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夜话中南海:未步苏荣后尘,强卫的不幸与万幸

20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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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夜话中南海:未步苏荣后尘,强卫的不幸与万幸 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Public Domain)
Photo: RFA

对中共官场的政治生态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和听众在阅读或收听了我们夜话中南海陆续刊登和播出的前几篇文章之后,应该都会相信四年前的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提前下岗”绝非所谓“年龄原因”。

强卫的江西省委书记职务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宣布免除了,而他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则在半年后的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才被对外宣布“辞去”,原因就是这项职务的免除或“辞去”,必须要经过一个所谓的“法律程序”。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领头,中国大陆的各大媒体均都以《强卫辞去江西省委人大常委会主任》为题进行了醒目报道。

说起来,既然是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那么省委书记的“正职”被免之后,所兼任的该具体省份的人大常委会职务相应免除就只剩一个程序问题了,所以当时的中共官方主要媒体,都如此突出地把一个已经下台的前省委书记被该省人大例会同意它“辞去”该省人大主任职务,当成一条重要新闻处理,连中共内部人士都认为是“非同寻常”。

追朔中共执政史,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一九九二年,曾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一份专门文件声称“有关省市自治区换届可以提名当地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主任的候选人”,从此出现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现象。经过了五年,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普及得差不多了。之后在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中,中共当局则统一要求,各省委书记和直辖市委书记如果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美其名曰“以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新的治国方略和执政方略”,“有利于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于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政治模式开始逐步推广和普及。也就是说,只有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当地党委一把手的省和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才会另设专人。

至于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和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之间的关系,则还有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后,中共内部逐步明确了一个“重要组织原则 ”,那就是全部五年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原则上不再由当地少数民族里的党员干部中产生”……。

所谓“原则上不再由”,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除西藏而外,曾先后有四个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长期是,或者曾经是当地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专任或者兼任。

最典型的当然是所谓“蒙古王”,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纯正蒙古族人乌兰夫。

中共政权治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该自治区1947年成立以来,乌兰夫是首任自治区工委(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

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Public Domain)
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Public Domain)

中共建政前和建政之后,乌兰夫先后担任和兼任过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等职务,但在此期间,他的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内蒙古大学校长这几项职务,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毛泽东下令解除,先后长达十九年整。

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时段的自治区党委,是由维族党员塞福鼎出任。另外,壮族红军干部出身的韦国清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回族出身 ,早年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一起在西北地区共事的杨静仁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

当然,邓小平时代开始至今,少数出身的党员干部里还是出过几个地方省级党委一把手的,比如前不久刚刚从吉林省委书记位置上“到点下车”的蒙古人巴音朝鲁,二零零二年在中共十六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先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的回良玉,虽然是生于东北吉林榆树县,但自称祖上是回族人。

不过,此二人曾经担任过的都不是他们本民族的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最近倒是有一个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还是少数民族女干部被升任省委一把手的谌贻琴。此女是贵州当地“土生土长”的白族人。已经有强烈的迹象显示此女已经被习近平当局相中为下届党中央或者国务院副国级领导人的女性点缀,以接班现在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钟表女工”孙春兰。此番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两年即把这位谌姓白族女干部从省长提升至省委书记,并不是为他让她把一届省委书记职务坐满,而只是为她二十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加强政治资历。而无论她的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会坐多久,贵州并不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所以白族出身的谌贻琴在自己家乡升任省委书记一职,与少数民族干部不能出任本民族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的“组织原则”并无冲突。

