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的缘起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了《"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活动引发激烈争议。
包括贺敬之、铁凝、贾平凹、莫言、冯骥才、陈忠实、王蒙、秦怡、等一百名文学和艺术家参加抄录了《讲话》。中国媒体报道,"有些人现在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
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共洗脑史上的地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主义左倾文艺思想的图腾，当局隆重庆祝《讲话》旨在让文艺工作者做党的驯服工具，为意识形态服务。《讲话》的本质是要文艺创作服从政治权力。
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
那是一个最经典的洗脑文本。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三、 事涉的作家及其背景
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
名单里还有：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两类作家，殊途同归。
四、 事件在海内外的反响
抄写活动受到激烈网络抨击，抄录《讲话》的人被指“向毛泽东亲手制作的扼杀文艺自由的绞架（指《讲话》）顶礼”。
网络评论说，这些人“为一千元活动的稿酬出卖灵魂”，说他们是“100个奴才”。还有人说，这些参加抄写的人是向当局敬献“投名状”，被“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更有指名道姓的评论说某某作家“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抄录者都是中国大陆有影响力的作家及艺术家，其中也有在毛泽东时代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如王蒙。有人指出那些曾经受过政治迫害的作家参加这样的活动是犬儒主义的表现。面对网络讨伐和攻击，一些参加者发博客为自己辩解，也有的表示懊悔。
五、 此事折射出的中国文化界及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
1）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写者在向当局展示他们的政治虔诚之时，更是让世界看清他们尽管早已修炼成各种文化班头、艺术教习，但终究不过是一群终身戴着镣铐跳舞的宫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时得献歌献舞，恢复舞者本相。
2）几类不同心理状态的抄写者：
a. 原老左派：（抄录者当中也不乏《讲话》的坚定支持者。参加者当中有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学习和贯彻《讲话》精神的老作家和艺术家如周巍峙、贺敬之、于蓝、王昆等。许多人至今仍能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
b. 再皈依的80年代疏离官方者
c: 犬儒 或无所谓者（文人无行）
作家叶兆言就发微博说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吗。你会如何选择呢，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
d. 反对资本市场支配的大众文化者 ( 他们认为,在士风日下、学林腐败的时代,资本、金钱和权钱交易主宰的文化已经堕落成乞讨的文化。过去被批判的糟粕今天又卷土重来,使大众文化向愚昧无知堕落。)
……….
六、 作家何去？
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作家出版社都是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它以每人一千元的价格，以总计十万元的人民币，聚集起一支继续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既有党的文学事业的薪火传承者，也有那些曾经扮演离经叛道的文学工作者，既有先锋作家，也有畅销书的超级写手，他们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在讲话的指引下，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他们还将走向哪里？
向绞架顶礼的100位文化班头
时下中国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应该算得上一件。为什么？因为这是部分文学艺术家向毛泽东亲手制作的扼杀文艺自由的绞架顶礼。抄写者当中，有些老人当年是历次运动老将，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斗，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则是依靠80年代疏离毛的党文化另树一帜。如今，的政治需要，这些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摹仿佛教徒手抄佛经的虔诚，将毛的这份讲话抄写了一遍。
这是什么精神？
且说说这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篇什么物事。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党内老人如李锐先生等都曾回忆过这段令许多革命者丧失尊严的红色恐怖时期。这场运动起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运动开始的标志；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运动宣告结束。其中，毛泽东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两次讲话（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称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对这段历史有过独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五个层面：
一、文艺是政治斗 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与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在同类研究中，高华对这场运动的总结很到位。我无从猜想这百位抄写者在誊抄这篇讲话时怀抱一种怎样的心情？他们难道真心承认自己比工农“肮脏”与“无知”？他们愿意重温当年“无产阶级”对其曾施加过的半暴力“教育与改造”？他们难道听不到今天中国的“工农兵（复员军人）”正通过每年逾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发出反抗的怒吼？
将中共比之为绑匪，可能会让不少中国人觉得不舒服，但从中共挟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社会资源并迫使中国人听从其号令这点来看，其实与绑匪本质相同。在沦为人质的中国人当中，这百位文化名人在才赋上自有其杰出之处，那么多人拼命往上爬，却只有他们能爬上文艺界阶梯的顶端，足以彰显其才赋优越。但才赋的优越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他们已完全被中共党文化驯服，其行为具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所有特征。且看：
“人质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中共至今仍然掌管着他们的饭碗与福利，在“不服从者不得食”的铁则下，他们还需要依靠体制的物质恩赐；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略施小惠的举动”——与同类群体相比，他们感到党赐予他们的待遇很不错。除了见到级别更高者需要打躬作揖之外，在大多数人面前，已经很有上等人的感觉；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部信息”——中共长期控制媒体，限制学术自由，而这些人由于自身的文化班头、艺术教习地位，早已成为党的宣传工具，他们也不再倾听官方媒体之外的声音，部分人自觉地相信那是“腐朽的西方文化”，或是海内外敌对势力在造谣。
“人质要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改革30余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朝野不少人虚构了一个平等、底层人人有工作与免费医疗的毛泽东时代并怀念之。于是这百位文化名人认为，要从毛的阴影下逃脱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做个在当局眼中表现优异的驯服者吧。
