主持人:“其中有多少已经成书成篇了?”

周勍:“现在成篇成书的还没有,这在大陆无法出版。我会寻求在海外作些出版,但想法不大,因为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要让中国人看得到。”

主持人:“您怎么从关注历史转向现实,从以人为线索到关注食品?”

周勍:“作口述史,现代历史我也关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到现在,我把它定义为‘透支年代’。所有的...对资源的透支、对人情、亲情事故,所有的透支非常可怕。我当时就想找个‘切入口’作个小麻雀,解剖这个社会。”

*周勍:从关注“精神消费”到关注食品危机*

周勍说:“原来想作‘中国人的精神消费’――我们从小学的什么课本,一般家庭订的什么报纸,看的什么书。。。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小学学的课文《周恩来窗前的灯光》,到我儿子上小学,几十年过去,还学这课文。我当时相信周恩来可能工作一夜,我儿子比我聪明些,说‘周恩来工作一晚上,什么时候睡觉?’我突然。。。我说‘跟不跟爸爸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就跟一些朋友谈,说想作个‘中国人的精神消费’这样题目的的东西。他们说‘哎呀,还精神?咱们吃的都是垃圾’。就这样,才导致我对吃的东西开始关注。

原来没有想到‘吃’这么危险,充满这么多危机,也没有想到要通过揭黑幕...主要是觉得吃和每一个人都有关联,而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和社会的管理阶层、和资本、市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这样的介入。”

*周勍:越陷越深,感谢帮助我的人,也经历打压与威胁,危险感比“六四”被关监狱都强烈*

主持人:“能不能从总体上描述一下,您为了写这本书,通过哪些步骤,访问范围,让我们对过程和规模有个了解?”

周勍:“开始想把它作为社会学范本来作,有些必要的调查。我在2002年以前对食品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基本一片空白。首先熟悉这行业人员,大学食品专业和相关科研人员、检疫、检测部门的人...我那本书上也说,感谢这批人给我提供了帮助。

在这过程中,越陷就越深。到现在,单是和食品有关的书籍资料总能看过一、两千万汉字了。

至于访问过程中,最大困难来源于我身份不明。因为在中国你必须是个记者,采访如果出了什么事还能有个保障,起码你拿个介绍信,有人接待你。

我自己处于政府打压过程,内心恐惧;另外是来源于黑食品制造商,或者是要去的那个出现问题的地方、政府的威胁。

主持人:“什么样的威胁?”

周勍:“我觉得最大威胁方式就是中国目前权力和资本的勾结。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报告文学》把我这书摘了八万字发了以后,当时江西省的工商局就请去我去作个《民以何食为天》的演讲,说他们出机票,给当地食品制造商和管理工作人员讲讲。我觉得挺不错,当我决定去,明天准备要去,机票都给我了,接到一个电话说‘周先生你不要来了,机票我们还给你报销’。

事后知道,举办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商,就是我书中介绍的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他们为什么要出钱让当地工商局出面举办这个活动呢?因为出了丑闻。不是为了研讨食品安全,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给自己洗白。他们当时就对主办方说,我要去,他不能保证我的安全。而且本来这个会上还买了几百本(摘发我书稿的《报告文学》)这杂志,我要发给与会者,他们就拒绝给这个会议赞助。

这种所谓的危险,如果发生了,都不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你一直感觉可能要出事,而没有到来,这是最大的危险。我从2002年下半年以后到现在做这件事,这种危险感一直比过去‘六四’关监狱以后那个危险感都强烈。”

*周勍:2004年预警“下次食品灾难将在儿童食品,工业添加剂过量”,体制锈死成灾使人绝望*

周勍先生说:“这书出来,在外面获奖,我不断在媒体讲,一些部门会觉得在败坏所谓国家利益,败坏国家的面子。我一直强调,一个成年人,别人给你脸上抹不上黑,抹上黑你随手也可以擦掉。真正脸上有黑的,是自己给自己抹的黑。

如果警察来抓我,我都会笑着跟他说‘你真的很傻,总有人得讲,抓了我,你和你家人的安全可能也失去了一份保障。”

主持人:“在这种工作量和压力都比较大的情况下,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周勍:“强烈的就是对中国现在政府和当局的绝望。2004年我的书已经说‘下一次食品灾难将会在儿童食品,包括奶粉...工业添加剂过量导致更大的灾难’。现在文本在那儿放着,而且这本杂志当时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买去,放在给中央最高当局看的一份文件里,据说当局所有头儿都批过字。结果呢,没有过两年,发生了这‘三鹿’更大的灾难。”

