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朱鎔基當年在上海處決“暴亂分子”連精神病患者都沒有放過

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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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夜話中南海:朱鎔基當年在上海處決“暴亂分子”連精神病患者都沒有放過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
(美聯社)


在我們本專欄前一期節目刊登和播出的《當年的朱鎔基到底是開明還是高明?》一文被一些轉載此文的媒體讀者留下許多憎惡,甚至憤恨的留言之後,我們本專欄上期節目刊登的《卻原來朱鎔基竟是當年八十萬右派分子中的幸運兒》中,特別介紹了雖戴過右派帽子但卻未經歷過右派遭遇的朱鎔基被中央“嫁”到上海之初,即靠主動提供自己曾經被“錯劃右派”經歷的賣慘演講獲得同情分……,更引出一些從褒義的角度稱許朱鎔基符合“右派”標準的網友評論。比如,文學城的網友XYZ94538 發表評論說:“(當年)扣他右派帽子一點也沒冤枉他,右派還能繼續在中央要害部門工作,很是寬容。”讀者笑薇則應和道:“他後來的做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立場。”

但事實上,無論是他朱鎔基主政上海期間,還是進入國務院之後,至少在政治立場上絕不能被稱其爲“右”。正如筆者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裏已經介紹過的那樣,事實上,筆者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朱鎔基大傳》一書中即已經客觀敘述了,當年解決八九學潮問題時,上海雖然沒有進駐軍隊,朱鎔基爲了兌現他“上海的問題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的承諾,“運用公檢法”的力量所採取的鎮壓行爲,甚至比北京還迅速,比北京更殘暴。

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網站上的《大事記》中記載: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在6月6日滬寧鐵路光新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放火焚燒列車、肆意破壞交通工具和交通設備的罪犯”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兩天後,即1989年6月17日,北京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

一位當時上海方面的目擊者,日後在網上發佈回憶文章說:1989年6月7日,一夥歹徒起鬨鬧事,縱火焚燒161次旅客列車,燒燬8輛硬席客車、1輛郵政車;毆打鐵路公安幹警和鐵路職工;中斷行車49小時15分。燒火車的材料是鬧事者帶的打火機和從隔壁上海硫酸廠拖出來的摩托車中的汽油。激憤的人羣在鐵路光新路道口將一蒸汽單機攔在道口,接着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161次列車在發現道口沒有關閉,有大量人羣后緊急制動,制動距離不夠,撞死6人傷6人。人羣毆打火車司機,副司機重傷。有人點火焚燒郵政車廂,列車着火。消防隊趕來,人們阻止滅火,割破水帶……。

這位目擊人基本上是站在官方立場上講話的,但是他也承認,“許多真的燒火車的都逃了,抓到的幾個都是倒黴蛋。其中有個傻子,上海灘有名的‘毛估估’。”

1989年6月17日,北京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環|球|實|報⑥④專輯網站截圖)
1989年6月17日,北京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環|球|實|報⑥④專輯網站截圖)


另有一名知情者回憶:這三個光新路道口縱火判死刑的其中一個,曾是我小時候的玩伴。兄弟兩人,他是小的一個,小名小雙子,他哥叫大雙子。家境不好,兩人早早技校畢業,在社會上混。大雙子個兒大,小時候打架,最後總靠他擺平;小雙子個兒小人聰明,是煽風點火的一類。不想小雙子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在道口燒了2輛警用摩托,還給拍了下來,第二天就給抓了,八天後宣判死刑。

幾天後,當時的市長朱鎔基在電視講話中警告:“你們不要以爲要變天了”。後來放火燒火車的幾個人都在電視直播的公審後給槍斃了,我印象中有個被槍決的縱火者一看就是精神疾病患者,人家給他的綽號叫“毛估估”。

也就是說,當時上海方面對“暴徒”的死刑宣判速度,實際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訟訴法》,對於任何一個罪犯,都要經過公安局拘留後的偵查、預審等過程後,認定犯罪事實才寫出提請批准逮捕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報請逮捕;檢察院複查無誤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據公安機關偵察終結後向檢察院移送的起訴意見書,檢察院審查案件並訊問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請公訴,同時通知被告人自請或委託律師。法院開庭後,則要經過宣讀起訴書、公訴人發言、被告人提請陳述並辯護、辯護人辯護等複雜程序;休庭後,經合議庭合議、宣判等複雜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則還多了一道上報最高人民法院覈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複雜的程序中,僅其中開庭審判一項就規定必須將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之日前七天,送達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處死刑的一批“暴徒”從抓獲到宣判,全部過程僅用了八天。

