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评论人士章天亮博士说：
其它别的社会也是有暴力的，包括黑社会之间的火拼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暴力等都有，但中国的特点非常不一样，因为中国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就是说政府利用它所掌握的合法的暴力---这种“合法”其实是应加上引号的---军队、警察等对老百姓进行肆意的迫害，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国家犯罪行为，而又不能得到纠正，就像高智晟律师、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又得不到纠正。这种国家暴力的蔓延才是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是国家暴力，所以你就很难去纠正它。
公权暴力直接导致民众权益被侵害剥夺，并诱发社会分裂。而作为公权力一个分支的司法体系的不公，则进一步断绝民众寻求公平正义的希望，成为社会暴力陡升的又一重要原因。
曾撰文研究中国社会暴力问题的中国民间学者綦彦臣说：
中国法律价值体系设置根本就没有司法这个概念，中国就是政法，在政治下法律运行，在一个党权意识形态控制下，它不可能有道德化的判断，而它没有道德化的判断，它的职业道德也就没有了。它的司法体系一倾向于自身利益的博取，忽视社会利益，那么就肯定带来社会暴力。我们再回到仇警问题上，人仇恨一个开警车的就是集中表现为对它那种标志的仇恨，对它那种标志的仇恨就是司法体系扭曲了最基本的公平价值观。一句话，公平价值观不是被司法体系所维护，而是被司法体系所扭曲，那么社会暴力跟它的关系太密切了，为什么城管要穿一身准警察的衣服呢？不言而喻，我穿这种和警察相近的衣服，我是准警察，我这种国家暴力是被允许的，它向社会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
另一方面，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政治上裹足不前的状况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公权暴力和司法不公已渗透到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不但引起日益增多的民间维权暴力个案，更对整个社会运行与精神价值带来严重冲击，进而对中国政府所期望的稳定构成挑战。
綦彦臣说：暴力它普遍化为一种精神风貌或者社会文化，还是跟公权力有关。大家都认为，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公权力的人爱使用暴力。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非常倾向于对弱势群体施行精神暴虐，这是暴力的一个延伸，就是老百姓说的该给你办的事不给你办，对你施行精神虐待，结果就出现很多百姓下跪的事件等。由于精神暴虐的存在，特弱势群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采取集体暴力行为，包括说瓮安事件围攻他们、把他们的车子砸了等这一类做法，因为他们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另外还有社会道德解体，没有一个主流价值观念，比如说食品安全就是一个非古典式崩溃的最典型要素。在这种状况下，更容易发生群体性暴力，而且它是偶发型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公权暴力、司法不公等虽然属于严重问题，必须加以制止，但更令其担忧的或许是由此引发的民众维权暴力，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生，中国政府往往出动大批军警与民众对峙甚至大打出手。与此同时，中国维稳治安费用也节节攀升。然而，原有问题却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引发连串新的问题。
章天亮说：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民众大规模的聚集和抗议，过去的十年里这类事件可能翻了10倍，那么现在可能每年有12万件。同时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支出，也就是所谓的维稳费用09年比08年涨了百分之47，去年比09年涨了百分之20几，今年又涨了百分之20几，最后变成比军费还要高。维稳的费用之所以这么高，它实际上就是中共不断地用钱和高压来解决暴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共试图在用暴力来解决暴力问题，而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社会维稳费用不断地攀升，也就是中共的镇压成本越来越大，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尖锐。
另一方面，对于公职人员对民众的暴力以及民众被侵权而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公职人员奉公守法、文明执法，一方面加强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安全警卫。不过，在许多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看来，这些措施仍是治标不治本。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何胜凯，朱军等）这些案件的发生可能和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者暴力执法有一定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立法部门来思考，能不能从体制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司法机关是从外在的防范措施来解决。做为司法，首先要做到公正公平，司法权力要受到监督。如果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依靠安保措施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现在最高法院又在说，要拉进民众与法院的距离，还在搞法官那个形象的代言，包括包青天形象，但我想这些还是表面上的，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体制上来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更要执法公正公平、执法为民的理念，这样的话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民众对司法才会更有信心。
