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而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与代表着公民社会的NGO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他们的发声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在近期，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令其禁言，让NGO的生存环境备受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中国的NGO与公民社会”专题系列。本期为您介绍中国民间草根非政府组织、公益团体的生存状态。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已不再陌生，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公益组织纷纷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2008年也被不少人称为中国的NGO元年。这些NGO以及志愿者们在环境、医疗、社会管理、社会救济等多方面，成为政府职能的有效延伸和连接公民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纽带。从事NGO和公民社会研究多年的北京益仁平中心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陆军介绍说：
“有不同的分法，从领域上讲，有法律类的、教育类的、扶贫类的、农村发展、环保、卫生健康类的，比如艾滋病组织、乙肝组织、血友病组织等；如果从工作方式上来分的话，有倡导类的，维权类的，有服务慈善类的；若从它的来源、发起的方式上讲，有国际驻华NGO，有草根NGO，有社群组织，也有志愿者组织，它有不同分法。应该讲，这些年，尤其是从08年汶川地震后，NGO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独立的真正的民间组织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说，NGO类型可以说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
实际上，中国在近二十年之前，也就是民间各类独立的草根NGO和团体真正兴起之前，就已存在着不少由政府主办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参与。这类非政府组织正因其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色彩，而无法成为真正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外界把他们称为GONGO，也就是由政府运行的NGO，以区别于真正独立的民间NGO。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中国草根NGO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许多民间团体、社会团体及政府官员、学者与会，与外国的NGO有了直面接触。而大会的召开以及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少数精英创办真正、独立NGO的冲动。之后，这种草根、独立NGO才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数量逐年增多，并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即使如此，中国的草根NGO与国际上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距，这首先与中国的一元化的政府和社会有关。陆军说：
“NGO的作用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NGO 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它是政府和商业企业所不能替代的，其独特作用、属于第三方的独立立场，都使得它生命力非常大。但在中国，政府传统上是一元化的政府，它希望这个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就是所谓的一党专政，政府对于权力大包大揽，它实际上是一种传统。”
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一元化”的特色影响着其各项立法和思维模式。在官方的文件中，非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等。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希望“政社分开”的想法。在实际运行中，注册登记首先成为政府对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控制的一个手段，也成为草根NGO们遇到的头个难题，这点在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几类社会组织的注册放开之前，显得尤为明显。陆军说：
“以前要进行这种民办非企业的注册、或民政注册的话，就是要注册成一个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话，那肯定是要找个政府部门给你做业务主管单位才行，但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揽这个事，愿意担这个风险，因为它认为，给NGO做业务主管单位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有弊而无利的，所以他干嘛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导致NGO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它也就不能完成注册。”
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几类社会团体的注册予以放开，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进步，也反映了中国草根NGO和活动人士的不懈努力与坚持。但另一方面，近三年过去了，这些政策改变仍然局限于服务类型，这不免令人感觉失望。从事公益活动多年的北京东珍人权教育中心创办人李丹说：