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不服判決的上訴和抗訴的期限爲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訴和抗訴的期限爲五日;從接到判決書、裁定書的第二日算起。但是,上海方面當時判處三名光新路道口“縱火犯”死判後,當庭宣佈: 如果被告人不服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第二日起的三日內,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顯然,當時的上海當局這樣做就是要實現早一天砍掉這三顆人頭,就能夠早一天起到殺一儆百作用的目的。也就是說:即使那三個人罪該千刀萬剮,“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朱鎔基當年主導上海的這次對“暴亂分子”的宣判行動,起碼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訟訴法》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上海方面對三名“縱火犯”宣判死刑的當天,筆者也是因“參與反革命動亂”罪名被押送進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當時從警車上下來,筆者看到院子裏站了十多名身穿多種制服的人。進入 “號子”裏後,筆者好奇地向先進去的人打聽,才知道院子裏聚集的那批穿“官衣兒”的,分別來自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每當有“從重、從嚴、從快”打擊犯罪分子的“政治任務”時,這三家人就要聚在一起。

接下來的程序是:公檢法三家人並排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面對實際上已經內定死刑的犯人,先由公安局宣佈“偵查結果”和“報請逮捕書”;轉手遞給旁邊的檢察長,檢察長立刻簽字“批准逮捕”並當庭宣佈;接着,檢察長又將一份已經準備好的起訴書交給他旁邊的法官,法官即宣佈:“罪行確鑿,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年的中共公檢法人員把這種“生產流水線”式的辦案方法,稱之爲“公檢法聯合辦案”;而犯人們則稱之爲“三堂會審”。

而當時已經由朱鎔基黨政一把抓的上海當局在處理“六四動暴亂分子”的過程中,毫無疑問就是採取的這種“三堂會審”的形式。用朱鎔基本人當時在電視廣播講話中的說法就是,“依法從重從快”,而且居然還比實行了戒嚴和軍管的北京更快。根據筆者手頭所掌握的資料,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電視講話中確實講到了要將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責任者進行公審,“依法從重、從嚴、從快予以懲處”的話。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美聯社)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美聯社)


當時,由於北京市公開宣佈了實行“戒嚴”,所以北京市司法機關在不按正當程序抓捕和宣判“動暴亂分子”時,都以“非常時期”爲藉口。筆者在當時曾經就中共警方違反中共政權自己制定的司法程序一事,同幾位警察辯論。按照警察的解釋,既然是“非常時期”,就可以打破常規,按“臨時性”法規辦事。

北京警察的這種解釋當然也是非常蒼白無力的,因爲至少他們的所謂“臨時性”法規並不是出自立法機構。但是,當時的上海方面在完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前提下“從重、從快、從嚴”懲處“動暴亂分子”的過程中,卻是連北京警察的這種解釋理由也不具備。因爲上海方面當時並沒有宣佈實行戒嚴,所以也就不存在法理上的“非常時期”。

正如我們本專欄上一篇文章中提及的那位,現在海外的前上海黨報資深記者所評論的那樣: 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勢很快平定後,朱鎔基一人領導的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動暴亂分子”的運動中也是毫不手軟,殺的殺,抓的抓,關的關。他的鎮壓結果比起北京方面來,不但談不上是“心慈手軟”、“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殘酷。

這位資深記者根據他所瞭解到的上海方面鎮壓“動暴亂”的事實說:當時,上海從重、從快槍斃的那三個燒車人中有一個是精神病患者,因爲當時把審判的錄相在上海電視臺公開播放,所以許多心細的電視觀衆都能看出,其中一個燒車人的精神錯亂表現。

無獨有偶。當時,北京方面首批宣判死刑的八名“暴亂分子”中,日後只有七名被執行;另外未被執行的叫王連喜,和上海的“毛估估”一樣,也是精神病患者。不過,與上海方面的精神病患者“毛估估”不同的是,這個叫王連喜的死到臨頭被法官認爲確實患有精神病後,就被刀下留人了。

巧合的是,筆者當時因爲“參與反革命動亂”罪名被關進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後,正好頂替了王連喜的鋪位。在筆者入監幾小時前,這個王連喜剛剛被宣佈判處死刑,轉押進了“死號”。

當時,同監號的獄友向筆者介紹說: 這個王連喜在獄中幾天的表現,已經充分證明他有精神病。另外根據獄友們向筆者複述的王連喜在監號裏講述的北京“動暴亂”的過程,筆者也感覺完全是一番瘋話。

日後,筆者查證了《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對此事的前後報道,確實是第一次宣佈了八名“暴動分子”被判處死刑,幾天後又宣佈了其中七人被“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押赴刑場,立即執行”。而沒有被“立即執行”的王連喜則被長時間繼續關押,聽候上級領導的處理意見。

爲此,筆者在一九九零年專門找到在北京市司法部門工作的朋友詢問,進一步證實了王連喜確實沒有被“立即執行”;是在繼續關押了好幾個月之後,被補了一紙改判“死緩”的手續……。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雖然全國各地都進行了對所謂“動暴亂分子”的抓捕行動,但只有北京和上海兩地直接處死過“反革命動暴亂分子”。而且上海方面,甚至是連一個精神病患者都殺了。

時光來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朱鎔基以新任總理身份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被香港記者問道:……請問您再去香港時,如果有人請願要求平反"六四",您怎麼看?

朱鎔基的回答是:對於發生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我們黨和政府及時採取了果斷措施,很好地穩定了全國的局勢。對此,我們全黨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幾年,我們黨和政府的歷次會議對此都做出了正確的結論,這個結論不會改變。當時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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