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中国

一、背景
佔领华尔街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Adbusters发起。行动灵感来自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发生在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塔利尔广场周围的集会与示威运动。行动于2011年9月17日开始，当日近一千名示威者进入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示威，警方更一度围起华尔街地标华尔街铜牛阻止示威者进入。

目标与要求
活动的目标是要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的负面影响。

主要进展
10月1日，类似的集会运动出现在了华盛顿特区、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波特兰、阿布奎基、坦帕、夏洛特、西雅图、丹佛和缅因州波特兰。

目前该运动已发展成「一起佔领(Occupy Together)」，蔓延至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并预定在10月15日开始在全球各大城市串连，亚洲包括郑州[13]、台北、东京、首尔、香港、吉隆坡都有人加入响应。

二、运动缘起及其导因
“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过去几十年获得了空前发展，其影响力已经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成为控制实体经济。金融体系最重要的职能是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从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其次，金融市场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资产的分散化，从而降低投资风险。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体系本身也制造了诸多不公平。

三、愤怒的嘉年华：21世纪行为艺术
9月17日，活动开始，大约1000人参加[24]。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根据相关法令，阻止示威者在某些公共场所竖立帐篷。导致许多经过华尔街的人聚集在百老汇大街与教堂街，自由大街和Cedar街之间的祖科蒂公园里。

9月19日，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市场正常开放。许多大型传媒公司开始报道活动的新闻[25]，这个活动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26]。晚上抗议者的数量大约在150人左右，而白天人数更多[24]。

9月23日，祖科蒂公园，参加活动的人通过金融中心自由广场在街上继续示威[27]。《卫报》[28]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些活动[29]。
美国女演员Roseanne Barr在今日俄罗斯上表示，她建议个人财富超过1亿美圆的富人都应该加入“教育阵营”（Education camps），如果不配合就应该被斩首。

10月1日，前奥巴马顾问Van Jones宣布，他和其他进步主义者将发动一个“十月攻势”（October Offensive）运动，以对抗右翼的茶党运动。

饶舌嘻哈歌手卢普•菲亚斯科为活动者捐助了帐篷和移动音响器材，他还写诗以激励抗议者[60]。喜剧演员Roseanne Barr在活动的第一天对示威者对话时，她把华尔街金融家说成是“使我们经济下降并导致世界产生各种问题的人”[61]。奥斯卡影后苏珊•莎朗顿对集会者说道“我来这裡是来接受教育的……我们国家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void）”。其他支持活动的名人还有：Russell Simmons[63]、Anti-Flag、萨尔曼•鲁西迪、玛格丽特•爱特伍、诺姆•乔姆斯基和电台司令。

10月1日，该示威活动已蔓延至纽约市以外的多个美国主要城市，其中包括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和丹佛等城市，纪录片导演米高•摩亚及奥斯卡影后苏珊•莎朗顿亦有到场支持[2][33]。而在纽约，有超过5000人朝布鲁克林大桥游行，其中数百人行进到人行道和车道上，占领了大桥的一部分，导致交通通行被阻碍两个小时。警察把人群隔离成两部分，包围了一些人，700多人被捕并被多辆巴士运走。剩下的抗议者晚上聚集在祖科蒂公园里。

四、政治倾向、目标与人群色彩
五花八门，左翼为主

并无明确意识形态

没有精神领袖

否定式的抗议运动，没有正面具体目标，更无意识形态理想社会

这个活动也被一些人批评，Ginia Bellafante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活动缺乏团结，过程像童话剧一样，各种参与人实际上面临着如找工作，偿还学校贷款等不同的生活难题。

在活动的官网上，一份有关活动的关键声明中这样表述:“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因此，该项活动就具备了与民主党，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同的政治目标追求。

五、各界反应
10月4日，国际金融“大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表示，他对于最近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目前在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匹兹堡金融区，都出现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模彷者。即使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一个人口只有20.5万人的小城市，也定于5日举行示威活动。同时，活动组织者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包括捷克布拉格、德国法兰克福、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墨尔本、日本东京、爱尔兰科克等城市，组织支持活动。