这就让我对这样一个官僚机制彻底锈死那种绝望。你要说他们不知道也好,他们都知道。”

*周勍:不同制度面对问题方式的比较*

周勍先生举例说:“比如,一个好的制度,美国1905年时,食品安全状况比中国现在更差,当时一本书《屠场》就改变了美国的食品现状。美国当时《食品安全洁净法》出现,都跟那本书有关。  

而我自己这本书带来的是...2006年我要去意大利,相关当局找我谈话,拿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了我的一万多字的文件,寄给我,要挟我说‘我们不管你怎么拿到这个东西,上面有秘密,就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我们就可以判你三年刑’。

这就更激怒我应该讲出来,因为靠这个机制和政府是无法解决这问题的,下一个灾难可能随时会出现。”

*周勍:我真不是有勇气的人,‘前面真的是个坑,你得绕着走’*

当别人称赞周勍勇气的时候,他说:“我真不是有勇气的人。这就像我看见前面一个坑,掉下人,一个把腿摔断了,一个把命要了,我眼睛闭不下说我没看见,我也没有能力填掉这个坑。那么就得跟后面人说‘真的是个坑,你得绕着走’”。

主持人:“您从着手调查采访,一直到出第一个版本,用了多长时间?”

周勍:“从2002年到2006年获‘尤利西斯’报导文学奖,中国的工人出版社就把它出了,删去了三分之一 。”

主持人:“您有没有粗略统计走访了多少单位,采访了多少人,跨了多少领域?”

周勍:“一是确实多得我无法统计,另外到现在一部分人我还是不能讲出来。领域像政府部门、工商、农业部、食品安全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一些基层管理部门、食品生产者、大型超市、街头小贩、养鱼的、农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一些报道过食品的媒体人。。。我能作到现在,也是有非常多人的支持。”
周勍先生谈到:“我通过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介绍比较大的南方一个城市工商局局长,一把手,说他们有一年春节前查出大量‘民工粮’,就是中国国库把粮食放到一定时间,发霉了,新粮食换进去后,出来的非法便宜卖给农民工。卖的过程中,霉菌对人就有伤害。为了好看,卖以前把大米用工业石蜡抛光,看着很漂亮鲜亮,实际工业石蜡是严重致癌物质。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认为‘民工粮’跟自己没关系,实际上这些粮食真正进了大机关、厂矿和学校。这位工商局长跟我说,他们查出一大批用工业石蜡炮制过的‘民工粮’大米,市委书记给他打电话说‘这是最高政治,你再敢把这事披露出去,麻烦和危险你自己想象不到’。

你看共产党官员里也有很多人...切实伤害到自己,他也会疼,他说‘我孩子也在大学上学呀’。            
我最反感XXX打叉叉这样的写法,但这是个非常矛盾的过程,有些写出来,将可能给提供素材的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不直接写出来,真实性就非常差。

所以,我觉得中国食品的环境跟其它所有问题一模一样,你不敢往深里踩,一踩进去,那种真相都会让你瞠目结舌,无法面对。”

*廖建龙博士:日译本在日本反响很大,到去年发行了五万册*

主持人:“2006年工人出版社删去三分之一出版后又出过什么版本?”

周勍:“2007年三、四月份在香港出中文版。2007年9月底,日本‘草思社’出了日文版。10月1日我去了日本,主要媒体我都见了。”

我采访了日文本译者、住在日本的翻译家廖建龙博士,请他谈谈是怎么想到翻译这本书的。

廖建龙先生说:“2007年春天我在香港的杂志发现周勍在德国受奖了,中国食品的事情...我在网上找到,就联系,跟他通电话说‘你给我翻译嘛!’2007年世界上食品方面还平静,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外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把他的书拿到看了很有趣,10月就把它翻译成了,在日本‘草思社’出版。”

主持人:“日译本书名是什么?”

廖建龙:“《中国的危险食品》,影响很大,因为他这本是2006年的,2007年发生的宠物(从中国进口饲料添加剂有毒)的事,他没有写,我就要求他加上这些问题。我跑到北京采访他,把采访记事加在这个译本中――周勍这样勇敢,整天给人监视,但他还是一直不客气、他的身世等,都加在书里面。

这本书出来,反响很大,到去年在日本发行五万本哪!”

