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十五讲《十字路口·中》，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中共窃夺香港主权的历史，及《中英联合声明》的形成过程。1972年，新加入联合国的中共政权利用联合国大会的疏忽，将香港和澳门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移除。在这之后，在邓小平的“战狼外交”和英国的妥协退让下，香港代表被禁止出席决定香港前途的谈判活动，英、中两个大国则在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表示英国会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给中国。就这样，在香港代表全程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的命运被人决定了。
面临着即将被中国极权主义政府统治的前景，香港人只得为了自身命运而奋起反抗，并由此引发了1989年香港市民在街头的大规模抗争。这次抗争与同一年北京发生的抗争息息相关，并导致六四屠杀也成为了许多香港人记忆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香港人在1989年的抗争，会与当时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息息相关呢？六四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先从一件近期刚刚发生的事开始说起了。
今年5月27日，香港警方向历年维多利亚公园六四集会的主办机构、香港泛民派组织支联会表示，拒绝向六四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6月3日夜晚，香港警方如临大敌、严密布防，并对自发点燃蜡烛悼念六四的香港民众进行了大镇压，逮捕了多位市民。在镇压行动中，香港警方还曾举起了紫旗——这面旗帜，是香港警方专门用于在街头恐吓民众的，上面写有民众的行为“有可能构成《港区国安法》的罪行，你们可能会被拘捕及刑事检控”的字样。事实上，在此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六四前夕，香港警方曾就维园六四集会对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自1989年以来，这是香港警方首次这样做。这清晰地表明，自2014年的雨伞革命以来，特别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香港警方已经完全暴露了他们作为中共及港共鹰犬的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年以来，香港民众便有着长年在港岛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悼念六四屠杀的传统。为什么对于这样一场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惨剧，香港民众会不断地进行悼念活动呢？事实上，1989年和六四对于香港的历史来说，也是重要的一页。那时的香港民众，曾试图通过声援中国民主运动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天这一讲，便将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讲述。
二、左右互搏的中共统战术：“民主回归论”与亲共工商界人士
如上一讲所述，随着《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的签署和1985年的生效，英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给中国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尽管中方把英国将香港交给中国的行为称为“香港回归”，然而，此时的香港主流民意事实上并不支持这个所谓的“回归”。根据1982年3月在香港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仅有4%的受访者接受香港“由中国直接统治”、却有70%的受访者“希望香港继续由英国管治”。面对这样的事实，香港人当中出现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香港本来就是一座自由之城，它的大部分居民都来源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躲避中国专制政府暴政而逃难的人群。一部分香港民众认为，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沦陷于中国极权主义政府之手已经无法避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流亡。因此，在1980年代，香港出现了一波向外流出的移民潮。在1982—1989年间，总计有15万港人移居海外。其中，1987年和1988年的外流移民数分别达到了3万人和4.5万人，其中包括程序员、系统分析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法官、医护人员、工程师等大批专业人士。
还有一批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人士，则在此时突然抛出了一个名为“民主回归论”的理论。这批社运、学运人士大多崛起于1970年代香港的“反贪污，捉葛柏”及历次民众维权活动，对于香港政府迟缓的民主改革本就有诸多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不满英国人的统治，抱有“反对殖民主义”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对中共抱有强烈的幻想，认为所谓的“香港回归”能使香港归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而促进香港的民主化改革和社会福利事业。因此，他们提出了于香港主权被移交给中国后在香港实行民主自治的理论，也就是“民主回归论”。成立于1983年1月的政治团体“汇点”，便是首个公开主张“民主回归论”的组织。
对于这些人士，中共进行了大力的统战。1983年，一批“民主回归派”人士到访北京，受到了中共的欺骗与蛊惑。在回到香港后，他们便开始非常积极地宣扬起“民主回归论”，试图影响香港社会的舆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尽管香港社会中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香港民众始终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不得不说与这些“民主回归派”的舆论工作有关。1984年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总理赵紫阳，表示在所谓的“香港回归”后希望“坚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则”。赵紫阳于同年5月22日回信，称“我很赞扬同学们基于自己的责任感对祖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维护香港稳定繁荣所表达的真诚意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香港大学发现赵紫阳许诺民主治港信函》，BBC中文，2014年1月9日）中共高层的这样一种承诺，使得“民主回归派”的士气更加旺盛。
