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韓戰系列第三十講 中共的收穫·上

2020年10月23日，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大會在北京舉行。

一、血流成河：韓戰造成的巨大死傷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韓戰系列節目，講述第三十講《中共的收穫·上》。

在上一講中，我們回顧了在韓戰停戰協定簽署後，理論上仍然處於戰爭狀態的朝鮮半島上軍事衝突的歷史，點出了韓戰的戰事實際上仍然沒有完全結束的事實。直到今天，北韓和韓國依然沒有擺脫這場戰爭。另一方面，對於被捲入韓戰的世界各國來說，韓戰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戰爭。

我們還是從這場戰爭造成的人員死傷數量開始講起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持續三年多的戰爭當中，損失最爲慘重的是朝鮮半島上的平民。死於戰爭的平民數量，達到了200—300萬的規模。

從1950年6月開戰，到1953年7月簽署停戰協定，參戰各國在三年多的時間裏付出了巨大人員傷亡。在戰爭中，美國軍隊有36573人陣亡、103284人負傷、8075人失蹤、4714人被俘，合計損失152646人。韓國軍隊有多達137899人陣亡、450742人負傷、24495人失蹤、8343人被俘，合計損失達到了621479人。此外，參與這次戰爭的聯合國軍各國部隊，也都付出了一定的傷亡代價。除美韓兩國軍隊外傷亡最大的英國軍隊，共有1109人陣亡、2674人負傷、179人失蹤、977人被俘，合計損失爲4939人。其他國家的陣亡人數，則從數人到數百人不等。

共產極權陣營軍隊在戰爭中的死傷情況，要比聯合國軍更大。其中，傷亡人數最難確定的是北韓軍隊。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北韓軍隊的陣亡人數在215000—406000人之間，負傷人數在30萬以上，被俘和失蹤人數也超過了10萬。總體而言，北韓軍隊的損失人數，約在60餘萬至80餘萬之間。出動空軍參與了韓戰的蘇聯，有299人陣亡。而中國方面的軍事損失，則比上述所有國家都要大。

根據中共軍隊總後勤部衛生部於1957年編寫的《抗美援朝衛生工作經驗總結》公佈的統計數據，在韓戰期間，中共軍隊包括陣亡、負傷、傷病員、失蹤在內的總減員人數達到了978122人，軍隊的總減員率達到了驚人的51.5%。其中，包括死亡和失蹤在內的不可恢復減員人數，達到了174594人。而在這些人當中，死亡人數達到了148793。

然而，上述數據並不能涵蓋中國在韓戰中的全部軍事損失。在20世紀90年代，位於遼寧丹東的抗美援朝紀念館開始彙集中國各地民政部門的統計數據，統計韓戰中死亡的中共軍人及中國支前民工人數。隨着統計的進行，這一數據在不斷增加。根據2010年公佈的數據，所謂的中國“抗美援朝烈士”已被統計到了183108人。到2014年，中國民政部和中共軍隊總政治部又公佈了一個數據，表示所謂的中國“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這樣，綜合各項數據，中國在韓戰中的人員損失，必然超過了100萬。

二、糧食戰爭：中共因韓戰對農民開戰

那麼，付出瞭如此慘重的人員損失的中方，通過韓戰得到了什麼呢？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知名學者宋永毅，在他發表於的2013年的論文《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的起源》中，對韓戰與中共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製造的大饑荒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出色的研究。

宋永毅指出，自從中國介入韓戰之後，便面臨着“軍費浩大、支出暴增”的問題。由於介入了韓戰，中國官方的徵糧額隨之水漲船高。在1949年，中國的糧食實徵稅額以細糧計，達到了248.8億斤。到1951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361.5億斤。1952年，這個數字則是357.8億斤。這樣巨大的徵糧額，自然要通過從農民手中徵收糧食獲得。中共元老陳雲對此曾在1950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爲了滿足徵糧需求，需要“請農民幫忙”，“還是多剝削農民”。

另一方面，通過韓戰，中國的重工業體系開始以國防工業爲重心畸形地膨脹了起來。隨之而來的，則是城市人口在短時間內的迅猛增長。1953年，中國的城市人口達到了7826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萬人。這樣一來，生產糧食的人數變得就更少，農民滿足中共的徵糧需求也變得更難了。在韓戰停戰協定簽署後，中國當局面臨着兩個選擇，一個是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通過發展輕工業改進民生。另一個是繼續維持、加強這一畸形的產業結構。中共所選擇的道路是後者，而後一條道路能夠實現的前提就是加強對農民的盤剝。