*周勍:正在陆续翻译、出版的各种文字版本,网上可看中文版*

周勍先生继续谈不同文字版本:“2008年5月出了意大利文本,第一次印了三、四千,现在已经开始加印。欧盟现任主席看了,写了封短信,让办公室给这个意大利文出版社写了四页英文信,非常肯定这本书,而且觉得对欧盟的食品安全方面问题改变有很大好处。还有意大利农业部长,也对这书发表了很长的评论。2008年9月,出了韩文版,四千册,几个月以后加印。

另外台湾2007年11月也出了,书名《中国大陆食品污染》,已经加印过三次。

中国的危机食品,最大的危机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日本这本书都能卖五万册,中国大陆为什么印一万册就没有了?这也能看到问题。”

主持人:“除了以上这几个版本外,网络上中文可以全文看到这本书是吧?”

周勍:“对。一出来我就免费放到网上,希望大家都来看。

目前正在翻译中可能8月份能出来的是德文版,而且是德国比较大的2001出版社。法文版和瑞典文版正在谈,英文版...可能三、四月份我要去一趟。”

*周勍:感谢老友马建和他的太太伏罗拉(FLORA)*

主持人:“实际上英文版已经译好了。。。”

周勍:“对,对。”

周勍先生在《民以何食为天》“后记”中写道:“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友马建和他的太太伏罗拉。马建给了我朋友间的友爱——在人人自危的季节里他曾经说过‘有我一年吃的就有你半年的粮食’这样重量的话,可他说这话时却平静的有点不经意。而他的太太则应‘尤利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评委会之邀,把我的这部书稿出色的翻译成了英文,使我有了进入另一种话语体系的机会。”

*作家马建:推荐这本书,我让太太帮忙译成英文*

我采访了住在英国伦敦的作家马建先生,他是获得2008年纽约图书推荐榜排名第一的小说《北京昏迷》(《Beijing Coma》)的作者。

马建先生谈他与周勍的相识:“我认识周勍起码有十八年了,当时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到了北京,没有人敢理他,我就给他找了个旅馆,以后他就把我当成他的好朋友。我一直比较关注他,‘六四’的这些大学生里,他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以前也是作家班的。他的《民以何食为天》是我太太帮忙给翻译,这本书最后在德国获奖。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一是对他的写作比较有信心;第二我也想到,他的书谈的是个焦点,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就让我太太帮忙翻译出来。我太太是英国人,叫伏罗拉(FLORA)。

翻译过程我给它(这书)作了大量删节,更像一个文学的文本,这样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不喜欢太多的形容词、太多个人观点,希望得到一些事实。”

*马建:敲警钟――食品污染、道德污染…没有监督的体制,污染一直会存在*

主持人:“如果要谈到这本书的价值、从报导文学角度评价写作特点,您愿意从哪些方面谈谈?”

马建:“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当时切入点是人们不断对中国食品的质疑,从‘有毒食品污染’也可以往整个中国人的‘道德污染’方向去发展。因为目前在中国这种体制下,政府在撒谎、你也不能怪老百姓撒谎,大家都要生存。从医院到教授,我也很难碰到一个...或很难接触到一些很真诚的事情或很真诚的人,你不能指望农民的产品就是可靠的了,他们也需要生存。所以在食品污染的背后,你发现官员、政府的体制...就像一块大饼,大家都在围着它吃,农民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毒奶粉’事件出来以后,人们更加关注食品污染问题,但是早在这之前好几年,这本书就已经出版了嘛!而且这本书当时也已经一不小心传到那些中央委员一级的干部手里,他们也都看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能对这个社会起到敲敲警钟的作用吧!因为不止是谈论食品污染,也谈到背后的官员,背后这种没有人去监督的体制。这种污染会一直存在,就像没有民主,或没有人权,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政治体制的腐败问题一样。”

*马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无论大城市如何漂亮,也不是中国的漂亮*

主持人:“从这本书的分量、成书的难度方面您怎么看?”

马建:“这个我想跟周勍的经历有点儿关系吧,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多年关注点一直放在农民、下层社会,这些受迫害不被注意到的阶层。特别是周勍从共产党的劳改营出来后,他接触的朋友,他所相信的一切,可以说都集中到这个点上,就是为下层社会鸣不平。

我想,周勍还是个有道德理想的作家,关注点永远是一个讨论的价值问题,人生价值,包括信仰,很多东西在背后,都是可以讨论。他在选择这个题材以前,出过书,我也给他写过序,主要也是讨论比如户籍制度等,很多问题基本还是倾向于农民问题,在中国叫‘三农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共产党那些所谓‘二十四个大城市’变得无论如何漂亮,那也不是中国漂亮。”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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