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鄧小平和毛澤東家庭的冤冤相報

中國兩代領導人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照片並排張掛在北京地壇公園。

曾經的中共政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當年利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機會向全世界展現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實上長公子鄧樸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癱一事，令他鄧小平內心對這個政權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銘心。

上週撰寫《歷史故事：鄧樸方和他曾經的“康華共和國”》和《鄧樸方和他的康華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處理》兩文時，媒體上炒得最爲火爆的以許家印爲故事主角的中國房市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經讀到過的一則四十年前的鄧小平“就想買房”的故事。說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鄧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門修建很漂亮的馬路和宿舍樓，有感而發，對隨行人員說：“你們說房子將來可不可以作爲商品？我看將來會作爲商品。如果將來買房子的話，我要給我大兒子買一套，他是因爲我而受傷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關報道中描述說：鄧小平的這番話，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他的大兒子鄧樸方纔從別人口中聽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親心中，其實有着極其深重的傷痕。

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鄧樸方曾經寄予的厚望可以從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鄧樸方十八歲的那年講起。當時的應該屆高中畢業生鄧樸方所在學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級通知，分配給該校一部分“保送”應屆高中畢業生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名額。所謂“保送”，就是不經過全國統一的升學考試，直接進入大學就讀。

按照慣例，這種特權名額都是要分配給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高級幹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屆高中畢業生中，數鄧樸方爸爸的官階最高，所以校方明白這種“保送”名額實際上就是衝着鄧樸方來的，立刻心領神會地將鄧樸方安排爲“保送”候選人裏的第一個。沒想到自恃才高的鄧樸方反而因此感覺傷了自尊心，說自己每門功課的成績平均90分，爲什麼還要保送？於是他和同班同學俞敏聲等一起參加全國統一高考。結果鄧樸方如 物理系一班團支部書記。從那以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的滿意度便超過了百分之一百。誰知鄧樸方的黨員預備期未滿，“文革”就開始了。

當時的鄧小平很快成爲鬥爭核心，和劉少奇並列中國第一號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家子女也就此被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鄧樸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鄧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們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一天，鬱悶不已的鄧樸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頤和園的後湖，坐在山腰的樹林裏借酒澆愁。酒後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這麼多人，毛主席這麼搞，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這樣幹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一定要垮臺。也許要有很長的時間，國家怎麼能經得起他們這樣鬧！”

很快，鄧樸方的這番酒後真言被傳到已經受到毛澤東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總頭目聶元梓那裏。她先是派人對鄧樸方、鄧楠進行跟蹤調查，接着便將兄妹二人分別關押在物理大樓的兩間實驗室裏，進行背對背的誘供、逼供。鄧樸方拒不開口交待，造反派們便對鄧樸方施用各種酷刑，讓他無法喫、無法睡、無法坐、無法站，並要求鄧樸方以揭發父親鄧小平、母親卓琳的“罪行”爲獲取自由的交換條件，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這種非人的磨難一直持續了五個月之久，實在不能繼續忍受下去的鄧樸方選擇了“死路一條”。於1968年5月某日寫下一份絕命書後從8米高的三層樓的裏的一個廁所窗戶一躍而下，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導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

事發後幾經輾轉，鄧樸方纔於一九六九年春被送進北京有名的高幹醫院三零一醫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發出了意在譴送大批老幹部出京的“一號戰備命令”。於是，鄧樸方不但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鄧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沒有到醫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權利。而當時的北大“軍宣隊”仍不肯放過鄧樸方，竟然把他從醫院裏趕出去，送往條件極差的北京郊區清河社會救濟院。 

日後的鄧樸方向手下康華公司的小兄弟們說到他發起成立中國殘聯的動機時回憶：當我被架進福利院一間小屋時，一股難以忍受的大小便氣味燻得我直流眼淚，髒兮兮的牀上用品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一個小屋裏住了十一個殘廢人，冬天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球爐子，燒不多久就滅了……。小屋裏彷彿象個冰窟，牀上的被褥十分單薄，每天夜裏被凍醒。我下肢癱瘓了，但上肢還靈活有力。每天會咬着牙和別人一起用鐵絲編織字紙簍，每編出一個簍底可以賺一分錢，編出一個簍幫賺四分錢，一個月拼命幹也只能掙到四、五塊人民幣。

當時這家救濟院的生活標準還是五十年代規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幣伙食費。每當救濟院裏開飯的時候，護理員老大爺拖着兩條長長的鼻涕，遞給鄧樸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個黑糊糊的饅頭。

在清河救濟院半年時間後，鄧樸方在天津的小姑，當時是現役軍人的鄧先羣終於找到了他。

鄧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發時經鄧小平再三要求， ，親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壓的夫人卓琳和繼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兩年後的鄧小平收到鄧先羣的信，鄧小平夫婦這才知道失聯已經近四年的長子早已經完全癱瘓了。於是鄧小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此生對黨別無所求，只希望允許將重殘的大兒子接到身邊自己護理。

