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哈金访谈录(二): “我写小说和李安拍电影不同”

201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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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哈金(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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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 这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文学创作教授、著名华裔作家哈金先生。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哈金为我们介绍了他最新出版的小说《折腾到底》。接下来,我们要请哈金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作为一个移民加流亡的作家,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思考。

记者:我们来谈谈您的写作。《纽约时报》说您最新的这部小说“首度展现您深藏不露的讽刺才能。”但其实我第一次读您的小说《池塘》时,就强烈地感受到您写讽刺喜剧的才能。《池塘》也许不像您的这本《折腾到底》在语言上有很明显的讽刺和调侃,但您笔下人物本身的个性,让我看的时候感觉有“笑中带泪”的讽刺性。对《池塘》的男主角邵彬,我记得我当时一边读一遍反复想到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池塘》是不是您的第一部小说?

哈金:是。其实这两本书是有联系,《折腾到底》是《池塘》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那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有点受鲁迅的影响,多多少少。但是这本书(《折腾到底》),冯丹林因为是第一人称,他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这个角度和感觉还是多少有不一样,而且,冯丹林毕竟眼界比邵彬要宽阔一些,经历也不一样,所以他看的问题比较尖锐一些。

记者:我知道您写等待是有一个原型,您写《池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原型呢?

哈金:那个真的没有。我在工厂里工作过,工厂里一般每个车间都会有一两个秀才, 就是大伙儿认为的秀才。这些人不是什么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会写东西,有的人会画东西。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没有具体的人,就是创造这么个人物。

记者:我很同意作家余华对你的成名作《等待》的评价,他说您用的是“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您《等待》时还想到了张爱玲的《十八春》。就是那种对人物细微处的刻画、很多性格的铺垫、情节的布局,以及最后结局的无可奈何。我相信在推土机式的轰隆声下,其实隐藏着您惊人的写作天才。您觉得自己有写作天才吗?

哈金:我并不觉得那个。但是《等待》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放了很长的故事,再有一个当时那个情况我必须写出一本书来,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要评职称了。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基本的方法,因为我也教写作 ,那些基本的方法其实是欧美经典小说中都有的。

记者:您说您的《等待》受到《包法利夫人》的影响,对吗?

哈金:对,《包法利夫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父与子》,这些经典的、最好的爱情小说。就是受这些影响,这些笔法、写法,还是受欧陆传统影响很大。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鲁迅,您说过鲁迅的《阿Q正传》,比世界上真正的伟大作品少了怜悯。我表示同意 。所以相较于鲁迅,我更喜欢沈从文。同时我也想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实他对每一个小人物,都怀有一个悲悯之心。那您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避免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呢?

哈金:实际上《池塘》就有这个问题,多多少少有点居高临下,   那是鲁迅的传统,而且我有个别短篇也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阿Q正传》这个问题,就是写完了他让人怕,实际上都说中文,但是很少有中国人把自己和阿Q的命运联系起来,是这个问题。但反过来再看鲁迅的《祥林嫂》,多少女人看完了会觉得我绝对不能像祥林嫂这样活着。所以,两个作品给人的感觉给人不一样。是,《阿Q正传》写得非常非常巧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不光是个巧的问题,境界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对鲁迅在这方面要坚持我的看法。但是(《折腾到底》的男主角)冯丹林,因为他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就好一些,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他,当然我们可以听他的语音、听他的讲话。当然还有别的,就是说第一人称比较难写,特别是非母语的一个作家,怎么能在另一种语言当 中创造一个convincing voice, 大伙儿可信的一个声音,这个比较难,在技术上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用第一人称写。

记者:刚才和您谈到张爱玲,您也提过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很可惜,因为她英文那么好。而林语堂一直用英文写作,其实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认同。那您自己20多岁才开始学英文,之后却能用英文写文学作品并获得巨大成功。但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些,您最早用英文写作的初衷其实是迫于生计,对吗?

哈金:对,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我是在写文学,从来没有怀疑过。

记者:为什么一开始就那么坚信?

哈金:我认为我自己写的就是文学,这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工作的,我不可能写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我也写不来也不会写,所以我写这个东西只能在文学这个结构,各个传统中找参照, 所以我认为我是在做文学的工作。是这个问题,林语堂他自己的身份不一样,他认为他是一个文化大使,所以他在两个语言之间做工作。林语堂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但主要是在他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和他的散文,影响现在还有,都在读的。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就要低一些。

记者:张爱玲是不是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她之前实在是太成功了?

哈金:从某个方面是的,名誉往往是一个包袱。 这个问题不是说你英语好,就一定会写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里面。象张爱玲从小就学英语,而且好多年她完全就不看汉语,就完全进入英文的世界,但最终写得还是不行。我想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写那些东西的情致和她的感觉,实际上都是汉语和中国文学已经成型了,所以她想问题、处理写作的想法和感觉,都不是从英语来的,不是从英国文学来的,那意思。

记者:所以您之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反而是少有包袱,让您可以成功。

哈金:也不是成功不成功,但我们不一样,就是象我这种情况,我们是从边缘来的人,是属于野生的。我们没受过中国正式、传统的教育。虽然我们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但是我们都是还是自己教自己,实际上。

记者:对于您的成功,您之前也提过自己运气比较好。不过我就忽然想到,跟您所处的这个大时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就像张爱玲、林语堂,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他们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或者一些侧重面,但是他们那个时代,西方对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只是猎奇。而在“89学运”之后,西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您的“等待”在10年后出版,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个作品本身很好,您是用英语写的 ,您又是有这个中国的背景。您觉得您的成功有没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在后面吗?

