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新加坡道路、亚洲价值与中国模式

201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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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逝世。(资料图片)
李光耀逝世。(资料图片)

一、    李光耀逝世及其反响
二、    李光耀其人

早年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第三代中国移民的家庭里。他的成长过程渗透着浓厚的英国影响。他的祖父称他哈利•李(Harry Lee),这也一直是李光耀早年人们熟悉的名字。
李光耀中学就读于一所新加坡的英国学校,不过在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李光耀的学业被打断。三年日据时期,李光耀曾在黑市做过买卖,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务于日本的宣传部门。
战后,李光耀来到英国,先是短暂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转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以双重一等的优异成绩毕业。

在英国生活学习期间,李光耀成为英国广播电台国内广播(后来的BBC广播四台)的忠实听众。他还抽出时间,为一位大学朋友竞选英国议会议员助选。

1950年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成为一名知名的工会律师。

总理

1954年,李光耀与志同道合者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并成为该党首任秘书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了40年。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的管制中脱离,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成为立法议院中第一大党。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1963年,李光耀经过谈判实现了“新马”合并。然而,这一联合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系列的种族暴力冲突使新加坡最终决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彻底独立。

这对李光耀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本来希望新加坡同马来亚的联合能够最终使该地区摆脱殖民地的过去。不过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仍然保持了下来,新加坡还鼓励英国保留在新加坡的基地,以共同保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改革计划,采取了开发工业园区创造就业机会,大规模建造廉价住房,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李光耀的目的是把新加坡从一个当时被人形容为的“肮脏的污水池”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

同时,他还努力将新加坡这个小岛上的多种族群整合到一起,在民族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特的新加坡身份认同。

铁腕

实现这一转变,李光耀在新加坡社会各个层面进行了严格的政治控制,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管理最严格的社会。

李光耀未经审判拘禁了他的一些反对者,他对媒体和外国出版物进行限制并逮捕了一些记者。

对此,李光耀说“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使新加坡完整的压倒一切的需求”。对他的铁腕管制,李光耀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报纸受到了外国敌对利益的资助”。

李光耀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部分自由必须得牺牲。西方的自由民主不适用。

李光耀还是体罚手段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这是维护纪律和法律的行之有效方法。

不过一些批评李光耀的人士说,由于李光耀的党占据了议会的所有席位, 他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感而不需要采用如此铁腕的控制。

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李光耀又受到指责说他用共产政权的手段推行其政策。不过,同许多共产党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人从他的统治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一个现代工业化经济

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15番。

家长制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人受到教导如何礼貌,如何做到不要大声喧哗,什么时候该冲厕所,不要嚼口香糖。在新加坡看不到任何涂鸦,因为政府说不应该有。

李光耀曾对BBC说,新加坡被人称为家长制的“保姆国家”(a nanny state),“但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的行为更好,我们生活在比30年前更愉快的一个地方。”

1985年1月,李光耀在内阁中加入了多名年轻的技术官僚。他的人民行动党继续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

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选民开始抛弃李光耀的政党,开始靠近反对党。

同中国关系

李光耀懂得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李光耀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私人友情显然有助于这一良好关系的建立。

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表达了对李光耀经济政策的钦佩。而李光耀同时也对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改革印象深刻。
但李光耀还是对中国抱有戒心。

他在2011年初就《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崛起后,未必是一个柔和的霸权。

他说:“目前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新加坡来说,是最好的局面。”

晚年

“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到时候,没有法律应该容让民主进程流产。” —— 李光耀,1955年

李光耀向马基维利致敬:

“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对,只要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职责是在下一次选举前,确保有充分表现,向人民显示,我可以让他们转过来支持我。”

三、李光耀成就新加坡的历史条件与地理条件

1、对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的理念可以在2005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讲话中得到总结。

他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要为自己谋得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小小的角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我们国家很小,我们仍可以扮演一个对世界有用的角色。”

