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4月30日，西藏自治区、印度北部以及藏人居住的中国省份的藏人参加了比赛、节日和书法展览，以纪念4月30日藏文书法日这一天。此举是在中国禁止儿童使用藏语之际做出的。此外，人权观察在近期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官员正在有计划地利用极端形式的压力胁迫藏族农牧民迁离其长久居住的村庄。报告称数十万藏人被迫搬迁，虽然中国官员承诺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事实证明这是不真实的。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一同来进一步了解情况，相关人士的谈话录音由人工智能生成。
多年来，在中国限制和禁止使用藏文的情况下，藏文书法日一直是藏人保持其语言和遗产活力的一种方式。
位于印度北部甘托克的藏语保护委员会致力于保护藏语，该组织通过组织书法比赛来庆祝这一天。
甘托克地区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主席丹增才培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敦促流亡藏人保护和保存我们宝贵的藏语。”
西藏各地的藏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他们的藏文书法作品和意见以及藏语的意义。
西藏和中国藏族地区的一些寺院与教育机构组织了这一天的纪念活动。 300余名与会者齐聚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4月30日，身着深红色袈裟的佛教僧侣聚集在青海省仓果贡贝尼东扎西曲果林寺，用毛笔、墨水和纸展示他们的书写技巧。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书法协会还在各县学校组织书法展。
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藏文使用和学习的限制，以促进教科书和教材使用统一为名，关闭了西藏的私立藏文学校，并在学校加强了汉语教育。
就在最近，中国四川省藏族聚居区的学校禁止学生说自己的母语，此前该省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藏文书法日于2017年在中国西部的青海民族大学举办藏文书法会议后开始。
4月30日这个日子的意义在于它的数字表示：数字4代表藏文中元音的数量，而30则代表辅音的数量。
鉴于佛教对藏人的重要性，藏族书法的许多传统都来自寺院僧人书写的宗教文本。
尽管甘托克没有专门为儿童开设的藏族学校，但那里的青年大会于 2018 年启动了周日学习项目，教孩子们如何读写藏文。
周日课志愿者藏文教师次仁顿珠说，这一天不仅仅是纪念藏文书法和举办写作比赛。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们还必须将藏文字母、元音和藏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为它代表西藏的丰富性。”
西藏著名藏族书法家白玛簇成在成都举办了白玛金笔大赛，吸引了来自西藏各地的近百位藏文书法专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共同探讨藏文书法的意义。
他表示，此次大赛旨在保护藏文书法的丰富遗产，并为参赛者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
在西藏各地藏人提交的1200多幅书法作品中，拉萨居民顿珠诺布荣获大赛冠军。 佛教学者、词汇学家、西藏信息技术的领先创新者格西洛桑莫兰 (Geshe Lobsang Monlam) 说，“书法对于保护西藏独特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同的书法风格，我们可以理解1000多年前的文字。 尽管西藏境内存在多种方言，但这些藏文书法促进了我们彼此沟通和理解的能力。”
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都庆祝藏文书法日这一天。
4月26日，美国致力于促进藏语使用和识字的志愿非营利组织“喇孜项目”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南亚中心和东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一场藏族书法艺术活动。
2018年，喇孜项目在纽约举办了首届西藏境外书法日活动，并随后在法国巴黎和夏洛茨维尔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举办了书法展。
此外，在过去的七年里，扎西和他曾经的游牧家庭被强行从西藏草原的祖籍地搬迁到西藏首府拉萨的郊区。
他们曾在距拉萨两小时车程的当雄县以饲养牦牛和其它牲畜为生，并从事可持续农业，直到他们和其他人被迫搬到拉萨的库洛桥地区，中国当局承诺“改善生活条件”。
但实际上，他们从那时起就面临着失业、经济困难和社会排斥。
出于安全原因名字已被更改的扎西说，“我们在当雄的所有农田都被政府以开发项目的名义没收了。 我们在农村长大，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城里找工作、谋生极其困难。”
根据人权观察近日发布的一份长达 71 页的报告，他们的故事说明自 2016 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有超过 70 万藏人在所谓的减贫措施下被迫搬迁。中国政府正在加速藏族农民和牧民的强制城市化，这份报告补充了中国政府和独立机构关于通过控制藏人的语言和传统佛教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同化。
在背井离乡的总人数中，有 567,000 人分散居住在该地区，另有 140,000 人居住在 500 个村庄。
这份题为《教育群众改变思维：中国政府胁迫西藏农牧民搬迁》的报告基于 2016 年至 2023 年间 1000 多篇中国官方媒体文章、政府出版物和学术实地研究的信息。
据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使用胁迫和其他极端形式的说服手段迫使村民和游牧民同意搬迁。他们声称这些举措是自愿的，将改善生计并保护环境。
他们的策略包括反复家访、贬低村民决策的能力、隐含的惩罚威胁以及切断水电等基本服务。
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规定，每个搬迁村都必须得到所有家户同意。 人权观察发现多件案例，预定搬迁村庄的藏族居民起初犹豫不决。 在其中一例，那曲市某村262户人家中，有200户起初不愿搬迁到近1000公里外的地方。 政府声称，最终所有居民都同意自愿搬迁。
官员公开威胁对搬迁表示异议的村民，指责他们“散布谣言”，并指示官员“迅速坚决”打击这种行为，暗示可动用行政和刑事处罚。
除整村搬迁项目外，西藏官员还采用“分散搬迁”的安置方式。 这种方式通常用来把官方认定的贫困户搬迁到他们认为更易于增加收入的地点。 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政府根据这种计划在全国各藏区搬迁了56.7万人。
报告称，官员们还提供了误导性信息，称这些举措将提供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政府称西藏村庄的搬迁是自愿的，但官方媒体的报道与这一说法相矛盾”。
“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当整个村庄成为搬迁目标时，居民几乎不可能拒绝搬迁而不面临严重后果。”
该人权组织敦促北京暂停在西藏的搬迁，并遵守有关搬迁和强制驱逐的中国法律和标准以及国际法。
报告称，高层当局向地方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将搬迁作为不容谈判的政策，并威胁对未能实现目标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
被强行转移到拉萨的扎西说，他告诉中国官员他们不想搬迁。他说， “但中国当局指责我们违反国家命令，并给我们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
在中国政府下令搬迁后，许多像扎西一样的人被迫匆忙卖掉他们的牛群。
一位西藏游牧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搬迁的命令来得太突然，我们无法违抗，所以我们不得不匆忙卖掉牲畜，一无所有。自从搬到拉萨之后，我们就没有幸福过。”
他说，中国政府提供的房屋非常小而且拥挤，十口人左右的大家庭只住两到三个房间，迫使一些人睡在阳台上的帐篷里。
他说，当搬迁的藏人到餐馆找工作时，他们被告知餐馆卫生条件不够好。 他补充道，
“个体经营是遥不可及的，我们甚至无法在餐馆找到清洁工作”。
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Elaine Pearson)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西藏自治区以及甘肃、四川和云南省的藏族聚居区都发生了搬迁。 她说，“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搬迁确实在中国各地发生，而且并非西藏独有”。她补充道，
“藏人与土地和生计有着特殊的联系，如果他们被迫迁移，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联系”。
皮尔森说，中国政府表示，搬迁是扶贫措施，新地点对生态有益，因此受影响的藏人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计。不过她指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人都是牧民，他们靠土地为生，但当他们搬到更像城市的地区时，工作选择就不同了，他们需要说汉语而不是藏语”。
撰稿、主持、制作：陈爱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