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中國透視:余英時時代

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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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中國透視:余英時時代
Photo: RFA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胡平先生: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一個時代的終結

余英時先生8月1日在普林斯頓遽然去世。一直到今天我還不能接受它,不願承認這是個事實,不能適應一個沒有了余英時的世界。對於一箇中國人,對於一箇中國讀書人,對於一個流亡的中國讀書人,對於深受其恩德的流亡中國讀書人,這種感受是刻骨銘心的。我突然一下切身體會到了當年胡適先生在臺灣去世時,中華民國知識界同仁在當時痛徹心扉的感受。

如果說,對中國知識界而言,有過胡適時代的話,那麼,不誇張地說,胡適之後,有一個余英時時代。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裏,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這是中國大陸知識界廣泛流行的一句話,它正是存在余英時時代的印證。

去國之後,我有十三年一直住在普林斯頓,在餘先生所創立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負責一些工作。據我自己的親身接觸的體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很多國內的學者,特別是民間有一定聲望的學者,絕大多我們的新老朋友們,訪美期間幾乎都表達了和餘先生交流和問學的意願,希望能夠有機會向餘先生請教,與餘先生交流。因爲我有機會接觸相當數量的學者,陪了很多人去見餘先生,在那裏,學術和社會,天地人文,侃侃而談。我感到一股普遍的精神上的熱流,餘先生雖然遠在萬里之外,但他的學術影響,他的文化影響、他的精神影響,自八十年代以來還是綿綿不斷地對中國大陸發生着重要的作用,這是沒有疑問的。我相信一定會結出果實來。至於這果實會發展到什麼形狀,當然我們無法預測。但是,就我親身經歷而言,我接待的這許多朋友,大多都去和餘先生交流學術、交換觀點,共鳴處非常多,不同意見相當少,這非常令人驚訝。所以,餘先生影響不是今天人們表面上看到的,我想他的影響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流變中發酵,會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中發生相當重要的作用。

余英時其人

余英時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簡歷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潛山人,生於天津,歷史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主攻中國思想史研究,曾任教美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學貫中西,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並以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 2006年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首屆唐獎“漢學獎”。

學術成就從學術界的觀點來看,像美國所謂的中國學,就是所謂Chinese Studies,還有緣自歐洲的“漢學”傳統 Sinology,以及中國傳統的所謂“國學”,餘先生可以說在這三個學界中都是打通了的。餘先生能夠打通三界,並且卓有建樹,用餘先生的學生中研院院士王泛森的話說,餘先生是“從堯到毛”無所不包,著作等身,創見迭出,非常了不起。

我們眼中的余英時——人品與學品

A.早在八十年代,餘先生就請時在哈佛就讀的胡平、丁學良前往座談,暢論學問及中國近況。 ……那是早期餘先生與我們這一輩學人交流傳承的象徵性事件。

B. 主持人與餘先生相處的感受:風範, 即之也溫, 謙謙君子, 中國士大夫與英國紳士的某種混合體……,隨和親切,鬆弛自然。作爲一個人,餘先生是典型的謙謙君子,在混合印象中,儒雅、淵博、謙恭、幽默,卻又擇善固執,是他的基本人格特質。奇妙的是,相處越久,我個人竟然越發感到他像極了傳統中國士大夫和英國紳士的某種混合體。

立功立言立德——余英時的意義

道統 vs 政統——在中國歷史中

餘先生鮮明點出了中國文化中道統和政統的緊張關係。在餘先生受獎詞裏所講的“道”,所謂的道統,是廣義的,它涵括了儒家、道家等等所論述的“道”,可以作爲先秦諸子乃至中國文化的共同基地。而就儒家簡括來講,孔子象徵的 “道統”,有一條基本線索:堯傳舜,舜傳禹,至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韓愈,經過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直到近代的梁啓超、王國維、梁漱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一以貫之,而在當代,就是胡適、陳寅恪和余英時三重鎮了。當然,他們三位所繼承的,已經不純然是儒家道統了,而是整個中國文化的道統,是中國文化吸取了西方文化的養料後發展出來的現代道統。雖然這一條線索從古至今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和摧殘 ,但屢仆屢起,一直綿延下來成爲精神傳統——士大夫的精神道統,這是源遠流長的。餘先生在八十年代傳播到中國的一本書《士與中國文化》,就專門談到道統問題,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有相當大的影響。他特別談到“知識分子的創世紀”,認爲目前是一個新的時代,一箇中國知識分子可以發揮自己道統力量,對政統產生制衡作用的時代。