在1980年代，中共对香港的统战工作事实上是无孔不入的。除了统战“民主回归派”外，中共也在这一时期与香港社会的工商业企业主展开了合作。一方面，此时刚刚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共急需吸引外资，而近在咫尺的港资就是中共重点吸引的对象。此时的香港经济，正处于产业不断升级的时期。一批港商受到中共种种优惠政策的吸引，将制造业从劳动力成本更高的香港转移到了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从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吸引的第一笔外资。另一方面，中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对香港的投资力度。许多中资企业在香港进行融资后，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所谓的“香港企业”，再以这一身份利用中国的种种优惠政策北上投资，成为了中国境内的“外资”。在此过程中，这些中资企业也和香港的金融、服务行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中共与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便拥有了庞大的共同既得利益，甚至不少中资企业与港资企业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而在这些与中共产生了利益绑定的香港工商界人士中，不少人自然便沦为了亲共人士。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被中共以经济利益统战的香港工商界人士中，相当数量的人士成为了此后香港本地政治中的“建制派”；在被中共以意识形态统战的“民主回归派”中，相当数量的人士此后成为了香港本地政治中的“泛民派”。从表面上看，建制、泛民两派的政治观点是对立的。但是，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与统战，却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从这两方面入手，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左右互搏”的局面。
三、“民主回归”泡影的破灭：六四与香港
1989年4月，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以北京为中心，在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不少香港“民主回归派”人士看到了通过响应这一运动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反过来促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的可能。大批香港民众则意识到，如果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那么当已经无法避免的“香港回归”到来时，香港的主权将落入恐怖的极权主义中国手中。因此，为了香港人的未来，上百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投入了声援八九民运的抗争中。
5月20日，面对北京汹涌的抗议人潮，中共宣布了戒严令。消息传到香港，5万香港民众于同一天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并在风雨中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示威，抗议中共的戒严令。次日，上百万民众走上了街头，以民主派人士司徒华为主席的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也在同一天成立。5月24日，支联会在维园进行了要求李鹏下台的10万人集会。到了5月28日，上街游行声援八九民运的香港民众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50万，而当时香港的人口一共是约560万——这样规模的游行，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中才重新出现于香港街头。
然而，北京的情形却急转直下。1989年6月3日晚，在邓小平的命令下，中共军队冲入北京城，用坦克和子弹对抗议的市民和学生进行了持续到次日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屠城，将规模浩大的八九民运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愤怒的香港民众，于6月4日在港岛的跑马地进行了20多万人的黑衣素服集会。然而，这样的集会，无法改写已然发生的事实。中共在全世界媒体的摄像机面前公然出动坦克屠杀北京市民和学生，清晰地向香港人民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掌权，无论是实行毛式社会主义路线还是“改革开放”路线，中共的本质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组织一直是一个残杀民众、血腥镇压人民的极权主义犯罪团体。从这一天起，许多香港人觉醒了——所谓的“民主回归论”，不过是一个梦幻泡影。中共作为一个共产极权主义团体，是不会进行民主改革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在本质上和毛泽东掌权的中共没有任何区别。
这样一来，一个极其可怕的前景就被摆在了香港人民面前：所谓的“香港回归”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香港人究竟应该怎么办，才能面对这个必然到来的黑暗结局？促进香港本身的民主化改革，建立坚实的香港民主政治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对策。然而，香港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的滞后，却使实行这一对策的时间窗口变得异常狭窄。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来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那么，究竟为什么香港的民主化改革会如此滞后呢？它背后的原因，又是否仅仅是因为英国人不愿意给予香港人民主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