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中国透视:七十五年故国——论中共建政75周年
座谈人:曹旭云先生,中国作家、评论家,居匈牙利
主持人:陈奎德
一、75年,共产中国的四部曲
2024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5周年。
共产党君临中国,是中国自十九世纪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的最大一次断裂。
中共建政75年,大体划分为4个时代:1)毛时代、2)邓胡赵时代(八十年代)、3)邓江胡时代、4)习时代
(亦可分为毛、邓、习三段时期)
1) 一统极权:毛时代(1949-1976)
毛泽东统治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时代,其特点,是运动治国。
在横的方面,毛中共建构了如水银泄地一样的控制社会的天罗地网。这种“党-国”式控制网,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及“户口制”以及1958年农村开始的“公社制”进行的。
在纵的方面,毛主要通过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统治。毛时代展开了几十场政治运动,最为著名者为: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饥荒(人类史所罕见)和文化大革命(悖逆人类文明,摧残基本人性、毁灭中国文化……)
2)拨乱反正:邓胡赵时代(1978-1989,八十年代)
平反冤假错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具体操作下,松绑中国社会,引入市场因素,把中国向世界打开, 中国经济开始发展。
在共产中国的75年中,仅有邓胡赵时代即人称的八十年代,可算其中异数,期间虽有反复,但那仍是共产中国略具人性和开明色彩的10年。
3) 政经双向:邓江胡时代(1989-2012)
六四开局——改开十年后中共遭遇民间社会成长带来的社会政治危机,邓为维护中共的垄断性权力,不惜在1989年6月4日,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民众。
南巡定调—— 1992后邓小平定型了“政治收紧、经济放松”的统治模式。社会走向权贵市场化。权力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相结合的“铁三角”精英统治出现。在西方一些政治精英的绥靖政策与经济精英的利益需求合盟下,中共利用了二战后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主流政经秩序,加入世贸组织(然并未履行入世时的承诺),凭借中国的廉价劳力和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加剧了贫富分化。犬儒主义流行,弱势群体边缘化。贪腐盛行,道德沦丧。
4) 倒行逆施:习近平时期(2013--)
习时代特点——向毛时代倒退。
反腐开路——清洗政治对手,高度集中权力。
修宪丑剧——取消主席任期制,妄图终身执政。
重启意识形态战争——发“九号文件”,搞“七不讲”强化封网,钳民之口,拒绝普世价值。
重提“反动知识分子”,囚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迫害许志永、丁家喜、许章润、任志强、整肃维权律师高智晟等,重走“反智主义”的毛氏歧途。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自由。
国进民退——加强党管企业,迫害民营企业家。
摧垮香港——悍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毁弃一国两制,以港版国安法箝制香港。
图谋台湾——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以飞机绕岛、射弹锁岛威胁中华民国台湾,吓阻美国日本。以穷兵黩武之姿咄咄于南海、东海。
战狼外交——抛弃韬光养晦,扩张反自由的“中国模式”,以大撒币大外宣收买人心,以“一带一路”扩张势力。
援俄侵乌——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北京策应莫斯科,联手对抗美欧。
隐瞒疫情 祸害全球—— 中共早期隐瞒武汉爆发的人传人新冠病毒,使之肆虐全球,追责之声至今未息。由于习式极端清零政策,令全国形同监狱,成经济崩坏罪魁祸首,中国亦成国际社会一叶孤舟。
…………
二、2024,末世征兆
今年2024年,中国陷多事之秋,其实并非偶然。
中共20大常委和满清皇族内阁
2022年20大,习近平组成任人唯奴唯亲的执政班子,使我立即想到了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
1911年5月8日,按照修订后的满清立宪规划,应当组建历史上首届责任内阁。举国上下,翘首以待。然而,摄政王载沣组建的内阁名单甫一公布,竟至全国舆论大哗。
何以至此?
原因在于,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难怪这一庆亲王内阁史称“皇族内阁”。国人获讯,瞠目结舌,抗议之声,骤然蜂起。
其内阁名单如下: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诚如梁启超所言:“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他曾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连被目为保皇和改良重镇的梁启超都悲愤作此预言,则清朝之自蹈死路,时日无多,恐已无几人怀疑了。
五个月后,武昌首义,各省通电独立。皇族内阁随之解散。企图以重用血缘亲贵以确保江山万年不坠的心态,来回应危机,回应社会变革的汹汹大势,其后果如何呢?历史的判决是:不及半岁,该内阁就早夭了。
因其保命,所以短命。历史的逻辑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习近平正在重蹈覆辙,亦步亦趋追随晚清皇族内阁。自从两年前20大之后,习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尽在其手中了。谁知20大竟成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甚至中共的末世之兆!
二十大闭会不久,爆发白纸运动,习当局仓皇退却,动态清零戛然而止,中国经济高速坠落,外资史诗般撤离,股市一泻千里,中共援俄侵乌,遭遇国际孤立,台海南海东海战云密布,20大三中全会北戴河会扑朔迷离,习氏权力受限,权威受损,高层权斗日趋激烈。历史之箭直直指向其终点靶心。
“三代而亡”的诅咒
今年2024年,中国陷多事之秋,其实并非偶然。
它和共产政权的寿命有关联。这就是所谓“三代而亡”的诅咒。
中共建政75周年,即三代人的时间。而历史上所有共产党政权,其寿命没有一个超过了三代人时限的。一般而言,一代的时间长度为25年,75年涵盖三代人。考虑到人类寿命延长的普遍趋势,不妨以80年为三代人的时间长度。
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1954年的预言:“……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 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北京对此念念不忘,长年恐惧。
果然,前苏联就是在三代人74年之后灰飞烟灭了,它完美印证了杜勒斯深邃的政治直觉。
何以“三代”?因为代际权力蜕变需要两次代际衰减。实际上,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论,如果不幸而君临一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因其祸国殃民,故在国际竞争与国内执政中,很快就显露败象。但是作为国教的意识形态已经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遗产,该遗产需要两代人方能消化殆尽。蒙不过三代,是历史观察的结论。对共产国家,需要等待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离世之后,变迁才会降临。
国际大势:中共穷途与满清末年的区别
论末世之兆,今日之中共与满清末年的重要区别在于,中共国际环境更加凶险,美英欧日韩印,印太大战略包围圈——天下围中。前日刚在纽约举行的美日印韩的四国峰会,国际力量对中共史无前例压力山大。当今之世,习近平不仅仅是国民公敌,也是人类公敌。
事实上,中国人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交叉重叠紧密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中国没有自由,则国际秩序岌岌可危;而国际秩序如果战胜了中共,则民主中国诞生。
中国人的命运和国际主流秩序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有鉴于此,海内外的中华自由民主力量赋有比历史上的先贤更大的责任,凭借当前的世界大势,善用国际资源,游说各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开展各类活动,诸如大翻译运动,拆除防火墙,声援台湾中华民国,支援香港同胞光复自由……,我相信,21世纪中国的转型,国际文明世界在其中的正面作用,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转折时期都要大得多,重要得多。诚如郑孝胥先生所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中国古话说,凡事预则立。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精神准备。
海内外的华人志士对当下故国的情势尤为忧愤,曹旭云先生座谈当场赋诗《击掌之约》
一首,以明同仁之志:
案前踱步又一天
艰苦民生年复年
我欲回国赴难险
滂沱大雨袭窗前
赤子之心,跃然纸上,遥望故国,涕泪难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