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西藏縱覽:書法日讓藏族文字永存

2024.06.07
專欄 | 西藏縱覽:書法日讓藏族文字永存 2024年4月30日,西藏昌都藏人蔘加當地舉辦的書法比賽,紀念當天的藏文書法日。
公民記者

消息人士告訴自由亞洲電臺,4月30日,西藏自治區、印度北部以及藏人居住的中國省份的藏人蔘加了比賽、節日和書法展覽,以紀念4月30日藏文書法日這一天。此舉是在中國禁止兒童使用藏語之際做出的。此外,人權觀察在近期發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官員正在有計劃地利用極端形式的壓力脅迫藏族農牧民遷離其長久居住的村莊。報告稱數十萬藏人被迫搬遷,雖然中國官員承諾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但事實證明這是不真實的。本期節目中,我們就一同來進一步瞭解情況,相關人士的談話錄音由人工智能生成。

多年來,在中國限制和禁止使用藏文的情況下,藏文書法日一直是藏人保持其語言和遺產活力的一種方式。

位於印度北部甘托克的藏語保護委員會致力於保護藏語,該組織通過組織書法比賽來慶祝這一天。

甘托克地區西藏青年代表大會主席丹增才培表示:“達賴喇嘛尊者一直敦促流亡藏人保護和保存我們寶貴的藏語。”

西藏各地的藏人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分享了他們的藏文書法作品和意見以及藏語的意義。

西藏和中國藏族地區的一些寺院與教育機構組織了這一天的紀念活動。 300餘名與會者齊聚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

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視頻顯示,4月30日,身着深紅色袈裟的佛教僧侶聚集在青海省倉果貢貝尼東扎西曲果林寺,用毛筆、墨水和紙展示他們的書寫技巧。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拉卜楞書法協會還在各縣學校組織書法展。

2020年以來,中國政府加強了對藏文使用和學習的限制,以促進教科書和教材使用統一爲名,關閉了西藏的私立藏文學校,並在學校加強了漢語教育。

就在最近,中國四川省藏族聚居區的學校禁止學生說自己的母語,此前該省其他地區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藏文書法日於2017年在中國西部的青海民族大學舉辦藏文書法會議後開始。

4月30日這個日子的意義在於它的數字表示:數字4代表藏文中元音的數量,而30則代表輔音的數量。

鑑於佛教對藏人的重要性,藏族書法的許多傳統都來自寺院僧人書寫的宗教文本。

儘管甘托克沒有專門爲兒童開設的藏族學校,但那裏的青年大會於 2018 年啓動了週日學習項目,教孩子們如何讀寫藏文。

週日課志願者藏文教師次仁頓珠說,這一天不僅僅是紀念藏文書法和舉辦寫作比賽。

他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還必須將藏文字母、元音和藏語作爲一個整體來考慮,因爲它代表西藏的豐富性。”

西藏著名藏族書法家白瑪簇成在成都舉辦了白瑪金筆大賽,吸引了來自西藏各地的近百位藏文書法專家、歷史學家和作家,共同探討藏文書法的意義。

他表示,此次大賽旨在保護藏文書法的豐富遺產,併爲參賽者提供展示才華的平臺。

在西藏各地藏人提交的1200多幅書法作品中,拉薩居民頓珠諾布榮獲大賽冠軍。 佛教學者、詞彙學家、西藏信息技術的領先創新者格西洛桑莫蘭 (Geshe Lobsang Monlam) 說,“書法對於保護西藏獨特的傳統具有重要意義。通過不同的書法風格,我們可以理解1000多年前的文字。 儘管西藏境內存在多種方言,但這些藏文書法促進了我們彼此溝通和理解的能力。”

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區都慶祝藏文書法日這一天。

4月26日,美國致力於促進藏語使用和識字的志願非營利組織“喇孜項目”與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南亞中心和東亞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藏族書法藝術活動。

2018年,喇孜項目在紐約舉辦了首屆西藏境外書法日活動,並隨後在法國巴黎和夏洛茨維爾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舉辦了書法展。

此外,在過去的七年裏,扎西和他曾經的遊牧家庭被強行從西藏草原的祖籍地搬遷到西藏首府拉薩的郊區。

他們曾在距拉薩兩小時車程的當雄縣以飼養犛牛和其它牲畜爲生,並從事可持續農業,直到他們和其他人被迫搬到拉薩的庫洛橋地區,中國當局承諾“改善生活條件”。

但實際上,他們從那時起就面臨着失業、經濟困難和社會排斥。

出於安全原因名字已被更改的扎西說,“我們在當雄的所有農田都被政府以開發項目的名義沒收了。 我們在農村長大,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在城裏找工作、謀生極其困難。”