“他们已发现，很多NGO来注册成立的时候，不许他们做就会激发很大很大的社会矛盾，而且本来它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的力量，就是第三部门，就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嘛，现在反而可能变成了一个矛盾迸发点，所以现在就是分两手，一手就是你来注册就注册，只要你是服务类的就可以注册，但注册之后你就不能再去挑战政府了，你再看到任何不好的事情，你都不能再去说不好，因为政府这边，说你能做的时候，你能做，说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就肯定不能做，因为政府这边拥有绝对的权力，就检查一个（比如）火警，就能把你查死。比如，一个孤儿院里，你就不能不顾已经有的这些孤儿，而去挑战政府，做那些政府不让你做的。这样你就无法关注那些更大的一些问题，而只能去提供一些基本的纯服务。而政府对于那些敢于冒头的NGO严格管控，有些地方打压的也非常厉害，这样的一手软、一手硬，就把很多NGO引导到了纯粹的社会服务上去了。当然，有很多的服务型的机构也不是不好，但问题是，一个社会它需要不同的公民社会的光谱，它既需要有社会服务的人，但这种社会服务是在体制、现行的社会制度造成社会问题之后、然后你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你是去打补丁的，但你也需要有一些人去指出这个制度的问题，去改制度、改法律的，需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许多在中国运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经历过注册登记中的高门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亚洲促进会”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吉思涵指出，时至今日，注册一个非政府机构依旧困难重重，尤其是人权维权领域的机构。有一些只能设法以公司形式来注册。而同时，注册难的问题还对民间独立NGO的融资、内部发展、人才建设等造成不利影响。
“NGO仍然难以进行注册，这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合法运行，缺乏融资的渠道；能从国内获得的基金太有限，所以他们不得不转向外国、国际资源，人员人才方面也有太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组织无法给他们的雇员支付相应的、恰当的工资和待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金来源的匮乏成为限制中国草根NGO成立与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李丹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一直在想在国内做筹款，但一直没有成功；因为NGO这块的工作还是很敏感的，一般的企业家他们不太愿意接触到可能敏感的活动。哪怕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敏感，它也不能确保说未来你不会做敏感的事。而且，我们现在身份也比较尴尬，我们不是正式注册的一个NGO。因为任何的企业也都希望捐款后，能有一个宣传，相当于有一个好的广告的作用。但如果他把钱捐给了一个NGO，而又很难做成一个宣传，对他们来讲就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说我们去向公众去筹款，我们又很难做到。因为媒体上不可能报道我们，大部分的公众都很难了解到我们在做什么筹款活动，我们也反思过，觉得这不光是我们，而是中国整体的NGO在十年之内要想通过在国内公众筹款得到钱，都不太可能。而得到国际的资金呢，又会把自己变得非常敏感，只要你拿国际基金的钱，政府都会不放心，会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什么阴谋。”
除此之外，众多有官方背景或受官方支持的GONGO又在多方面给民间草根NGO造成重重压力。陆军说：
“GONGO的资金构成除了政府的拨款之外，还有很多的项目款，也去申请很多资助，包括国际的资助。它们之所以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要去抢占这些资源，所以实际上很多GONGO有大量的国际项目；而做为许多国际基金会来讲，它们的确也入乡随俗，他们对于这些GONGO的支持力度也是很大的。最近的一个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报告发现，美国的在华的基金会80%以上的资金都投入到了GONGO和体制内的这些机构。而做为独立的NGO来讲，它筹款的空间和能力就更低了，因为独立的NGO，其身份、注册等等原因，使得它无法公开去募集资金，所以，要么是从一些私募基金会那里得到一些资助，要么是从国际基金那儿得到一些资助，因此，国内独立的NGO目前的资金状况比那些GONGO是差的太远。”
官方背景深厚的GONGO对民间草根NGO的挤压不仅体现在资金领域，它对草根NGO的自身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也构成威胁。陆军分析说：
“这就导致在独立的NGO里，人力资源的状况也更加捉襟见肘。所以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一些国际项目、国际人员培训、留学的项目的申请过程中，往往被录取的都是来自于GONGO 的工作人员，因为GONGO的工资好、待遇高，所以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说更多有高级技能的人都去了GONGO，而草根NGO里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又有非常熟练的技巧、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的比例就低一些；而且由于这些草根NGO是扎根社区的，是服务基层的，它们的英文能力也比不上GONGO的人员，这就导致这些国际培训机构、国外的大学在录取时一看简历，看某个人只有草根的工作经验、英语又不行，那就肯定不录取他，而肯定要录那些上过名牌大学、英文写的很漂亮的那些GONGO的人员。所以，客观上，GONGO的存在是大量挤占了真正的独立的NGO的空间。”
注册难、资金乏、人才缺至今仍是大多数草根NGO生存的常态，而其中希望专注于权益领域的NGO遭遇各种打压更是家常便饭。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些草根NGO因外部或内部原因难以为继，无疾而终。这也使得外界难以统计出中国草根NGO的真正数量，而官方也缺乏这一数字。不过，尽管如此，那些民间独立的草根NGO靠着自身的信念以及与公民社会相辅相承的作用，在夹缝中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栖息之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的专题系列之一，介绍中国民间草根NGO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