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中国透视:余英时时代

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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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中国透视:余英时时代
Photo: RFA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胡平先生: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一个时代的终结

余英时先生8月1日在普林斯顿遽然去世。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接受它,不愿承认这是个事实,不能适应一个没有了余英时的世界。对于一个中国人,对于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于一个流亡的中国读书人,对于深受其恩德的流亡中国读书人,这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我突然一下切身体会到了当年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时,中华民国知识界同仁在当时痛彻心扉的感受。

如果说,对中国知识界而言,有过胡适时代的话,那么,不夸张地说,胡适之后,有一个余英时时代。 “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这是中国大陆知识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它正是存在余英时时代的印证。

去国之后,我有十三年一直住在普林斯顿,在余先生所创立立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负责一些工作。据我自己的亲身接触的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很多国内的学者,特别是民间有一定声望的学者,绝大多我们的新老朋友们,访美期间几乎都表达了和余先生交流和問学的意愿,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与余先生交流。因为我有机会接触相当数量的学者,陪了很多人去见余先生,在那里,学术和社会,天地人文,侃侃而談。我感到一股普遍的精神上的熱流,余先生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他的学术影响,他的文化影响、他的精神影响,自八十年代以来还是绵绵不断地对中国大陆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我相信一定会结出果实来。至于这果实会发展到什么形状,当然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就我亲身经历而言,我接待的这许多朋友,大多都去和余先生交流学术、交换观点,共鸣处非常多,不同意见相当少,这非常令人惊讶。所以,余先生影响不是今天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我想他的影响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流变中发酵,会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其人

余英时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时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简历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潜山人,生于天津,历史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院士,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曾任教美国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学贯中西,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并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 2006年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首届唐奖“汉学奖”。

学术成就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像美国所谓的中国学,就是所谓Chinese Studies,还有缘自欧洲的“汉学”传统 Sinology,以及中国传统的所谓“国学”,余先生可以说在这三个学界中都是打通了的。余先生能够打通三界,并且卓有建树,用余先生的学生中研院院士王泛森的话说,余先生是“从尧到毛”无所不包,著作等身,创见迭出,非常了不起。

我们眼中的余英时——人品与学品

A.早在八十年代,余先生就请时在哈佛就读的胡平、丁学良前往座谈,畅论学问及中国近况。 ……那是早期余先生与我们这一辈学人交流传承的象征性事件。

B. 主持人与余先生相处的感受:风范, 即之也温, 谦谦君子, 中国士大夫与英国绅士的某种混合体……,随和亲切,松弛自然。作为一个人,余先生是典型的谦谦君子,在混合印象中,儒雅、渊博、谦恭、幽默,却又择善固执,是他的基本人格特质。奇妙的是,相处越久,我个人竟然越发感到他像极了传统中国士大夫和英国绅士的某种混合体。

立功立言立德——余英时的意义

道统 vs 政统——在中国历史中

余先生鮮明点出了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紧张关系。在余先生受奖词里所讲的“道”,所谓的道统,是广义的,它涵括了儒家、道家等等所论述的“道”,可以作为先秦诸子乃至中国文化的共同基地。而就儒家简括来讲,孔子象征的 “道统”,有一条基本线索:尧传舜,舜传禹,至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经过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一以贯之,而在当代,就是胡适、陈寅恪和余英时三重镇了。当然,他们三位所继承的,已经不纯然是儒家道统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中国文化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后发展出来的现代道统。虽然这一条线索从古至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和摧残 ,但屡仆屡起,一直绵延下来成为精神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道统,这是源远流长的。余先生在八十年代传播到中国的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就专门谈到道统问题,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特别谈到“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认为目前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己道统力量,对政统产生制衡作用的时代。

作为道统代言人的余英时

中国历史中,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里,正如余先生所言,确实不像西方文化,最后慢慢自然演变出来一种非常严密而制度化的制衡方式,比如从英国等地发展起来的,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直到三权分立的制衡关系,也包括社会舆论所谓“第四种权力”的监督。当然,也可追溯中世纪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制衡关系。中国的政治体系确实没有这样明显的、形式化的制度化的制衡关系,但中国传统中确实有一种比较抽象的、特殊的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方式,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制衡关系。(虽然道统常常是被政统、被皇权和世俗权力打压、摧残,(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事情很多,从汉代太学生到后来明代东林党人),但中国历史上道统对政统制衡力量、批判力量还是一直存在,虽然它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抽象,不是形式化的,不是法治化的,而是道义上的,但确实是存在的。

文化托命人: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关于胡适—陈寅恪—余英时

三峰鼎立各成气象在“引领风气、开辟言路、提携后学”方面,余英时一脉相承于胡适。在“文化守成、学术深度、知识发现”方面,余英时又直接赓续于陈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陈、余这样在文明交替时期的硕果仅存的大师,已成绝响。他们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人文产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恐怕将再也不复见于国中了。

中国知识人的“创世纪”

余英时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风行中国,他关于中国思想道统的现代变迁、中国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与当代“创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思想与论说,对突破大陆马列毛意识形态封闭体系,对于中国知识界与国际学界的沟通,亦是功不可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变成现代学术的一个关键。而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的一纸风行,则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应当说,作为开风气的先驱,作为思想学术自由的最有力的推手,他们各在自己时代的中国海内外知识界中,都堪称众望所归。有鉴于此,就其影响和为人风范看,在中华思想、文化和学术界,余先生目前所担当的角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胡适之。

铁肩担道义

A创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1989年当北京宣布戒严后,余英時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几位学人决定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用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人民。(全版广告费是四万五千美元,已筹措到四万美元,还少五千美元。正好来东亚系,看到大家忙着打电话,觉得好奇,问余英时教授有什么事?余英时告知实情后,艾略特立刻答应承担这不足的五千美元。)1989年六四事件后,余英时教授应邀到国立台湾大学演讲,在台北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电话告诉他,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普林斯顿大学1951级校友中国和日本之外最大的中国书法收藏家)到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室捐了一百万美元给东亚系,支持受中国政府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和学生,创造一个能继续研究的学术环境。

余英时联系到了自己从前的学生之一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驻华办事处主任林培瑞教授,林培瑞正忙着为属下预定紧急撤离北京的机票。林培瑞告诉平时经常接触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危险,尽快逃到普林斯顿来。”一周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正式成立。余英時先生亲自挑选和延揽了二十六位学者和作家于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究,寫作,以庚续文化命脉。在国运与文化的危难时刻,余先生此举,德配先贤,义薄云天,势将载入史册。

刊物:从《民主中国》到《纵览中国》

活动:从《五四到河殇》(1990年5.4,普林斯顿)到《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与达赖喇嘛对话》(2011年7月9-10日华盛顿特区)

B 悲悯天下,支撑自由

余先生鼎力支持中国的自由知识人、异议人士、民主活动家,出面担任了多种学术及咨询机构(如在加州的《人权教育基金会》、《北京之春》、《刘宾雁良知奖》等等)的无报酬名衔。在六四余痛犹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心忧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献出了自己大量时间和精力倾力支持。

我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余英时先生,将毫不逊色地担当康梁、胡适之后的华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他将以20与21世纪之交的“当代头号中国士大夫”而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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