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敢言媒體的“問責” 實際上都是在幫習近平甩禍


20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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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習近平在北京調研指導新冠肺炎防控工作。(Public Domain)

就在今天,總部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剛剛發表了一篇標題爲《疫情尚未結束 “甩鍋大戰”已至?》的評論文章,說的是中國大陸媒體“財經”與“財新”日前同天各自推出事關武漢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磅報道,兩家曾經源出一處的媒體,一個通過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匿名專家之口披露大量重要信息,另一個則是聚焦衛健系統的病原檢測之爭,讓“新冠肺炎大規模爆發究竟是誰的責任”掀起了新一輪輿論戰。

尤其是“財經”的報道,接受採訪的第二批去武漢的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某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成員洋洋灑灑說了好幾千字,其核心意思是“專家組被矇蔽了,當地隱瞞了人傳人的情況”。這被不少網友理解爲,“武漢與湖北的鍋,我們專家組不背”……。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學一位學者口中相互推卸責任的“官場現形記”?值得梳理一番。

這裏說的北京大學一位學者,應該是現在擔任着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的強世功先生。他幾天前發表了一篇標題爲《風險社會中,官員和大衆都不能小富即安》的文章,開篇首段就是:這一階段正好是大學放寒假的期間,也是春節大返鄉的期間,作爲九省通衢的武漢,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流動,而緩慢複雜的決策程序錯失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時間,導致冠狀病毒一下子從武漢飛向了全國,陷入到今天全國各地封閉的被動局面。從這個角度看,今天這場災難幾分“天災”、幾分“人禍”,可想而知。這其中的人禍不是某個人,而是人人都陷入其中的決策機制。在全國的一片問責聲中,我們會看到武漢市、湖北省、疾控中心專家之間相互推卸責任的現代版本的官場現形記……。在政治掛帥、報喜不報憂的決策慣性影響下,一些官員、專家放棄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面對問題層層欺上瞞下,推卸責任,不做決策,不敢擔當,不負責任。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Public Domain)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Public Domain)

讀罷如上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和聽衆若再上網閱讀一下多維新聞網文章中,所提到的“財經”與“財新”的相關文章的詳細內容,也可以參考閱讀一下《新京報》最近一段時間裏,接連發表被認爲是較有分量的,對湖北和武漢當局或對央地兩級衛生主管部門 - 包括對中央專家組的質疑文章,也許就能得出和筆者一樣的結論,那就是這些體制內的所謂“敢言”“媒體說到底還是在奉行輿論一律,那就是所謂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筆者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在中共所有媒體,包括央視自己,在央視搶在第一時間報道了習近平當面對世衛總幹事說過的,武漢抗疫“我一直都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之後,又都奉命篡改了這兩句話,唯有多維堅持保留了原始報道內容。所以,如果一定要幫習近平把這場人禍的滔天之罪完全歸咎於湖北和武漢地方當局也好,推諉到衛生主管部門及他們的“專家”們身上也好,必須要拿出他們這些“責任人”是如何地違背,或者拒不執行習近平總書記早已經下達的正確指示和正確部署的證據來。

現在已經有外界媒體報道說:根據一位基因測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名官員的電話,該官員告知如有武漢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就不要再檢了;而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全部銷燬。他還警告不能對外透露樣本消息,也不能發佈相關論文和數據,“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該報道稱,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在1月3日立即發佈文件《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訊息。據病毒學家透露,通知下來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檢測,銷燬已有樣本……。

如果此報道內容基本屬實,那麼國家衛健委的責任官不但是要被追責,而是要被問罪。但問題是,當時的國家衛健委的相關責任人如果不是得到上級指示,或者至少是得到上級的允諾,他們果真會有這麼大的膽量嗎?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欲借戰勝自己製造的危機以證明個人獨裁的正確和專制制度的優越》中已經說過:按照習近平的最新說法,“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習近平視察北京地壇醫院。(路透社)
習近平視察北京地壇醫院。(路透社)

許多外部中文媒體都不約而同地使用“習近平終於承認……”爲題,報道習近平的上述講話。殊不知,這個時候的習近平恰恰是在故作驚人之語,籍以彰顯他個人獨裁的威力比毛澤東更甚和專制制度的效率在他習近平領導之下,比中共建政之後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有效率……。現如今,至少是武漢人民還仍繼續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武漢市各大火葬場的焚屍爐仍在和他習近平一樣夜以繼日地連續工作,他習近平的思路明顯已進入了籌備召開“抗疫取得全面勝利”的慶功大會的節奏了。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經分析過,外界都已經注意到,日前中共中央黨刊《求是》公佈習近平在2月3日中共常委會有一段講話,開篇便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後,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即使把1月7日之前,事實上已經延誤了控制疫情擴散和蔓延的最早、最好時機的責任,完全爲他習近平和以他爲核心的黨中央撇清,那麼1月7日他習近平已經專門在政治局的常委會議上“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就說明他習近平和以他爲核心的黨中央接獲武漢疫情,並且已經被確認爲“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報告至遲是1月6日。而從1月6日到1月20日這長達半個月時間裏,國家疾控中心都沒有把這一重大疫情納入網絡直報系統,從而徹底延誤了防止瘟疫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傳播擴散的次好時機,就完全沒有理由歸咎於湖北和武漢地方黨政,以及中央和湖北兩地的衛生主管部門了。