2、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管治才能(governance)

四、新加坡特色一瞥

i、新加坡是有选举却仍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

ii、新加坡是有法必依但却不能以法限权。

iii、新加坡人有自由但不会用来反对政府。

iv、新加坡政府虽专制但又可以保持廉洁。

v、新加坡是高效率及高效益的政府——文官制度。

因此新加坡模式可以说是所有专制政权最希望建立起的制度。一方面,它仍可保留绝对政治权力,但同一时间人民又能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还至少有一些民主、法治和自由的外衣作政治装饰。

五、李光耀与“亚洲价值”

李光耀是「亚洲价值」的最主要倡议者。有学者把「亚洲价值」总结为包括以下几个元素:
一、社会整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
二、人民会尊重权威;
三、经济发展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及民主权利;
四、社会稳定是管治的重要考虑;五、以协商和共识而不是竞争和对立为决策基础;
六、政府有积极的责任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但却不一定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自由。

亚洲金融危机后,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迴避。

“亚洲价值”可以移植吗?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那套方法是否那麽容易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到相同效果?

即使是新加坡,在全球化之下,在普世价值下,「亚洲价值」还能坚守多久?

李光耀至少对新加坡人民来说,肯定是一位伟大人物,但他为新加坡及世界留下的政治及文化遗产可持续多久?

2011年的选举结果,尽管,依李光耀的“选举规则”,执政党仍获得议会中87个席位中的81个,反对党获得6个,然而,这却是执政党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挫败:仅获得60%的支持票,遭遇40%的反对票。遭李光耀直接威胁的阿裕尼选区,选民毅然决然地用选票淘汰了执政党。

一个控制了全部国家资源,包括财政资源、行政资源和媒体资源的执政党,遭到40%选民的公开唾弃。

六、李光耀与“中国模式”

中国与新加坡——同与不同:

苏联因子与英国因子

历史传承

产权制度

文官制度
……
新加坡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灵感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当时他们刚开始了一个有限的资本主义实验,这个实验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李光耀的这个人口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热带弹丸城邦,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而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模式。

新加坡在中国领导层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这是象徵性的,它表明,中国既能在经济现代化成功,也能在政治现代化上成功,」他说,并补充道,「它表明,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新闻媒体用大版篇幅哀悼李光耀,几乎就像他是一位本国领导人那样,中国外交部暗示了李光耀在北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把他看作为一位能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对话的北京同情者,一位能冷眼批评自由价值观的人物。

1978年11月,即将开启深远经济改革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1992年,当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一场市场自由化狂波时,他把新加坡作为共产党仍能维持严格控制的一个令人放心的例子。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员常访问新加坡,试图汲取经验。

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打造成冷战期间反共阵营的堡垒,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係。不过奇怪的是,李光耀及其政府为后来的历届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被理想化的榜样,中国官员常来新加坡参观学习,想知道共产党怎样才能接纳市场的变化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但又不受公众不满情绪和猖獗腐败的影响。

「他们所要寻找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保证,保证他们不会落入我们所说的『现代化陷阱』,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发展不一定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崩溃打下基础,」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汤普森教授在接受电话採访时说。随着亚洲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政府被民主选举制和激烈的多党竞争所取代,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羡慕者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汤普森说,「随着韩国和台湾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只有新加坡越来越成为那种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模式,新加坡是有效经济监管、快速增长,以及国家一方面插手精英管理、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政治参与和民主的结合。」

光耀在国外拥有的更威权主义的崇拜者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允许了一定程度的定期选举问责制,虽然有很多限制,但这个制度在纯粹的一党制国家不存在。

中国官员能从新加坡学到什麽可实践的经验并不太清楚。毕竟,运行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城邦国家,与运行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有极大的不同。

新加坡打击腐败的许多政策,比如官员的工资之高使得从商和贿赂的诱惑力大为降低的做法,在中国无法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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