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之欲出：中国的反对党
1、背景——当下中国的政党状态：中共与花瓶党
2、中共内部派别的逐步公开化：关于“团派”与“太子党”，关于“胡温”与“上海帮”
3、薄熙来等的政治秀
4、“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和“中国工人（共产）党”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这个危机，由于“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的成立而加深。从这两个新党的一些文告的用语和口气可以看出，它们是由在共产党内有着多年经历的共产党员起草的，这些共产党员另立新党，表明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分裂。
二、从台湾的政治转型看反对党的作用
虽然大陆与当年台湾二者的时空不同，不可能遵循完全同样的政治发展轨迹。但考察当年台湾反对力量的成长史，对于滞后发展的大陆反对运动，仍然可能带来某种启示。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第一波：“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反对党运动及其夭折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或称“雷震事件”
这次组党虽然失败，但是开启了台湾组织反对党的先声。台湾反对党后来的再次出现和壮大，无疑是有先驱雷震点燃的火种在里面燃烧。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第二波：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杂志、“党外“及民进党的诞生
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审判。
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并在全岛建立了13个地方分处。8月，创刊号出版。施明德先生指出，《美丽岛》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
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开始镇压。不久，《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该事件使黄信介、施明德、陈水扁等新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政治合法化进程却出现倒退。
考虑到大陆的海内外民主运动内部聚松纷纭的理念之争，上述台湾经验所获致的重要教训并非全无意义，它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夸大乃至激化阵营内部的所谓“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水至清则无鱼”，一个纯而又纯的组织是没有前途的。
当年,面对台湾如此明显的民间意向、情绪和社会压力, 1983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考虑调整自己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第一步转变,是扩大台湾选举的层级 ;第二步,则是1986年功载史册的重大历史性的步骤: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自此,台湾就不可遏止走上了民主之途。
必须承认,除了社会反对力量长期奋斗所形成的压力外,晚年的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睿智是极其关键的,其历史功勋理应彪炳史册,垂之久远。
三、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筹组反对党的运动
1、1992年被秘密镇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等筹组)
2、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公开组党活动 (王有才、徐文立……)
1998年后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要求登记成立,中共在一段不知所措的默许应对之后,同样也实施了镇压及其他一系列倒退性措施,譬如,逮捕创党骨干,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强化与改革中既得利益的财团——太子党的关系,军队在中共政治结构内强烈要求提高发言权与地位。这一切都形成了与国民党当年的举措的有意味的比较。
四、前景：不可阻遏的反对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