以下是一個採訪過鄧樸方本人的中國大陸作者曾經的描述：……兩名持槍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搖輪椅的鄧樸方到了江西，與分離了四年的父親重聚。當天晚上，鄧小平和卓琳圍在兒子牀邊，幫他脫下又臭又髒的衣服。鄧樸方比劃着告訴父母:“從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經完全沒有知覺。”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鄧小平卻凝視着兒子的殘體，不發一語。誰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但可以猜測，如果此時他在分析誰是令他的長公子致殘的罪魁禍首，絕不會想到林彪頭上，而是毛澤東夫婦。

在江西期間的鄧樸方成天躺在牀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爐，天氣十分炎熱，鄧樸方每天都得擦澡、換衣服。鄧小平的繼母夏倍根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每天燒飯菜已經夠忙的了:卓琳體質甚差，所以照料鄧樸方的任務，每天都由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鄧小平承擔。每天上午勞動回來，鄧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兒子。喫完午飯就要幫助鄧樸方擦澡，從木牀上搬下，幫他翻身，在熱騰騰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兒子擦身，絕不馬虎。天天如此，從不間斷……。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鄧小平與繼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鄧樸方也有幸被送進三零一醫院。

此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馬天水時，問起上海骨科方面對治療截癱病人有無良方，馬氏當面回絕了他。此後，卓琳雖然在上海找到了願意爲鄧樸方治療的名醫，整個過程卻是揹着馬天水及當時上海市的主要負責人進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亡後，隨着江青等人的倒臺，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隨者亦很快入獄。在獄中得知鄧小平再次復出的消息後，知道鄧小平絕不會輕饒他的馬天水隨即便有了神經錯亂的表現，整日狂呼革命口號……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鄧樸方被送到加拿大手術，當時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醫療費用。由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親自批准。這個特魯多就是曾經被習近平當面狠狠羞辱的現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父親。

回顧一九八零年年末的兩、三個月時間裏，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樸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審判負責人之一黃王昆曾回憶，鄧小平對當時的審判錄相一次不少地認真觀看，正式宣佈判處江青“死緩”的那一天，鄧小平還與其他中共政要特別趕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處祕密會議室聽裏收看現場實況。可見，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當年爲採訪鄧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爲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施燕華描述說：當時的法拉奇露出欽佩而又迷惑的神氣，當然她是難以理解一位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懷的。這是一個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歷盡磨難的人，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說的話。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從個人恩怨來看這個問題，而是從政治的高度，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考慮問題。我當時聽了鄧小平的話都很感動。

但是事實上，當時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種所謂“以德報怨”僅僅是侷限在讓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繼續懸掛和不同意拆除毛澤東紀念堂兩件事上，當年要不是陳雲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腦袋早就被鄧小平砍了。除了對江青一度想置於死地，對毛澤東的後代他鄧小平也曾百般刁難，甚至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失去自由”長達五年時間。

在中共內部，所謂“陳雲同志曾力排衆議反對判江青死刑”的故事盡人皆知，主要依據之一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陳東林發表的《陳雲爲何力排衆議反對殺江青？》一文。文中記載：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說：“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這裏所說的“政治局開會討論”，“主張判江青死刑”的“許多同志”，包括了鄧小平，華國鋒，王震和韋國清等。筆者也聽到過當時的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和烏蘭夫也都是主殺派。對中共“文革”史多少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兩個人對毛澤東和江青夫婦的仇恨都可以用無以復加來形容。

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李銳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兩點半，胡耀邦在他與世長辭的前十天，約李銳到會計司衚衕家中長談7個半小時，在這次最後的長談中，胡耀邦談到處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鄧小平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立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雲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鄧小平最後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

筆者也就此向幾位內部人士，包括陳雲二公子陳方的朋友討論過，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徐帥是第一個提出反對小平死刑意見的，陳雲接着徐帥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向鄧小平等 “主殺派”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裏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繼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膽拒看鄧小平臉色行事， 一一表態“刀下留人”。

當時一度因爲鄧小平堅持所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以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給中共中央的“主殺信”爲例，導致政治局爲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八十年代之後，鄧小平和陳雲第一次擺上檯面的分歧就是這次“殺不殺江青” 的黨內激辯。當時那次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中，陳雲除了強調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的理由，還因爲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鄧小平長時間裏鬱悶不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李銳先生在美國哈佛訪問期間，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詢問過此事，李銳先生說，自己最寄希望的長子文革跳樓自殺落下高度截癱，他鄧小平當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沒把江青立即處死，，鄧小平心中的惡氣自然沒有出盡。終日看着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仇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婦的這段私仇。於是，報復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李訥身上。具體的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向聽衆和讀者們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