作爲道統代言人的余英時

中國歷史中,特別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裏,正如餘先生所言,確實不像西方文化,最後慢慢自然演變出來一種非常嚴密而制度化的制衡方式,比如從英國等地發展起來的,各種權力相互制衡、直到三權分立的制衡關係,也包括社會輿論所謂“第四種權力”的監督。當然,也可追溯中世紀教會和世俗政權之間的制衡關係。中國的政治體系確實沒有這樣明顯的、形式化的制度化的制衡關係,但中國傳統中確實有一種比較抽象的、特殊的對政治權力的制衡方式,也就是剛纔所說的道統和政統之間的制衡關係。(雖然道統常常是被政統、被皇權和世俗權力打壓、摧殘,(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事情很多,從漢代太學生到後來明代東林黨人),但中國歷史上道統對政統制衡力量、批判力量還是一直存在,雖然它在某種意義上比較抽象,不是形式化的,不是法治化的,而是道義上的,但確實是存在的。

文化託命人: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關於胡適—陳寅恪—余英時

三峯鼎立各成氣象在“引領風氣、開闢言路、提攜後學”方面,余英時一脈相承於胡適。在“文化守成、學術深度、知識發現”方面,余英時又直接賡續於陳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陳、餘這樣在文明交替時期的碩果僅存的大師,已成絕響。他們是一段特殊時期的特殊人文產物,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恐怕將再也不復見於國中了。

中國知識人的“創世紀”

余英時著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風行中國,他關於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與當代“創世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朱熹的歷史世界等思想與論說,對突破大陸馬列毛意識形態封閉體系,對於中國知識界與國際學界的溝通,亦是功不可沒。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把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變成現代學術的一個關鍵。而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在大陸的一紙風行,則爲中國知識分子開闢了嶄新的天地。應當說,作爲開風氣的先驅,作爲思想學術自由的最有力的推手,他們各在自己時代的中國海內外知識界中,都堪稱衆望所歸。有鑑於此,就其影響和爲人風範看,在中華思想、文化和學術界,餘先生目前所擔當的角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當代胡適之。

鐵肩擔道義

A創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1989年當北京宣佈戒嚴後,餘英時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幾位學人決定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警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要用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人民。(全版廣告費是四萬五千美元,已籌措到四萬美元,還少五千美元。正好來東亞系,看到大家忙着打電話,覺得好奇,問余英時教授有什麼事?余英時告知實情後,艾略特立刻答應承擔這不足的五千美元。)1989年六四事件後,余英時教授應邀到國立臺灣大學演講,在臺北市接到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告訴他,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普林斯頓大學1951級校友中國和日本之外最大的中國書法收藏家)到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室捐了一百萬美元給東亞系,支持受中國政府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和學生,創造一個能繼續研究的學術環境。

余英時聯繫到了自己從前的學生之一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駐華辦事處主任林培瑞教授,林培瑞正忙着爲屬下預定緊急撤離北京的機票。林培瑞告訴平時經常接觸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危險,儘快逃到普林斯頓來。”一週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正式成立。餘英時先生親自挑選和延攬了二十六位學者和作家於普林斯頓大學繼續研究,寫作,以庚續文化命脈。在國運與文化的危難時刻,餘先生此舉,德配先賢,義薄雲天,勢將載入史冊。

刊物:從《民主中國》到《縱覽中國》

活動:從《五四到河殤》(1990年5.4,普林斯頓)到《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與達賴喇嘛對話》(2011年7月9-10日華盛頓特區)

B 悲憫天下,支撐自由

餘先生鼎力支持中國的自由知識人、異議人士、民主活動家,出面擔任了多種學術及諮詢機構(如在加州的《人權教育基金會》、《北京之春》、《劉賓雁良知獎》等等)的無報酬名銜。在六四餘痛猶存的日日夜夜裏,作爲人道主義者,作爲一個心憂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獻出了自己大量時間和精力傾力支持。

我想,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余英時先生,將毫不遜色地擔當康梁、胡適之後的華人知識界的精神領袖,他將以20與21世紀之交的“當代頭號中國士大夫”而名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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