此外，对于各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普遍批评，中国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在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恶性杀人以及重庆司法机关审判律师李庄两起案件上，面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有关法院作出了符合社会大多数民众意向的判决。这似乎显示了中国司法的公正公平。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让步仍然掩盖不了中国司法体制不独立的弊端。
章天亮说：就是治标不治本嘛，它每一个社会暴力出现的背后都有很深的社会原因，而这个社会原因又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即时是说想做一点尝试去恢复社会公正，可能在个案上受到民意的压力，他们可能会做一点让步，比如说药家鑫这个案子，可能会在几个小的特殊的引起网民关注的个案上会做一点点让步，但是对于整个司法体系来说，仍是既没有独立公正可言，也没有什么帮助。
中国民间暴力的增多也体现着民众对司法体制的不信任，中国政府长期提倡的官民鱼水情和睦关系的巨大裂痕。为此，中国政府在采取“硬”的策略、也就是大力增加维稳费用的同时，也采用“软”方法，提出和谐治国的理念，但实际效果仍差强人意。綦彦臣认为，减少暴力并非靠“三讲”等道德说教来实现，社会整体道德的滑坡与政治经济体系、政治腐败等息息相关：
我可能说的悲观一点，中国不存在一种理性的道德与财政体系，那么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一个道德的财政体系，穷的老百姓还是穷，富的还是富，富的而且还愿意用暴力去表现自己，比如说某某官二代、某某富二代撞死老百姓，他还要再压一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财政体制，其背后是政治体制，那么中国社会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并不是社会道德普遍坏了，致使政府道德降低了，而是相反，正是公权力不道德，才造成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也就是政治腐败是中国社会暴力普遍化的唯一原因，政治腐败的经济表现就是财政不理性，并不仅仅是某些人在贪污，政治腐败更严重的就是财政不理性和合法的腐败。
章天亮在分析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方略时表示，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和谐只是单向的和谐，是政府维持政权的权宜之计，而不是真正提倡民族社会的道德提升，因此也注定无法起到作用：
所谓中共的和谐并不是说它跟你和谐，而是让你去跟它和谐，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要再去抗议了，但是它镇压起来你的话它就不提和谐的事情了，它所谓这种和谐是单向的。实际上它所提出的口号并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或者达到字典上对和谐一词的定义，而是要达到维持中共政权权力本身的稳定。所以说中共虽然提了很多这种口号，我想它自己也知道这些口号根本不能够起到凝聚民心和解决矛盾这个效果。
另外，章天亮表示，中国社会道德普遍提升、民众关系和谐，可能还会给执政者带来挑战：
如果中国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民众互相之间关系真的非常好，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民间力量，而这种力量本身就是中共所恐惧的，因为如果民间大家都是这么团结，大家像一家人似的，那么如果万一大家一起起来反对中共怎么办？中共维持统治有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让社会粉末化，就是让人和人之间都不互相关心，让每一个人都只“自扫门前雪”，如果你要真的管到“他人瓦上霜“的话，你就倒了霉了，就像高智晟或艾未未一样。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些道德领袖，人品又非常好，同时他的道德魅力会使很多人做他的朋友或者对他非常地尊敬，这样的人一定会是中共打压的对象，因为他对旁人的吸引力本身就等于是在跟共产党争夺群众，所以做一个真正有道德魅力的人绝对会是中共打压的对象，而中共恰恰是想通过这种社会道德沦丧来达成每个人都漠不关心。为什么茉莉花革命在中东、在北非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与那些地方的人的道德感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在突尼斯，一个大学生小贩自焚之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抗议，可是中国因为拆迁、下岗或社会不公等发生了无数次自焚，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没有起来反抗呢？其实我觉得这跟中共长期以来让中国人变得冷漠、让社会粉末化是非常有关系的。我觉得只有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这个社会才是粉末的状态，这也才是中共所希望的状态。
章天亮说： 不解决产生暴力的这个土壤，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产生这种暴力的土壤是司法不公正，司法不公正是因为中共对司法的干预，而对司法的干预又是中国一党专政和独裁政权特性本质所决定，所以你要不这样一直追上去、追到中共体制、不把中共这个制度问题解决掉的话，那么社会暴力的频发事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所以靠中共这样的制度根本就解决不了暴力蔓延的问题，只有解决中共才能够解决暴力蔓延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暴力本身并非不治之症。但若执政者漠然视之或为一己之利而不愿或无力从根源上铲除其滋生的土壤的话，暴力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带来社会动荡,作为直接受害者的中国百姓也许不愿无休止地等待下去。能否顺应时代大势所趋，尽早从体制上根除暴力频发的根源，考验着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智慧、胆魄和抉择，也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听众朋友，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中国社会的暴力问题为您制作的四集系列报道的最后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