知识群体的堕落，标志一个社会彻底的堕落。记得当年一位研究当代文化史的人士曾收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亲笔写下的认罪书、检讨书，准备结集发表。但这些文化名人当中的在世者与逝者家属均表示强烈反对，声称一旦出版，将全力以赴诉诸公堂，并在经济上彻底整垮这位研究者。不让出版的理由中最强的一条是：当时政治压力太大，谁也顶不住。但观看今天的中国，我实在不知这百位文化班头对自身向创作自由绞架顶礼的可耻行为有什么说辞？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写，个别人即使象“吃苍蝇”也还要写？是不写这份投名状会被处死，还是没有高干病房入住？是升迁道路受阻还是担心进不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些人当中的不少人其实墓木已拱，党能够赐给他们的现世利益不会更多了，写下这投名状，只能说他们对中共专制只剩下谄媚的“勇气”，只会说“圣上英明，臣罪当诛”。
价值一千元的灵魂
作者：荣剑
一个人自愿出售自己的灵魂，可以换回多少钱，我以前的确不知道行情。按历史形成的常识判断，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去交易，或因为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奈苟且偷生，或因为是主动输诚以换得高官厚禄。满清亡明时，晚明士林领袖钱益谦是属于前者，戍边大臣洪承畴则属于后者，从两人交易的结果看，大概也算是物有所值，毕竟拿灵魂换来的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从这以后约三百年，延安出了一个高人，在简陋的窑洞里凭一个讲话，既无暴力胁迫，又无高官厚禄诱惑，竟将无数文人作家说得口服心服，从此脱胎换骨，虔诚改造，力求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有这样的效果，讲话成了神话，每年都会有纪念，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仍历久不衰。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也算正常，尽管在世俗层面，已听不到任何反响。谁料到，今年却有了变化，作家出版社为纪念讲话70周年，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这个按惯例属于体制内的自娱自乐，不经意间却在网络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恶评如潮。是什么触动了网民的神经？我是在昨晚才了解到相关信息，说实话，我的感受和大多数网民一样，震惊于文人的无耻已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竟会以如此低的价钱轻易将自己的灵魂售出。
事情起因于作家出版社，以这家老招牌来聚拢久已离心离德的作家队伍，比起宣传部来显然多了一些公信力。想出的点子也不错，邀请一百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每人抄写讲话中的一段话，留下墨宝，影印成册，让买家珍藏。该书责任编辑王宝生披露，书的创意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何社长亲自写了约稿函，作了细密安排，然后由编辑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重申创作意图，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作家叶兆言在微博称，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王宝生称，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受邀请者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白刃、朱奇、冯德英等老同志不仅亲笔抄写，而且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山东的冯德英在来信中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极具创新价值的工作，相信文学界的广大朋友都会谢谢作家出版社。”对此我也相信，如果这项活动仅限于具有延安情结的老同志或身居作协主席副主席的那些作家，我想网络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类似的事情太多，已经让人司空见惯。因此，这部手抄珍藏纪念册里出现这些人的名字：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等，网民们肯定不会感到奇怪，这些人长期受惠于讲话精神和体制资源，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
那么，在这个名单里，还有哪些人呢？摘录如下：
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等。
大概正是这些人出来为讲话背书，让社会公众大跌眼镜。按理说，上述这些人和那些党性作家一样，也都是吃体制饭的，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但人们之所以看高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还是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还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对于这样一个不是买卖的买卖，已有人开始吃后悔药了。叶兆言在他的微博里纠结得很，感觉到丢人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的这个态度让我稍有同情，他至少还是有所反省的，以他自己的话说：“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和叶兆言相比，另一个吃后悔药的周国平，好像缺乏起码的坦诚，他应该意识到，他以往依靠制造哲学鸡汤而积累起来名声，这回可能要被这一千元砸在地上了。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成了他自责的理由，在他看来，纪念讲话，是纪念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正是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他发现，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
除了这两位抄写者之外，至今还没有第三个人出来公开向社会陈述他们在抄写讲话时的感受。就我本人来说，我是希望看到王蒙就此会发表什么言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对他的睿智、阅历和话语充满着太多的偏爱，他的政治人生和文学人生是如此精彩，我觉得以他的一个细胞来思考，也足以判断出这个事情的是非所在。为何会掉入这个微小的陷阱？难道仅仅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抑或如叶兆言和周国平那样，没太当回事？还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毛的这个讲话值得纪念？这些猜测都不能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人们只能依据事实作出反应和评价。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时代，作家精神世界的集体沦陷恐也无法避免，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人们普遍感叹的是，这些作家的灵魂是不是太掉价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顾炎武，对明亡于满清有过系统总结，对明末心性之学的空疏学风有过深刻反省，尤其对士人在关键时期失去操守和气节多有鞭挞。为此，他重提孔子“行己有耻”的主张，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求士人“有耻且格”。他最后的总结是：“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话说的掷地有声，对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其实，对于那些高明的统治者来说，变节者，不管是政治变节还是思想变节，皆是无耻之人，均不得列入正统。清于乾隆41年正式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在遭际时艰时，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打入《贰臣传》，以警示后人。前面提到的钱益谦和洪承畴，均在其中，以无耻而名垂史册。
现在回过来看抄写讲话事件，这毕竟就是一个对讲话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不涉及两军对垒，权力更替，因此谈不上贰臣一说。但其中的道理还是一致的，关乎人的诚信、道义和气节。讲话对于执政党建立思想一律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人改造人和让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重要使命。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