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中國透視: 在垃圾時間裏的投籃:二十屆三中全會 — 從北大最新調查看中國躺平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張傑博士 ,獨立學者 法學博士
- 中國的時鐘何以停擺?
從北大的最新調查看
人心已變 人心已散 人心已死
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RCCC)在2004~2014年與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丁·懷特(Martin K. Whyte) 的研究團隊合作與北大國研中心一起進行了三輪社會調查;最新的一輪則是在去年(2023年)進行。
該調查清晰地反映了當代中國人心的重要變化。
這個調查關注的問題是:在中國,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人們貧窮,有哪些因素導致了人們富有?
(中國人)爲什麼貧窮?
簡言之,調查的統計結果表明:
在習近平上臺前,貧窮被歸咎於個人因素,能力不夠或者努力不夠的內歸因。
在習近平上臺後,貧窮被歸咎於外在因素,機會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經濟體制的外歸因。
在前三輪(2004~2014)調查中,中國受訪者在回答人們爲什麼會貧窮時,“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於前三位,明顯是傾向於內歸因。這可以理解成2004~2014年,社會對於貧窮的看法起傾向於歸咎於個人因素,能力不夠或者努力不夠。相對地,認爲貧窮是因爲“機會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認爲貧窮是因爲“不公平的經濟體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
而習上臺後,2023年的調查表明,貧窮是因爲“機會不平等”的上升至第一位;認爲貧窮是因爲“不公平的經濟體制”的上升到第3位。相對地,認爲“缺乏能力”的下降到第六位;認爲“缺乏努力”的下降到第五位。
基本上以習上臺爲轉折點,前後的調查結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它反映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態的變化。
這組數據的細微變化意味着什麼?——躺平。
首先,它能夠解釋爲什麼現在更多的人會選擇“躺平”。當人們普遍認爲影響貧窮是因爲自己可掌控的因素(能力、努力),這在心理學裏被稱爲“內控型”,那麼人們就會致力於積極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當人們不再認爲能力和努力是影響自己貧窮的主導因素,那麼人們就不會那麼積極地提高能力,付出努力。
同時,認爲影響或者導致貧窮的主導因素是“機會不平等”或“不公平的經濟機制”,而這二者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因素,這就被稱爲“外控型”。外控型的典型行爲不是通過提高能力、付出更多努力來改變貧窮的處境,而是傾向於抱怨、憤怒,表達不滿。
這就解釋了,爲什麼現時代相比於十年前、五年前,選擇“躺平”的人越來越多。
(中國人)爲什麼富有?
與人們爲什麼貧窮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們爲什麼富有?調查的數據結果縱向比較也耐人尋味。
2004年,這個問題排在前四位的因素分別是:能力和天賦、受過高等教育、人脈關係、辛勤工作。其中,2004、2009、2014前三輪調查,人們都傾向於認爲”能力和天賦“是致富的最主導因素。2009、2014年的兩輪調查,”辛勤工作“也被看作是致富的次主導因素。
2023年最近一輪的調查中,”人脈關係“上升爲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長”上升到第二位。這反映了人們普遍認爲致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人脈和家境。權貴朋友或者家境富裕纔是致富的主導影響因素。第二、三輪調查排在前兩位的“能力和天賦”、“辛勤工作”分別掉落到第四、第五位。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致富影響因素是“受過高等教育”,四輪調查逐輪下降,2004年位居第二位,接下來的三輪分別三、六、七,人們越來越不相信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致富的主要影響因素。換句話說,讀大學的性價比越來越低,對於提高社會經濟地位,讀大學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從數據來看,2004~2009是相對淳樸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爲能力和努力是擺脫貧窮的有效途徑;而富有的人除了能力還需要點天賦,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以及辛勤工作。或者換句話說,那個時代的人對“不平等”沒那麼敏感,他們更相信事在人爲,不那麼怨天尤人。
2023年相比於第三輪調查又間隔了9年,中間橫亙了三年疫情。再次啓動的調查顯示出,人心在發生悄悄的變化。相信事在人爲的比例越來越少,人們反而更相信能力和努力以外的因素在影響乃至決定着貧窮或還是富有。機會的不平等,社會經濟體制的不公平成爲具有感知顯著性的貧窮主導因素。
人心已變,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證明,面對貧窮,不同的歸因會影響人們採取不同的行動。內控型的歸因,人們更可能付諸努力,積極地試圖改變貧窮的處境;外控型的歸因,人們除了抱怨,則很少付出努力去改變。
這樣,社會經濟就可能陷入不同的循環漩渦之中。當人們更多地傾向於努力,那麼經濟就更可能向好,個人擺脫貧窮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當人們更多地傾向於抱怨而不是努力,那麼經濟就難以向好,個人擺脫貧窮也就越渺茫。當然,這僅限於社會大體公平的前提下。
如果人們感知到的不公平是真實存在的,那麼更多的人不僅會躺平,而且還可能陷入習得性無助,絕望叢生,怨聲載道。人心已變,人心已散。
即是說,社會的時鐘陷入停擺。這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垃圾時間”。正像籃球比賽當雙方的比分差距巨大而比賽接近尾聲的幾分鐘時,搶球投籃已毫無意義。
剛剛閉幕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就是典型的垃圾時間的語言,幾乎一字不差照搬過去的黨八股,通篇廢話空話套話。什麼“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謊言堆砌,大而化之,不知所云,大話連篇。”唯一成果就是習近平當了一天的“改革家“,或稱“反改革家”。大家都裝模作樣走過場,心知肚明。拖了近一年的三中全會,不得不開,爲開而開,等於沒開。它不過就是一個維持會而已,所有人都在混日子,就是在垃圾時間的投籃而已。
中國,停擺了。時間,停止了。
- 死而復活,是否可能?