哈金:那当然了,时代不一样。而且,这个问题就是说英语它散到全世界各地,英语变成一个更包容的语言。你想很优秀最优秀的作家实际上都是来自非洲、南亚,各种各样的,时代的大环境不一样了。四五十年前的话,就是华人美国作家去写作间学写作,这个老师和同学都会告诉他,你不要写小说,没有市场,没有人要看你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慢慢时代也不一样了,越来越多少数族裔的作家开始引入英语。还有殖民地那些作家,他们都整个改变了当代英美文学的结构。所以这个大环境确实是重要的。

记者:您说过“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除了您之前提到过的,象(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说的,象一场爆炸后,断了七八根手指,只用剩下的两三个根指来做事之外,您的分裂、悲剧指得还有哪些呢?

哈金:一个是劳动量非常大,一般人承受不了那种劳动,和英语说是frustration  那种阻力, 因为整个写作过程就是你不断地受到挫折,不断地克服,一步步地走下去,这很漫长,需要忍耐力。  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压力,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我是很幸运,我的两个导师,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我一开始是以诗歌起步的。其中有一个导师是非常优秀的,编辑手稿是最有名的一个,叫弗兰克.比达尔(Frank Bidart),我和他工作了五年。别人不会有我这种运气,就是私下和一个诗人工作了五年。不是说你英语或者外语能学到好的程度,比我外语好的人好多好多。但问题就是说,你没有进入那个环境,再怎么好的外语,你不一定对那个语言有那种直觉,有那种感觉,所以对语言的感受力和对语言的掌握,是两码事情。

记者:这么多年,您一直在写。而从2007年《自由生活》后,您的视角开始从中国转向美国,象《背叛指南》探究了中国新移民的国家认同问题,这本新作《折腾到底》则聚焦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您现在如何给自己定位,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移民作家吗?

哈金:我既是移民作家,也是流亡作家。移民我是自愿移民到美国来的,但这个自愿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回不去中国了,没办法,因为我的护照他们不给我延,护照没给我。大概有8年吧,我就没有护照。从那意义上我也是流亡作家,因为现在也回不去中国,人民大学6月份要求去讲演,(纽约领事馆签证)又是拒绝的,不行的,现在还是回不去的。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应该也是流亡作家。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回去,也回不去。

记者: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流亡或者是移民作家,到目前为止, 您的一些写作的主题都是和中国有关,或者是和移民题材有关,您觉得有没有它的局限性呢?其实您的成功也让我想到台湾的导演李安,因为李安之前也拍了“喜宴”、“推手”这样的移民题材的电影,但之后他似乎有了更大的格局,象“冰风暴”、“断背山”、”少年派”,还有最近那个不太成功的电影“比利.林恩”。您有没有想到做类似的尝试,完全脱离中国背景、华裔背景?

哈金:我并没有。对我来说,题材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题材是从心里出来的,就是你对某件事情在感情上放不下。所以对我来说,完全和中国切断是很难的。 而且我从来不认为题材是重要的,我在这方面不太看重。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哈金:就是您的艺术水平,书写好了,就是一本好书。在各方面,在艺术方面做得好,这是最主要的。象李安这个情况不一样,看电影不一样,电影是个视觉和听力,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的一个艺术,他得考虑市场等,象我就不用考虑这些事情。写小说是个人的事情,艺术形式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情况应该从他的角度来考虑,更大的平台,什么的。但我这个情况写得好就是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我就想写一些好的东西。

记者:您到美国已经有30多年了,是不是?

哈金:对,31年了。

记者:那作为一个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作家,我很好奇您对美国这个国家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个土壤在哪些方面滋养了您?

哈金:总的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包容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空间比较大。我指的这个空间不光是自然空间,而且有社会空间。它能够让不同的人在这个社会、文化和生活的结构层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明显,我觉得在美国你出一份力会有一份收获,收获不一定很大,但一定会有一些收获。总体上来说,你只要认真诚实地工作,在美国你能活得体面。

记者:在您的写作上面,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滋养?我很好奇如果您当初留在中国的话,您觉得您会成为一个作家吗?

哈金:我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因为我训练是做翻译的。回去我估计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翻译家和批评家,在大学里教书么,或者搞科研是这种情况。

记者:在美国您有没有孤独感?您觉得这种孤独感对您的写作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哈金:我很喜欢孤独,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工作条件。其实作家最怕就是热闹。开会啊、获奖啊这都不是文学, 这些跟作家本身创作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孤独是一种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出去跑去,但有现在有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实际上孤独的时候你可以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可以不受外面太多的影响,为什么我说这是工作生活的环境、条件。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比较清静,而且你看问题就是比较直接。

主持人:孤独的时候你可以听自己的声音,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哈金先生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在今天这个浮华喧嚣、充满信息碎片的时代,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静下来,听一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哈金访谈录的第二期——关于文学与写作的思考。在下一期的访谈中,哈金先生将和我们聊一聊他的1980年代以及他对今日中国大陆时局的观察。另外,这期访谈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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