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習近平否定鄧氏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師承江澤民

2024.02.26
專欄 | 夜話中南海:習近平否定鄧氏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師承江澤民 習近平上臺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爲,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
路透社圖片

習近平上臺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爲,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着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佈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爲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裏,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爲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裏,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爲名,與執政黨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裏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祕書,有“鄧力羣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爲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纔剛剛被提拔爲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羣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爲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祕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臺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爲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爲喫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幹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羣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羣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裏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羣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羣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爲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裏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爲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爲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羣、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裏,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臺後,鄧力羣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羣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羣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蒐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裏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爲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爲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臺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啓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羣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羣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祕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祕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祕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爲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羣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爲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臺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爲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爲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臺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爲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爲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臺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臺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爲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爲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羣衆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更多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聽衆和讀者

 

(本期節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講)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