這樣的局勢能持久嗎?
無法持久。因爲垃圾時間就是垃圾時間。在籃球比賽,只有幾分鐘;在人類社會,最多是幾年。因爲大勢底定,總要面臨攤牌。
這些年來,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常常扼腕嘆息中共統治的黑暗及其鎮壓的殘酷,然而也不否認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來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速度。只要在當局允許的範圍內,國人學習仿效西方的迅速和惟妙惟肖,令人歎爲觀止。例如高速公路系統(其管理、其標誌系統之如美國,高鐵系統之如日本,如電子支付系統之方便快捷猶有勝之,各行各業,莫不如此…..。唯獨在其禁臠——政治領域,一仍其舊,十年以來甚至加速倒退。所以中國社會呈現出歷史上罕見的“精神分裂“狀況。社會與政治系統的分裂,經濟與政治的分裂……如此等等。
極權主義復辟的暫時性
筆者曾在去年四月就“極權主義復辟“寫過:
“毛去世後,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上引進市場因素,允許多種產權形態,在社會控制上也有所放鬆,但並未公開放棄共產黨壟斷政權,在基本政治框架上依然故我,故有復辟極權的基地。
但是,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歷史,事實上已經留下了其龐大的受益羣體,其範圍涉及全社會:包括上層精英集團—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以及中產階層,下層工人和農民工等。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上層鉅富人羣富可敵國,下層工人和農民工得益最少。但是總體上,各階層生活水準都比毛時代有所提高,其自由度也有所上升。有鑑於此,執政當局要返回毛時代,將徹底剝奪這些羣體四十多年來獲得的權利和利益,中國經濟將大幅下滑,社會自由度也將大幅降低,除了習近平拔擢的極少數親信之外,中國所有階層的利益都會遭受侵犯,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和知識階層。
這種復辟必定遭致四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社會中上層的主流力量的強烈抵抗。根據雙方總體力量對比,再加上中共極度孤立的國際環境,當政者要徹底剝奪多數國民已經獲得的精神和物質的權利而返回更貧窮更專制的極權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白紙革命,預示了復辟的失敗。“
垃圾時間 難以久長
這裏還可舉出另一個旁證,在中國住過很長時間的美國作家Peter Hessler(何偉)也認爲,目前中國的狀況想持久是不可能。
(以中國三部曲在全球一炮走紅的知名“中國通”作家Peter Hessler(何偉)曾於1996年以和平隊志願者身份前往四川任教,和中國結緣。二十三年後,何偉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夕重返四川,重新體驗歷經滄海桑田後的中國,並再以教師身份深入觀察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思維和價值觀。)
他最近說:“習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變得比我以前教書時更嚴密,更壓抑了。……
這種局勢將會永久持續下去嗎?我是不信的。……中國人現在擁有的信息更多、流動性更強、資源更豐富,但政治空間卻被限制,這二者之間的博奕,導致了社會中存在某種緊張態勢。這讓我不禁問道:這樣的局勢能持久嗎?……
中國社會的“精神分裂性質”: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自由化,而社會變得越來越極權化。這種“分裂”對中國的未來意味着什麼?”
“當年在 90 年代我在涪陵教書的時候,每十二個適齡青年當中,只有一人能上大學,即8%左右。讀大學是很稀有的事情。現在,這個比例超過了 50%,也就是說大多數中國年輕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但習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變得比我以前教書時更嚴密,更壓抑了。……我有時自問:這種局勢將會永久持續下去嗎?我是不信的。
”我們通常有這樣一種認知,以爲年輕的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極端高漲,都是以網絡攻擊而聞名的“小粉紅”。老實說,我覺得這是誇張了。以我親身的教學經歷來看,我沒有察覺到那種極端愛國主義的鋒芒。事實上,這種愛國主義反而是在 90 年代更甚。”
套用一種毛語錄式的句子,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日益增長的智力和中共企圖日益強化的愚民政策之間的矛盾。
有鑑於此,仍可斷言,當下中國社會的全面躺平在某種意義上仍是表層現象。
火山灰燼下的火苗並未熄滅,火種猶在。
這時,筆者驟然回想起1976年天安門廣場清明節悼周批毛的“四五運動”,被當局鎮壓下去之後,偌大的無聲中國,進入了垃圾時間。同樣是人心已變。人心已散。萬籟俱寂,冷眼旁觀……。
大家都在等待什麼? 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