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和习仲勋分别是改革和开放的先行者 (高新)

201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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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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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刚刚提及了乔石为何也未能完成万里先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时的未竞事业,万里先生也随乔石先生驾鹤西去。

 

我们知道,如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海外舆论还是中共自己的宣传,没有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的中国变化始自农村改革和广东与香港比邻地区的对外开放。而农村改革又始自安徽,安徽农村改革的倡导、支持和推动者又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

 

邓小平生前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两年兰时间内先后把胡耀邦、赵紫阳两员改革功臣废掉,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当时,有人形容赵紫阳和胡耀邦本来是邓小平倡导中国走向经济改革,中共走向政治改革的左右臂膀,而先后废黜胡、赵之后,邓小平便成了所谓的“东方维纳斯”。其实,当时除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党内高层还有两名在改革开放方面应该与胡耀邦、赵紫阳齐名的功臣,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和习仲勋。

 

事实上,就在万里在安徽喊出农村“改革”口号的前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向中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要求。也就是说,奠定邓小平历史地位的四个字“改革开放”,前两个字是万里的专利,后两个字是习仲勋的发明。

 

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知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典故”,但严格说起来,赵紫阳当年在四川对农民的政策放宽时间上要稍晚于安徽的万里。自封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但是,邓小平的这一“内部讲话”却从来不被公开宣传。故中共党内有对万里抱不平者讽剌说:小平同志担心万里居功自傲。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过冬时召见朱镕基等人说他自己很后悔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之一。他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在自说自话,当初正式确定开办“特区”的时候,陈云已经对他邓小平有言在先,那就是只在可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陈云当时让自己的传声筒,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老丈人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另外一个重要史实是,当时在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二零一零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

 

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在此之后的功劳不过就是在同习仲勋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但事实上无论是叫“特区”还是叫“实验区”或者是“专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共党内党外,都是舆论一致地坚信邓小平为党内改革派领头人,陈云则一直是被当成邓小平的对立面,被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领袖标签的,但事实是如果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广东,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安徽的话,当时的中共中央最先明确表态支持万里的恰恰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回顾说”1977年万里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安排去湖北省挂帅,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个邓小平推荐万里去安徽的故事,日后就被中共党内的邓小平吹鼓手们演义成了邓小平派万里去安徽搞农村改革。

 

事实上当初邓小平之所以把安徽说成是“老大难”,是因为那里的农村比全国其他大部分省份更为贫困,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大饥荒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同时又赶上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至于万里到那以后用什么办法让当地脱“难”,邓小平根本就没有主意。

 

毛泽东在世时曾有两句七律诗家喻户晓:”千村薜苈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用来形容当时的安徽农村真是再贴切不过。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日后向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历史事实是:当年万里到安徽后当地还在被继续号召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万里当年的重要追随者之一张广友的回顾文章中说: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介绍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这里说的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指的是王任重。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于是,安徽人继续我行多素,直到万里奉调中央,促使“包产到户”成为合“法”,期间再没有走过回头路。

 

在这个会议上冒出的“思想毫无准备”四个字说明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当时经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自居的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日后他从观望到日益明确了对万里农村改革路线和政策的支持态度的过程不过是形势所迫,随波逐流而已。

 

人们还记得2002年5月下旬习仲勋去世后,新华社奉命对外播发的相关新闻中对他的盖棺论定之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未特别强调他在中共政权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角色之重。

 

习仲勋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确定了胡锦涛接班人的政治地位,立刻父以子贵,被高调宣传、频繁怀念的同时,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地位也被特别突出。典型的代表作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强调“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那么,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为先。而习仲勋作为‘文革’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他不计个人得失,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谱写了壮阔的历史篇章。”

 

而到了习近平登基周年举行的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无疑是经过了习近平亲自敲定的对他父亲的评价内容除了前面引述的十一年前胡锦涛亲自审定的对他父亲盖棺定论的内容,又加进了最关键的一句:“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而如今中共政权对万里的”盖棺定论“则只是把他简单称之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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