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夜话中南海：王沪宁的“核心论”与“权威说”

笔者在《夜话中南海》上篇文章《习近平“永远”的核心地位三年前就在新党章中“法定”了》中，引“经”据“点”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和听众明白一个事实，三年前在十九大上“全票”通过的习氏党章中，即已经把习近平的 “核心地位”百分之百固化了，或者说已经把习近平 “永远”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用“党的根本大法”明文规定的形式，完全法理化了。

关注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人士应该记得，习近平在十八大接班后的前几年时间里还没有贵为“核心” 。从二零一二年秋十八届一中全会到二零一五年十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每次全会发布的公报中喊出的口号一直都是那句，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而到了二零一六年十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借讨论和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际，王沪宁在会议公报中喊出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同时也正式抛出了他的另一杰作“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找一下，四年前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以及“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等几个章节的核心内容，居然早都在王沪宁二十六年前公开出版的日记里出现过。

二十六年前的王沪宁在北京和北戴河参加十四届四中全会起草的过程中，于当年，即一九九四年的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下来这样一段：

中央权力的性质要求：属于中央的政治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属于中央的职能管辖权，中央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确定后各地、各部门也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各地、各部门在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时，必须认真分析和判断自己权力行为的影响和效果，自觉防止削弱和损害中央权威的行为；

—— 建立明确的体制和制定完整的法律规范，保证各级管辖权在确定的体制中得到运用，同时严肃制约和惩罚违背基本原则的行为；

—— 在组织人事上要有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对于违背和损害中央权威又不加以改正的人员和机构，要依照法律和纪律予以处理……。

而正是这个王沪宁早在二十六年前参与起草全会文件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维护中央权威部分的关键内容，都可以从王沪宁此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中看出踪影。而按照王沪宁学生的说法，当时的王沪宁虽然不是二十六年前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主持人，但该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论述“权威”的内容和论述“核心”的内容，都是源自他的手笔。

回想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并按照常规，于二十八日的闭会当天对外发表“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於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会议结束后，其《决定》全文却一直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对比一下当年的“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会议《决定》（全名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同时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这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闭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内容之所以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为了证实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笔者当年仔细分析已发表的《决定》全文,发现了其中有两处最为关键的内容,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结束当天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没有引述。

第一是如下这段表述：“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是如下 这段表述：“在组织建设方面，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队伍和组织。”

按照王沪宁的学生日后告诉笔者的相关内幕，如上这两小段内容，是王沪宁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事实上也是对江泽民本人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王沪宁于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中收录的部分日记中记述，他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闭幕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都还是留 在北京“继续写党的建设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指的在继续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当年的江泽民，在“六四”镇压之后虽然出任总书记并很快又接班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事实上是在听命于邓小平和陈云两个元老的政治摆布的历史事实，这里不需详述。虽然早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中共开枪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前，邓小平即已经在决定废除赵紫阳的谈话中，以所谓“政治交待”的形式信誓旦旦地表示了“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但无论是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卸任之前还是卸任之后，他对中共政权的最高决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干涉。最典型的，当然是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

另外，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十月宣布军委主席卸任后，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十四大为止，因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仍还继续存在，陈云等政治老人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指导”仍然是“合理合法”。

照理，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宣布撤消中央及各基层党的顾问委员会的设置，就已经从组织形式上标志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完全退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长大成人”。但是，因为当时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二把手江泽民、李鹏两人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不久，才刚刚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统一认识”，能在十四大上争取到继续留任的结果已属不易，所以江泽民绝不敢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表现出半点狂妄。至于邓小平本人，也不排除当时仍存有对江、李等人“继续考验”的想法。所以，他在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驱车前往人大会堂，亲自接见与会的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各大媒体则受命统一发表邓小平被“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体成员如众星捧月一般簇拥而坐的大幅照片，继续给外界以“邓小平仍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的印象。

所以，一九九四年九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采纳了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参与起草党的中央全会文件的王沪宁的建议，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法”的形式正式宣布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已经结束，“江核心”的政治地位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职有权的“决策人”。

如此敏感的内容当时虽然没有引起海外媒体的过多注意，但当时的中共政坛内部却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份洋洋万言的党建《决定》中，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早就重复过一万遍，但仍然也没有成为“真理”的套话，唯有王沪宁建议的“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这一句，才是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下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敢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二十六年前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公布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奉命开足马力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连篇累牍的理论文章、政治社论等,都在刻意向党内党外、海内海外提醒“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标志……，目的是希望外界能够因此由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邓小平时代”正式开始的政治标志,自然联想到一九九上年九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江泽民时代”正式开始的政治宣言。

当时有传闻说，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草稿时，即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另外,王沪宁二十六前为江泽民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即前面介绍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里强调“核心”作用的那一小段，当时也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引发争议。有为数不能算少的与会者表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当时的江泽民是如何“力排众议”，最终决定把王沪宁的如上两处“重大理论贡献”保留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终审稿里并对外公布，内幕不详。但王沪宁当时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无疑是他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席御笔的基础。

现在比照当年，如今的王沪宁急习近平所急，想习近平所想，为他习近平发明的诸多政治口号之一就是两谓“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实上不过是王沪宁二十六年在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过程中，为江泽民所炮制的政治口号的加强升级版。

关注王沪宁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九五年初他的“组织关系” 从上海复旦大学正式转进中南海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以本名发表过一文章，更没有再公开出版过自己的一本著述。他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最后一版个人著述《政治的人生》，当然也是已经公开发表而修改过的日记中的多处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诸如“在推进伟大的工程中……,没有高度统一的党的领导，是不能想象的” ；“在组织人事上要有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之类，都是他近几年来炮制“习近平思想”的“理论基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一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