在必须是汉族干部,而且是外派汉族干部出任少数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的前提下,当不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该省的党委一把手的所有省份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都实现了由省委书记兼任此职之后,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新疆自不待言,因为它的区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兼任。而相对于内蒙和广西以及宁夏,只有西藏自治区一直被特殊对待,那就是由外派汉人担任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的前提下,同级人大主任另设专人,而且是自治区政府主席一样,是安排当地藏族党干出任 。相比之下 ,无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里,都只有三个正省部级干部,分别是省委书记,省长和省政协主席,而西藏自治区则有四个正省部级干部,多了一个专职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解释,“内蒙古、宁夏、广西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实际汉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远超过少数民族人口。这三个自治区通常区委书记和各省省委书记一样,均兼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新疆实施区域自治的是维吾尔族,人口与当地汉族人口相当。由于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区内又有两个全国独有的副省级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区委书记一职较重要。因此,新疆历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不兼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但却同时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自王乐泉开始,历任新疆党委书记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西藏实施区域自治的是藏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对少数的地区,因此西藏党委书记一职也十分特殊。除胡锦涛、陈奎元、郭金龙外,历任西藏区委书记均有一定军方背景,亦不兼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不谈新疆,西藏相比于另外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绝对有它的特别重要之处。但当地汉人区委书记不兼人大主任,人大主任由藏族党干专任的最重要考量,可能就是当地藏族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原因。

回过头来再继续介绍和分析当年强卫从江西省委书记位置上被迫下岗之后的处境。

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Public Domain)
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Public Domain)

正如我们在本专栏之前的节目中所介绍过的那样,在王歧山主政中纪委辅佐习近平在全国范围内声东击西,全方位“打虎”的运动过程中,习近平当年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二秘”徐令义因为在中央办公厅清查令计划余党有功而被提升了正部长级的“中央巡视专员”,成为名符其实的钦差大臣。所到之处的第一件公事就是召见省委书记甚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直辖市委书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在江西宣布强卫下台的决定后,强卫的一番“告别讲话”夹枪带棒,话里话外都是为自己抱屈……。

事后有评论说正是因为强卫的这番话里话外透着“不服气”,“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的告别演说激怒了当时坐在他旁边的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陈希回到中南海后就向习近平“告了他强卫的刁状”,于是徐令义便奉旨率领第十一中央巡视组再次进驻江西“清查强卫的遗留问题”。

在江西平遥古县衙的主要建筑上有上宋一副楹联:“与百姓有缘才到此地,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据说当时的强卫当着习近平钦差大臣陈希的面还引用了平遥古县衙多楹联中的另外一幅: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但事实的真相是,就在强卫被宣布就地免职的次日,徐令义所率领的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即已经进驻南昌,这个时间安排就足以说明无论当时的强卫曾经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将他就地免职后立刻由中纪委巡视组前往江西以“回头看”的名义为他罗织罪名,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不过,在省委和省府的“动员大会”上高声宣称“我这次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徐令义,耗时两个整月,既没有抓到刚刚从江西省委书记任上下台的强卫的腐败证据,也没有找到他与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离心离德”的把柄。

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二零一六年九月初陈希代表中央向强卫宣布的对他的调查结果,仍然还是把他江西三年时间的省委书记工作鉴定为“党的领导弱化,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政治意识不够强,苏荣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选人用人的反映集中,违反换届纪律时有发生。党的建设薄弱,党建工作抓而不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够,干部监管不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

好在如上罗列的这些“问题”哪一项都犯不上党纪和政纪处理,更谈不上“移交司法”。于是,强卫终于被习近平恩准“平安降落”,但也再没有了晋升副国级的可能。

在强卫之前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比强卫年长五岁,但当年从司局级干部晋升副省部级的吉林省委常委的时间,和强卫晋升北京市常委是同一年,即一九九二年。这足可以证明强卫当年在同龄的中共省部级官员的政治资格有多老。

苏荣当年就是因为相比于同届省委书记中的大部分都突显政治资深,所以虽然二零一二年的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他因为年已六十四岁所以必须遵行“三上四下”的原则,没有被提名连任中央委员。但与此同时他却仍然被保留着江西省委书记职务,目的就是要让在岗时间上与在次年三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时间实现无缝衔接。

与之同理,当强卫被宣布接替苏荣江西省委书记职务之初,中共党内即已经有人断定“二零一七年的十九大时,强卫即使不能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也会被内定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步苏荣的后尘”。

事到如今,强卫虽然未能步苏荣后尘从江西省委任上晋升副国级,但也没有步苏荣后尘“先进京城再进秦城”。他强卫到底是该哀叹不幸,还是感慨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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