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人真的不想给予香港民主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十六讲《十字路口·下》，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1980年代中共对香港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因这种渗透而产生的“民主回归论”思潮和香港亲共工商界群体。随着《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的签署和在1985年的生效，香港将在1997年沦入中共之手已成为无法避免的悲惨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民众通过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式，试图避免自己在1997年落入共产极权政府的统治。1989年，上百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对中国的八九民运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然而，六四大屠杀的枪声却使这次声援无果而终。这次屠杀清楚地告诉了香港人民一个事实：无论是否实行“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中共的本质都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极度嗜血残暴的极权主义犯罪集团。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民主化改革建立坚实的香港民主政治体系，就成为了一个抗击中共的对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依然是严重滞后的。在英治时代，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为什么会进行得这么缓慢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
去年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在这次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前一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称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一事进行了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这个提问时，厚颜无耻、信口开河地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在英国对香港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当中，历任港督都是由英国委任的，香港没有民主，港人也从未享有真正的自由……英方现在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幌子干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法治，这是殖民者操弄双重标准为他国添乱、添堵的惯用伎俩。香港‘回归’后，香港居民才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
汪文斌发表这段言论时，中共和港共正在通过“国安法”在香港实行红色恐怖。他所说的“香港回归后，香港居民才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可以说比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言论还要可笑。不过，汪文斌这段言论中的一个论点，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在英治时代，英国人真的不想给予香港民主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了。
二、通往立法局议员选举的漫长道路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将时间前移到20世纪40年代。
如本系列的第八讲所述，在二战结束后，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曾计划进行民主改革和种族政治平权。尽管英国政府在1947年7月从原则上批准了这项计划，但该计划却被政治立场相对保守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否决了。尽管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中交涉中，双方仍然谈到了在香港进行民主化改革的问题。
根据英国在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记载，1958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英方访华人员时，曾经说出过这样一段话：“任何将香港编成自治领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曾向英方提议，应当在香港的新界建立一个自治政府，而这一提议碰触到了中方敏感的神经。1960年10月29日，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会见香港亲共工会代表时，说出了如下一段话：“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会成功。但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疑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新界。”（《为何英国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辅仁文社，2014年1月11日）
在中国当局如此气焰嚣张的威胁之下，英方不得不在香港民主化的问题上作出谨慎的考虑。中方心知肚明的一点是，如果英国在香港进行民主化改革，那么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将会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最终则很可能走上独立自决的道路，正如20世纪60年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那样。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将很难再吞下香港了。因此，中共一方面通过周恩来和廖承志赤裸裸的口头威胁阻止英方在香港进行民主化改革，一方面又在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上下其手、阻止香港人民获得自决权。在英方看来，香港是一处军事上不易防守的海滨区域，难以进行长期坚守。因此，在香港民主化的问题上，英方长期采取了尽量避免得罪中共的方针。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英国高层一致认为，“若英国让香港人普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中国必定强烈不满”，并导致中方提前占领香港。