從1953年年底開始，中共開始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根據宋永毅的研究引用的材料，當時的中共高層對於統購統銷曾有過不少談話。毛澤東曾表示：“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糧食徵購是對農民進行“改造”。鄧小平則說，統購統銷是對所謂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一次很大的階級鬥爭。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由政府在農村對糧食進行計劃徵購，在城市進行糧食的定量配給。至於向農民“統購”多少糧食，則完全是由官方說了算的。這樣一來，農民在交了被稱爲“公糧”的農業稅後，他們包括種子、飼料、口糧在內的“餘糧”就也成爲了官方徵收的對象。宋永毅指出，中共的這一政策，與蘇共在俄國內戰中進行的殘酷的“餘糧徵集制”沒有區別。

在這樣的政策下，中國當局對農民發動了一場異常殘酷的“糧食戰爭”。在1953—1954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農民因爲“統購統銷”政策被活活餓死，重災區包括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地。這些地方，也正是1959—1962年間餓死了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的重災區。根據宋文的披露，時爲中共四川主要負責人、後來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近千萬巴蜀人民的李井泉，在1953—1954年間就已經對農民表現出了異常的兇殘。僅僅從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就有至少512名所謂“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被當局處決。一些農民奮起進行抗爭，被李井泉定性成了“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破壞活動”，許多人被關押、逮捕、殺害。在“統購統銷”政策的重災區，許多農民因爲抗拒幹部的強迫賣糧，遭到了毆打、綁吊和挨凍等刑罰。在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農民被餓死或者自殺、被中共幹部打死的情況。

除此之外，中共也在1953—1955年間在農村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合作化運動”，將1.1億戶農民組織到了約100萬個農業合作社當中。這樣一來，農民就變成了合作社以及主導合作社的中共幹部的依附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的糧食統購統銷就不需要再直接與農民發生聯繫了，統購與統銷都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農民不會坐以待斃，而是進行了英勇的反抗。在廣西，隨着“統購統銷”政策的開始，不堪中共折磨的農民在1954年1月展開了激烈的抗爭，採取的抗爭手段包括毆打幹部、破壞電線、焚燒糧倉、發傳單寫標語等等。在江西星子，有農民在1955年5月因爲反對徵糧，捆綁了一名區委書記。在浙江青田，還有農民打死了中共的鄉黨支部書記。在安徽、山東等地，也發生過不少民衆毆打幹部、奪回糧食的事件。對於這些反抗，中共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宋文進行的統計顯示，根據目前所能看到的文件，1957年中共治下的各地發生過10次被中共定性成“反革命暴亂”或大規模“暴亂事件”的民衆反抗。其中，有兩次所謂的“暴亂”甚至被中共直接派出軍隊殘酷地鎮壓了，反抗的領袖也都遭到了槍殺。

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大規模的饑荒在1955—1958年之間蔓延了開來。在有的地方，死亡人數達到了成千上萬的級別。例如，在廣西平樂地區，1956年春有上千人在饑荒中死去。在雲南陸良縣，僅僅根據官方的不完全統計，在1958年初，就有12912人因爲徵購造成的缺糧餓死。這樣，在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的前夕，饑荒實際上已經隨處可見，通往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的恐怖道路，已經被中共修好了。而中共之所以能修好這樣一條恐怖的道路，正是因爲韓戰而引發的糧食高徵購。

三、中共製造的慘烈饑荒開始於大躍進之前

以上這些內容，就是宋永毅的出色研究披露出的歷史事實。習近平在中國當局於2020年10月舉辦的紀念中共軍隊入朝作戰70週年講話中，曾經表示韓戰給中共治下的民衆所帶來的，是保衛了民衆的“和平生活”。然而，從史實上來看，這些民衆因爲韓戰所感受到的絕不是什麼“和平生活”，而是一場中共對他們發動的殘酷“糧食戰爭”。許許多多的人在這一過程中被活活餓死、被中共幹部活活打死，也有很多人奮起反抗，遭到了殘酷的鎮壓。事實上，早在大躍進之前，中共製造的慘烈饑荒就已經開始了。

如前所述，根據宋永毅的研究，中共進行這樣規模的糧食徵購，是爲了滿足韓戰帶來的、以重工業爲中心的畸形產業。那麼，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究竟是怎樣建設起來的呢？本系列此前的各講曾經反覆提到，韓戰的實際策劃者事實上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則是執行斯大林計劃的棋子。而作爲棋子的毛澤東在執行了蘇聯的計劃之後，也得到了蘇聯給他的相應報酬。這一報酬，就是大批蘇聯專家援華，幫助中共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工業化的產業格局。這一問題，就是我們下一講將要涉及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