而外界媒體似乎都沒有特別關注過的是習近平這次講話內容的第二自然段,那就是:“從年初一到現在,疫情防控是我最關注的問題,我時刻跟蹤着疫情蔓延形勢和防控工作進展情況,不斷作出口頭指示和批示。”

衆所周知,當疫情已經嚴重到在整個武漢乃至湖北的大部分地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蔓延的中國農曆大年三十,習近平仍還在北京努力營造着歌舞昇平和歡樂無比的節日氣氛,甚至在新年賀詞中對已經是生靈塗炭的千萬武漢臣民都未有半句體恤之語。爲此而引發的天怒人怨,他習近平絕無可能象當年的袁世凱一樣因終日窩在中南海里而對輿情一無所知。所以他纔對政治局衆常委們特別強調,他是從大年初一纔開始,把疫情防控作爲他“最關注的問題”。而對大年初一之前的那幾十天裏在武漢和湖北發生的一切,已經公開發表的習近平近期講話內容已經表明了,他已經把應該被追究的責任完全推到了地方官員身上。


一家醫院住院部的患者在看習近平講話。(媒體人提供)
一家醫院住院部的患者在看習近平講話。(媒體人提供)

習近平相關講話的原文內容是:“在抗疫鬥爭中……,有少數幹部表現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擔當、不願負責,畏首畏尾,什麼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動;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況弄不清、工作沒思路;有的敷衍應付、作風飄浮,工作抓而不細、抓而不實,仍然在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的百般推脫、左躲右閃,甚至臨陣脫逃。這些都是對黨對人民極端不負責任的,決不能容忍!”

有中共黨媒以《點名四類幹部,習近平列出選人用人“負面清單”》來突出報道習近平的如上講話內容,很顯然,習近平這裏是在指責被“調整”之前的湖北和武漢的主要負責人“不敢擔當,不願負責”。特別是那句“什麼都等上面部署”,明擺者就是在責怪當時的湖北和武漢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和地方兩級衛生部門主管官員:爲什麼中央,也就是我習近平沒有親自和具體部署的時候,你們就不能主動行動?

所以有內地網友評論習近平的如上講話內容:“這明顯是在爲把責任,全推到湖北和武漢地方官員身上做輿論鋪墊。”

但問題是,無論是當時的湖北和武漢,還是諾大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黨政領導機構的負責人,面對這樣重大的嚴重危及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突發事件,沒有他習一尊的明確指示,誰敢擅自行動?

自習近平上臺不久,即對各級官員制定了所謂“四個意識” - 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以及兩個堅決維護 - 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並特別強調“兩個維護”要體現在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行動上,體現在黨員、幹部的日常言行上,中共黨內各地各級官員都自覺開始了嚴格的自我約束,嚴格執行習近平的“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彙報”和“沒有上級指示,絕不能擅自行動”的黨紀要求。所以,我們不但有理由懷疑當時的湖北和武漢兩級黨政官根本就是在接到“等過完春節再公開信息”的中央,當然也就是習近平的指示,才繼續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地努力營造節日氣氛一直到大年初一;而且也完全有理由懷疑國家衛健委當時的一舉一動,特別是對疫情的保密行動,也都是在中央,也就是習近平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指示下進行了。

所以,開始也被諸如“財經”與“財新”,以及海外多維和境內《新京報》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之大膽所感動的筆者本人,如今已經越來越感覺到,這些所謂“敢言”媒體的“追責”行動,相比《人民日報》等對習近平正面宣傳的少有說服力,對維護或者說恢復習近平在中國國內和中共黨內的偉大形象,實際幫助作用要大的多。

正所謂,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敢言”媒體們越是對“專家甩鍋地方”和“地方甩鍋國家衛健委”之煩的“內幕”進行連篇累牘的炒作,就越是能激發普通百姓對已經下臺的武漢和湖北前黨委負責人的怨憤,和對中央和地方兩級衛生系統的聲討;最終讓國內百姓,甚至是國外輿論,都越來越相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是武漢市政府、湖北省及國家衛健委等機構的官員與專家昏庸造成的,從而淡化直至完全淹沒了國內、國外,黨內、黨外對習近平本人的質疑。

君不見,直到本月中旬還有人在熱衷討論着習近平是否應該師法崇禎皇帝,關心着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樹是否還能夠隨得住習近平的偉岸身軀的問題,現如今的“問責”矛頭已對完全被從習近平身上成功轉移到了湖北和武漢前官員,及中央地方兩級衛健委身上。從萬衆質疑皇上昏聵到重新山呼皇上聖明,前後不過個把月的時間。對此,體制內的“問責”媒體們實在是功不可沒!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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