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乔石曾有意开释鲍彤被邓大家长否决》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令乔石更感到意外的是,刚刚在南巡过程中为自己镇压“六四”之举挽回一点形象损失的邓小平,竟然一句“鲍彤就是坏人嘛”,断然否定了全部政治局常委都表了态的不给鲍彤判刑的“政治局常委会一致意见”。虽然大家长仍然还是假惺惺地表示他自己的所谓”个人意见“还是要“请泽民同志暨各常委议定”。但是,即使除乔石以外的其他五名常委,此前在这个问题上全部都是发自内心地赞成乔石的开明主张,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再“议”?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乔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出任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日参加投票的代表数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乔石得票数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满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人,唯一候选人李鹏得反对票和弃权票三百三十张,投票反对李铁映出任国务委员的人数达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达八百五十九张。
当时此事件经过被在现场采访的香港媒体报道之后，八九“六四”镇压之后亡命海外,长期从事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严家其先生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三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中国大陆的“议会”,除了蜂窝状结构的代表团会议和三千人的准哑巴会议外,实际上,还有一个“第三院”,这个第三院是由准哑巴会议选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八届人大五年内,这个“第三院”肯定会比以往起更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行为的能力将有所削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否决总理李鹏所提出的某一部长人选,也可能否决国务院起草并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会根据代表们的提议主动立法。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生产,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但宪法未规定具体制度。每一次全国人大都有权来决定这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在八届人大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为七人,就是这次人大自己决定的办法。以后的全国人大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的“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例如,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而当时乔石接掌全国人大之后的某些作为来看,严家其先生设想的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似乎同乔石不谋而合。而严先生设想的第二步中的关键内容,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一项,也已经在乔石的家乡浙江省人大选举中得到实现。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以来,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已经接连出现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始做俑者便是乔石家乡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在此之前,据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按照惯例派出数名官员前往坐镇,自然也带去了由中组部排定,并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协“‘建议’候选人名单”。同样按照惯例,这份名单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给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领导换届名单一样,是早在九二年决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就已经钦定好的。所以,给浙江省的名单上确定的正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
按照中共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接着,这十名代表即将副省长候选人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
据介绍,这位万学远本是上海的青年团干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本来也是中组部准备重用的干部人选之一。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自他当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虽然已经先后有四个副市长因调任或因病免职,可官运仍然还没有轮到他头上。
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通知万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他立刻明白这实际上是让他去充当中共标榜“社会主义民主”的替死鬼。
原来,过去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级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垫底。
万学远既然心里明白这套把戏,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乖乖地接受了调令,到了浙江后,根本就没有正式上任,只是静等着省人大召开会让人大代表们把他当猴耍。
而浙江省人大代表们为了发泄对中共高层历来对地方人事安排,从来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强烈不满,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层本来连万学远当选副省长都不情愿,所以就故意投他当正省长的票。选票统计下来后,万学远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据报道,选举结果统计出来后,中共浙江省委一时傻眼,紧急电告中共高层,得到中南海的认可之后,才下令将选举结果向已经等得心焦的全体代表公布。结果,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把万学远吓得喏喏连声,不知该做何反应是好。
据说,浙江省人大代表这次之所以敢于如此抗上,就是因为中共组织部在该省的人事安排上一再强奸民意,特别是九零年三月用葛洪升顶替前省长沈祖伦一事,已经引起人大代表的强烈抵触。
沈祖伦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届人大上以高票当选的省长。八九学潮时,他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对妥善处理学潮有个明确的态度。但也并不是象外界所传,他曾致电中共首脑反对戒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党籍恐怕早都没有了。
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高层的强硬派人士很快采取了行动,用“政治立场”坚定的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葛洪升顶替了沈祖伦。
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浙江省人大委员们敢怒不敢言,气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九三年一月再次召开省人大,终于有了拿葛洪生出气,向中共高层表示抗议的机会。
此后,省级人代会上出现这种人大代表不再听从“党指挥”,并成功地否决了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又接连在贵州等省发生。而在市、县级人代会上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就更多了。
九三年三月,与浙江省近邻的江苏省常州市召开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在上级党组织已经指定了市检察长候选人的情况下,联名动议将在当地深得民心的武进县检察长蒋峰推举成候选人,并使他以高票当选。
不过,地方人大中出现的这种可喜现象何日能够在全国人大出现?笔者本人当时也曾一度认为，在老人政治彻底结束之前,因为邓小平、陈云两位政治大家长仍还在世,并凭籍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权威加“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法理性,实际控制着中国大陆党政军实际领导权,乔石即使有戈尔巴契夫的魄力加叶尔钦的能力,政治形势也不允许全国人大在改变“橡皮图章”形象的问题上把步子迈得太远,尤其是要避开“党大还是法大”这一最敏感的问题。所以只能寄希望于邓小平等 政治元老辞世之后。
没成想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和陈云去世后，乔石居然被江泽民和李鹏压迫退休，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席位也被李鹏篡夺。自此，严家其先生的乐观政治设计就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