媒体
一些媒体和财经部门的评论人士表示尽管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表示活动是非暴力的，仍然能带给不少纽约人以骚乱的恐惧感。在The New American的采访中，来自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的Ron Arnold宣称“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正在计划举行许多暴动以颠覆我们的社会制度...我在谈论我们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的恐怖分子”[46]。保守的The Blaze新闻网站，批评美国愤怒日（U.S. Day of Rage）参与这些运动，并将之与1969年发生的“愤怒日”（Days of Rage）的暴力活动相提并论[47]。《纽约每日新闻》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抗议者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小屁孩”（bunch of spoiled brats）[48]。《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文章写道“持续一周的抗议活动像是一尊半身凋塑像（意思是失败的）”[49]。电视节目The O'Reilly Factor对活动评论道“如果大家把每一项左翼的思想进行实践，那么大家就都陷入灾难里了” 。

而对活动持支持态度的自由派媒体也有不少。为ThinkProgress写作的部落客Zaid Jilani在文章中表示：抗议者反抗华尔街的愤怒情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华尔街的行为使得上千万的人戏剧性地变穷[51]。左翼部落格Crooks and Liars的部落客Susie Madrak写“我感觉这（活动）可能是对的事情”[52]。不过，自由派的杂志Mother Jones对集会活动给予了严厉抨击，9月27日发表的文章强烈批评这个运动缺乏向前进步的清晰信息和策略，该观点是指这些运动在广大美国人之间很难具体实践:“到目前，这更像是一场梦想者们的运动，而非中产阶层想要的”。

电台节目The Sean Hannity Show的Sean Hannity声称“所有抗议者所说的关于福利的言论都直接来自于总统奥巴马口中”，而Kimberly Guilfoyle则称抗议者“绝对没有关注个人生活的目标或动机”[54]。在Gothami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批评活动参与者在表达论点时缺乏具体细节[55]。

导演麦可•摩尔反对华尔街时说“他们（华尔街）在尽量拿走我们的民主，并把这个国家变成盗贼统治的国家”[56][57]。教育家兼作家Cornel West针对一些批评者说抗议者缺乏具体的目标时表态说“把针对华尔街贪婪的焦点概括成一两种具体诉求是很难的，我们谈的是民主的觉醒”。加拿大作家娜欧米•克莱因支持示威者时说“现在不是解散刚诞生的反对金钱权力运动的时候，相反人们应该去加强它、支持它和帮助它使之产生巨大的能量。面临许多困难，我们承担不起犬儒主义（cynicism）”。

与六十年代运动的比较

六、与中国群体事件的比较
1、新闻管制和媒体开放
其实，大陆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示威活动（大陆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大陆媒体在面对国内的群体性事件时，常常被政府主管部门告知“媒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而选择性失声。此次大陆媒体如此密集地对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场游行示威活动进行报道，料是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授意和鼓励。

2、任意拘捕和展示宪法权利
笔者认真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华尔街游行示威的相关画面，发现现场并非大陆媒体渲染的那么溷乱。尽管示威者和警察也发生了冲突，也有部分示威者被抓，但游行示威并未演变成暴力骚乱。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仍在有序运行，显示了示威者和警察均保持了克制。

反观中国大陆，近年来也时常发生因贫富分化加剧、官民矛盾激化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此类事件后，大陆政府均会在第一时间派出大量警察到达现场，甚至不惜采用强制手段，迅速对事态进行平息。事后禁止媒体对事件进行报道，即使有少量民众在现场拍摄到了图片并试图上传到互联网，也会被网监部门迅速删除。

“占领华尔街”的权利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在该活动于9月17日举行之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民众有抗议的权利，如果他们想要抗议，我们将乐于确保他们有举行活动的地点” “只要在他们活动的同时，其他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尊重，这就是人们认为的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这就是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

大陆媒体在国内、国外的群体性事件的报道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凡是涉及到国内的群体性事件，均以“影响稳定、影响改革开放大局”为由不报道，或进行浅描澹写的报道。而当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游行、示威活动时，则出于丑化对手的心态，对其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公开的沸腾 vs.封闭的高压锅

七、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预估
对下届选举的影响：关于增收富人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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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革命能走多远？

美国的政治家必须在不断升温的民意和华尔街强大政治捐款能力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华尔街革命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力度和对选举走向的影响。

制度性纠偏的方式之一

自由：宪法秩序下的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