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危机背景
1、温州民间企业债务危机一瞥：
“民间借贷风波”——９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３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２死１伤的惊世恶果。与正德利鞋业一样，在最近老板出逃或者跳楼的一批温州企业中，一部分企业在老板出事前生产正常、运营有序，其中不少还是行业的“排头兵”甚至是温州的“明星企业”。
2、民企上演“移民潮”，326家企业亏损
截至目前，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９月份就发生26起。
3、高利贷何以兴起？
“银行宁可把钱借给一直在亏损的央企也不借给我们，企业老板又不是傻子，如果银行能贷到款，谁愿意去找高利贷啊？”一位皮革厂老板说。
中国政府始终与民争利，要把金融垄断在自己手里。不容许老百姓搞金融，对已经运转几百年上千年的民间金融进行封杀，把一门正经生意变成非法，贴上了诸如特殊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之类的标签。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清理民间融资时数量仅在20多亿，打击了二十年，结果现在到了几千亿，也有上万亿之说。
金融不过是一门生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二、谁在扰乱中国金融秩序：民间金融还是国有金融机构
1、真正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是国有金融机构。
行长是政府任命的，利率是根据政策不是市场决定的，从老百姓手中收集的社会资金本来都是公共资源，却都投向了政府项目，造成了十几万亿不良资产。五六年前，四大国有银行本来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但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储备和包装上市来华丽转身却变成了所谓的世界优秀银行。
2、民间金融需要的是法律救助
金融市场的准入问题
帮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通过公司运作方式进行投资，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集合资本炒楼盘、炒棉花、炒大蒜和炒股权等，而是从赌上市机会到赌公司的经营状况。
应使民间银行家有法律环境，使之能够合法经营，发展出真正的银行
三、温州模式失败了吗？
1、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2、被逼无奈：转向虚拟经济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故而很多温州企业家从事业转向房地产、金融炒作等虚拟经济。
3、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国家金融支持“官办经济”还是“民办经济”？
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
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四、救温州，还是救中国？
过去的温州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市场定价、市场选择行长、市场淘汰机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们环境让他们合法公开经营，从而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只要允许按国有银行一样剥离不良资产，同业互注资金，给上市的机会，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将是非常健康的。
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不是政府救济。市场上有更多的变通办法，例如担保、租赁、抵押和保理等中间业务应当凝聚力量，实现集团化和跨域化经营。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健全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中国温州今天出现这样的冲突与衰败，是中国、中共党倡导的“国有”模式与美欧法制国家制度的一种对垒，也是未来中国模式与欧美法制国家模式的永远冲突的一种先兆。除了中国60年来的“人治秉性”与法治国家的法制精神、实践的根源冲突外，国家与国家体制怎样释怀，这需要新机制——游戏规则的重新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