根據人權觀察近日發佈的一份長達 71 頁的報告,他們的故事說明自 2016 年以來,西藏自治區有超過 70 萬藏人在所謂的減貧措施下被迫搬遷。中國政府正在加速藏族農民和牧民的強制城市化,這份報告補充了中國政府和獨立機構關於通過控制藏人的語言和傳統佛教文化來對他們進行同化。

在背井離鄉的總人數中,有 567,000 人分散居住在該地區,另有 140,000 人居住在 500 個村莊。

這份題爲《教育羣衆改變思維:中國政府脅迫西藏農牧民搬遷》的報告基於 2016 年至 2023 年間 1000 多篇中國官方媒體文章、政府出版物和學術實地研究的信息。

據媒體報道,當地官員使用脅迫和其他極端形式的說服手段迫使村民和遊牧民同意搬遷。他們聲稱這些舉措是自願的,將改善生計並保護環境。

他們的策略包括反覆家訪、貶低村民決策的能力、隱含的懲罰威脅以及切斷水電等基本服務。

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規定,每個搬遷村都必須得到所有家戶同意。 人權觀察發現多件案例,預定搬遷村莊的藏族居民起初猶豫不決。 在其中一例,那曲市某村262戶人家中,有200戶起初不願搬遷到近1000公里外的地方。 政府聲稱,最終所有居民都同意自願搬遷。

官員公開威脅對搬遷表示異議的村民,指責他們“散佈謠言”,並指示官員“迅速堅決”打擊這種行爲,暗示可動用行政和刑事處罰。

除整村搬遷項目外,西藏官員還採用“分散搬遷”的安置方式。 這種方式通常用來把官方認定的貧困戶搬遷到他們認爲更易於增加收入的地點。 2016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政府根據這種計劃在全國各藏區搬遷了56.7萬人。

報告稱,官員們還提供了誤導性信息,稱這些舉措將提供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人權觀察中國部代理主任王松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中國政府稱西藏村莊的搬遷是自願的,但官方媒體的報道與這一說法相矛盾”。

“這些報告清楚地表明,當整個村莊成爲搬遷目標時,居民幾乎不可能拒絕搬遷而不面臨嚴重後果。”

該人權組織敦促北京暫停在西藏的搬遷,並遵守有關搬遷和強制驅逐的中國法律和標準以及國際法。

報告稱,高層當局向地方官員施壓,要求他們將搬遷作爲不容談判的政策,並威脅對未能實現目標的地方官員採取紀律處分。

被強行轉移到拉薩的扎西說,他告訴中國官員他們不想搬遷。他說, “但中國當局指責我們違反國家命令,並給我們貼上分裂分子的標籤”。

在中國政府下令搬遷後,許多像扎西一樣的人被迫匆忙賣掉他們的牛羣。

一位西藏遊牧民告訴自由亞洲電臺,“搬遷的命令來得太突然,我們無法違抗,所以我們不得不匆忙賣掉牲畜,一無所有。自從搬到拉薩之後,我們就沒有幸福過。”

他說,中國政府提供的房屋非常小而且擁擠,十口人左右的大家庭只住兩到三個房間,迫使一些人睡在陽臺上的帳篷裏。

他說,當搬遷的藏人到餐館找工作時,他們被告知餐館衛生條件不夠好。 他補充道,

“個體經營是遙不可及的,我們甚至無法在餐館找到清潔工作”。

人權觀察亞洲區主任伊蓮・皮爾森(Elaine Pearson)告訴自由亞洲電臺,西藏自治區以及甘肅、四川和雲南省的藏族聚居區都發生了搬遷。 她說,“值得注意的是,強制搬遷確實在中國各地發生,而且並非西藏獨有”。她補充道,

“藏人與土地和生計有着特殊的聯繫,如果他們被迫遷移,他們就會失去這種聯繫”。

皮爾森說,中國政府表示,搬遷是扶貧措施,新地點對生態有益,因此受影響的藏人可以通過搬遷改善生計。不過她指出,“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因爲許多人都是牧民,他們靠土地爲生,但當他們搬到更像城市的地區時,工作選擇就不同了,他們需要說漢語而不是藏語”。

撰稿、主持、製作:陳愛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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