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的政治体制依然是由港督和行政高官裁断大事的“行政主导”，理论上代表民意的立法局中没有由民众投票选举出的代表。唯一拥有部分民选议员的机构，则是每个月召开会议，负责服务相关法律的修订及财政事务的市政局。在二战结束后的1952年，市政局仅有两名民选议员，此后民选议员数量不断增多。到1973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改组市政局，将市政局议员人数定为24名，其中12名为委任议员、12名为由不超过香港总人口12%的选民选出的民选议员。客观地说，这样的政治体制，无疑是相当缺乏民主因素的。
由于政治改革进程缓慢，直到1982年，香港政府才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下一步动作。这一年，香港政府开放了第一届区议会选举，在香港18个行政区的490个区议员议席中，开放了132个民选议席。而在这之前，区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的。接着，在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Edward Youde）任上的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布了《代议政制绿皮书》，提出在1985年以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立法局里57个议员中的24个，其中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各自选出12人。选举团的人员构成，包括所有市政局、区域市政局（按：区域市政局于1985年设置）和区议会议员。所谓功能组别又被称为“功能团体”，由指定的部分商会和行业构成。此外，《绿皮书》也提到将在1991年实现行政局的部分议员由立法局推选。然而，由于在同年10月的行政局会议上，部分立场较为保守的商界人士反对推行立法局议员直选。因此，香港政府于1984年11月21日发布的《代议政制白皮书》中，又提出将会到1988年才会考虑实行立法局议员直选。
三、姗姗来迟的立法局议员直选
1985年9月26日，香港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立法局选举。在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中，有7名是民主派人士，包括法律界的李柱铭与教育界的司徒华。不过，在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中，商界人士则有着明显的非民主派立场——这一现象，与中共对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统战是相关的。
1986年12月，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尤德的继任者，为来自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通”、第二十七任港督卫弈信（David Wilson）。在香港历史上，卫弈信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任港督——因为在对中共的交涉中，他的态度实在过于妥协了。而在中共即将于1997年控制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改革迫在眉睫的时候，卫弈信的改革步伐又迈得实在是太小了。
1987年4月9日，卫弈信就任港督。在就职典礼上，卫弈信表示政治制度改革应该“审慎从事，珍惜安定，循序渐进”，从而“有利吸收投资”。同年5月27日，香港政府发布了《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向香港社会咨询是否应当在1988年进一步改革立法局选举制度，以及是否应该在那时在立法局中引入议员直选制度——这一制度改革，被称为“八八直选”。民主派人士为此进行了四次具有公信力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45%—55%的受访者支持“八八直选”，反对者则仅有8%—12%。此外，上万名民众也于1987年9月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争取八八直选集会”。11月，香港政府设置了民意汇集处，用于搜集民众对“八八直选”的意见。香港的亲共势力和中资公司随即闻风而动，印制了样板信件，里面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反对“八八直选”的内容。结果，在香港政府搜集到的意见书中，有67%表示反对“八八直选”。令人喷饭的是，在所有94270份反对意见中，足足有73767份是预先印好、完全相同的样板信件。更令人喷饭的是，卫弈信政府竟然将这73767份一模一样的样板信件，算作了73767个“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卫弈信政府便在1988年2月11日发布了《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白皮书》，表示不会进行“八八直选”，而是将在1991年才会在立法局中设置部分直选议席。
经此一役，民主派士气大跌，亲共派则进行了全面出击，并得到了中资公司的资助。在1988年9月22日的新一届立法局选举中，民主派大败。不过，在接踵而来的1989年，上百万香港民众走上了街头声援八九民运，中共发动的六四大屠杀则惊醒了香港民众。因此，在1991年9月12日—15日举行的立法局选举中，民主派大获全胜，在18个直选议席中拿下了16席。为了形成对民主派的议会多数，卫弈信竟然委任了18名商界反民主派人士进入立法局。这些商界人士，代表了香港政坛中亲中共的建制派力量。从这时开始，香港议会政治中建制派和民主派二元对立的格局就形成了。这一格局，直到2020年11月香港立法会民主派总辞的发生才宣告彻底终结。
由于卫弈信对中共不断妥协退让，伦敦方面对他失去了信心，决心不再让他继续担任港督。1992年7月3日，卫弈信离开了香港。六天以后，新一任港督、也是最后一任港督到任，他便是英国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到这时，距离中共夺取香港已经只剩下五年，处在十字路口的香港陷入了空前巨大的危机中。这个略微发胖、和蔼可亲，被香港人称为“肥彭”的末代港督，究竟能否力挽狂澜，在1997年那黑暗的一刻降临之前，在香港尽量留下民主与自由的种子呢？事实上，作为历史上最受民众欢迎的港督之一，彭定康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在香港英治时代的最后五年，香港迎来了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就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彭定康时代。