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丹博士,1989年中国学运领袖,《对话中国》所长
一、 背景
美国联邦参议院8月1日以87:10，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上周已在众院过关，只需川普总统签署即可成为法律，总金额为 7,160亿美元。
这是美国10年来首次认中共和俄国为战略对手和竞争对手后，把这项认知转化为法律的重要行动。
二、 涉及中共与台湾的主要条款
1)包括加强外资投资审查,同时改革强化出口限令。这是防止中共获得美国先进技术。
2)限制设立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中文项目,申请美国国防部资金。
3)限制美国政府与中兴及华为的技术合约,防止国安威胁。
4)每年提交报告,分析中共在美国拓展政治影响力的行动。
5)禁止中共参与26国环太平洋军演,直到中共停止南海军事化。
6)加强与印度和台湾的防务联系,包括强化台湾的防御军力。
法案鼓励美台联合军演。事实上，美方已经公布，将在八月于所罗门群岛进行美台联合海军演习。
法案着眼点在强化美国的国防力量，具体化印-太战略以及支援美国盟友。
三、 从贸易战升级为全面遏阻
从国防授权法看,川普政府已经超出经济层面,而进入政治、军事,甚至软实力(遏制孔子学院)意识形态层面了。
这无疑是美中对抗的一次战略升级。
四、 《国防授权法案》的战略功能
1) 它会对美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关系产生何种后果?
2) 北京的拖延战术能起多大效用?
3) 世界应当应对的变局
8月2日，彼特．马蒂斯撰文，将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2015年发表的《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的文章拿出来，发表在严肃的知名期刊《国家利益》上，重新阐述其质疑：“如果中共垮台，西方该怎么办？”
马蒂斯希望，在中共领导人再次向它的人民扣动扳机之前，美国采取行动，不让1989年大屠杀的悲剧重演。
马蒂斯引用奥斯林的说法，建议西方的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要走出中共的权力中心，跟“被边缘化”的中国民众建立关系。虽然中共的残局或许会维持好几年，但是西方应该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不管事件看起来多么纷乱，都是明智的作为。
文章列出六点建议：
一、确定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
文章表示，中共在66年的统治中，剥夺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并潜入任何有可能成为政治力量的群体中，如在中共的铁腕统治下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在中共欺凌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新生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等，华盛顿应该与这些群体建立联系。
二、开发、维护和更新中共官员（及其家属）的数据库，例如可以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电邮和电话联系信息。如果中共崩溃，紧张局势将促使许多人考虑个人和家庭，而不是党的利益。
文章表示，当生死攸关时，中共制度的凝聚力可能会动摇，因为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并试图确保一个逃生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对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者建议华盛顿接触和培养中南海个别决策者、省级领导人和安全官员，他认为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数据库还要包括那些中共官员与美国官员及其他美国知名人士会面的记录，如此，华盛顿便可以知道哪些美国官员和中共官员有现成的关系，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接触这些官员。
三、确定中国内部安全部队的能力，包括国内的情报能力和淮军事能力（如武警）。作者认为这可以有助于了解动荡是否正在逼近临界点。
文章表示，大多数西方研究者以为，中共的安全部门会发挥作用，但其实它们保护政权的意向是不稳定的，因为军队跟中央政府的想法未必一致，军队里可能也有想要脱离中共的军官，需要了解这些情况并找到这些人。
四、了解针对大规模抗争时中共的运作方式。
文章表示，当发生大的动荡或群体事件时，中共会通过收买示威头目进行瓦解，或者在事态蔓延到其它地区之前，将其孤立。
作者认为美国决策者需要了解在解决这些危机时，中共的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方式，例如在不涉及中央领导层的情况下，跨省合作是否可能；谁将在不同层面做出决定等等。
五、如果北京掐断国际联系，美国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与中国人民保持沟通的方式。如果美国无法找到能够躲避审查的互联网替代工具，那么最好是保留在紧急情况下向中国进行无线电广播的能力。
六、针对这种应急准备，需要专门的部门负责情报工作。如果目前的美国情报搜集和分析仪器，包括美国外交部门，不适合这些任务，那么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专业知识、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管理中国境内的政治危机。它需要决策者的直接参与。
文章表示，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华盛顿的立场，美国是会站在他们一边的。然而，当中国人民的不满将摧毁中共时，美国仅仅在口头上支持是不够的，至少从1989年全国范围的抗议来看，当另一场危机来临的时候，华盛顿若要对中国未来承担道义责任的话，行动比言语更有效。
虽然我们很难判断该论文预估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在《国家利益》这样一份严肃杂志发表这一论文，还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